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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儒朱熹一生都跟书院有挺多的关系，他学习、教书、讲学大概经历过几十个书院，而他亲手创办者总计有四家，分别是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崇安武夷精舍，而这最后一家也成为了朱熹的养老之地，而后他终老于此。 武夷精舍初名竹林精舍，到了宋绍熙五年，朱熹将竹林精舍扩建，而后又更名沧洲精舍，到宋淳祐四年，宋理宗将其更名为考亭书院，而后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考亭书院位于福建建阳市童游镇考亭村，这里距朱熹的老家五夫镇有挺远的一段路。朱熹为什么要跑到这个地方来建一个书院，按照福建文史专家方彦寿先生的考证，大概有三个原因，一是承父遗愿。朱熹的父亲朱松大概在宋宣和五年路过此地，觉得这一带的山水很好，就想移居到这里，但最终没能实现。朱松有一位不错的朋友，名叫陈国器就住在考亭，这二人之间有不少的诗词唱和，可见朱松欲迁居到考亭也是因为这么一位友人在，可惜朱松生前未能如愿，后来朱熹有了机会迁居到考亭，也有实现父亲遗愿的意思。 朱熹移居考亭之后，曾写过一篇《迁居告家庙文》，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卜葬卜居，亦既累岁。时移事改，存没未安。乃眷此乡，实亦皇考所尝爱赏而欲卜居之地。今既定宅，敢伸虔告，以安祖考之灵。”由这句话就可看出，朱熹迁居此地建成房屋之后，首先就是将此事报告给自己的先人。关于朱熹迁居此地实现父亲遗愿的说法在清王懋竑的《朱子年谱》中也有印证：“先是韦斋尝过其地，爱之，书日记曰：考亭溪山清邃，可以定居。至是率成，韦斋之志迁焉，以六月落成而居之。”
而朱熹迁居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避凶趋吉。宋绍熙二年，朱熹的长子朱塾病逝于老家五夫，而在此之前，朱熹的夫人也已去世，这些变故当然对朱熹的心理都有影响，于是他想离开此地，希望能够换一种心情，这种心态他在《答陈同父书》中也有直言：“亡子卜葬已得地，……五夫所居眼界殊恶，不敢复归，已就此卜居矣。”而朱熹选择迁居考亭的第三个原因，方彦寿认为则是朱熹之前的所建三所书院都因为地方小而弟子众多不够使用，所以他想建一个大一点的教学场所，既有居住之地，也有宽敞的教学之地，朱熹在《答蔡季通书》中说：“书堂高敞，远胜云谷、武夷，亦多容得人，他时尽可相聚也。” 到了宋绍熙五年，新居建成，当时起名为竹林精舍。在建造规划之前，朱熹已经考虑到要在这个新居里建造藏书楼，他在《答吴伯丰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衰晚遭此祸故，殊不可堪。……此间寓居近市，人事应接倍于山间。今不复成归五夫，见就此谋卜居。已买得人家旧屋，明年可移。目今且架一小书楼，更旬月可毕工也。其处山水清邃可喜，陈师（思）道、伯修两殿院之故里也。”
朱熹明确提到，他的新居规划中有一座小书楼，但方彦寿经过考证，认为朱熹在考亭的新居确实有藏书阁，但却有可能不是一间独立的建筑：“朱熹在考亭曾辟有‘藏书阁’，可能不是一座单独的建筑物，而只是清邃阁楼上的一间或数间书室。”方先生以朱熹的门人万人杰的所言为证：“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宋庆元三年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先生是年正旦，书于藏书阁下东楹。” 这里提到的清邃阁本是朱熹住宅的名称，而非书楼之名，按照各种资料推论，大概这清邃阁的楼上是居室，而楼下则作为藏书之所，但这种推论似乎也有点儿问题。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七中有这样一段话：“登先生藏书阁，南轩题壁上题云：‘于穆元圣，继天测灵；开此谟训，惠我光明。靖言保之，匪金厥赢；含金咀实，百世其承！’意其为藏阁铭也，请先生书之，刻置社仓书楼之上。先生曰：‘只是以此记书厨（橱）名，待为别做。”
这段话的第一个字就是“登”，以我的理解，“登”虽然是登楼，如果朱熹的藏书是在一楼，大概不会用这个“登”字，比如王之涣的名篇《登鹳鹊楼》，因为有楼，才会有登，因此我觉得朱熹的藏书阁可能是一座独立的建筑，而非只是居所的楼下，更何况朱熹给自己的24个书橱命名了24个字，即此可证，他的藏书量不小，更何况古代的书橱体量都较大，如果只是在楼下客厅摆放这24个书橱，似乎难以盛的下，更何况建造居所和书院之时，正是朱熹比较拮据的一个阶段，盖房的钱大多是借来的，如此说来，他不太可能盖出面积很大的居所。
还有一个意向点，那就是朱熹曾说过：“今且造一小书院，以为往来干事休息之处，它时亦可藏书宴坐。”他说自己造的这个书院并不大，除了在此讲学居住，同时也可以藏书及会客，如此说来，他建造考亭新居至少有这么四种想法。如果将这四种想法全部实现并且建在一个楼内，恐怕这有悖他希望扩大地方的初衷之一。究竟情况如何？因为当年朱熹的旧居今天已经拆的没有了痕迹，故而很难印证他的藏书楼是单独的一座，还是在居室的楼下。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朱熹在考亭所建新居有数量不少的书藏在了这里。 当然，朱熹建此精舍不是为了闲居，他更多的是要在这里教学育人，在这个阶段，他培养出了大量的著名弟子，其中最著名者有蔡元定、黄幹、蔡沈、刘焓、真德秀、陈淳，这些人而后都成为了中国儒学史上名气很大的人物。正因如此，考亭书院被后世称为“南闽阙里”，而“阙里”本是孔子的教学之处，将考亭书院视之为福建的阙里，即此可知，这个书院在中国学术史中有着怎样的重要地位，而朱熹在这里培养出的一大批理学名家，也被后世称之为“考亭学派”。
其实我对朱熹如何教学也特别感兴趣，因为他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成了名气极大的人物，如果成了大人物，不知会不会在教学时板着面孔训斥弟子，但《朱子语类》里记录了很多朱熹在教学时所说的话，读到这些语句，感到他也并非是那种高高在上的教学姿态。虽然我没有查到他跟弟子开玩笑的记录，但是如何能够读好书，他也确实是对弟子们有着苦口婆心的教诲，我引录他的几句话：“读书之法，先要熟读。须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说道是，更须反复玩味。读书之法：读一遍了，又思量一遍，思量一遍，又读一遍。读诵者，所以助其思量，常教此心在上面流转。若只是口里读，心里不思量，看如何也记不子（仔）细。” 这样的不厌其烦，如果放到现在，肯定能评上特级教师，可惜他的这种教诲已经说了八百年，我到今天读书还是不能这么认真，很多书读上一遍就扔到了那里，哪会像他说的这样，读一遍想一遍，接着再读一遍，我只能以资讯发达读不过来为借口了。其实朱熹所言的精读之法，也指的是对传统经典的阅读，如果任何一本书都是这种读法，我料想他也读不过来，毕竟在宋代已经有了大量书籍的产生，而朱熹本人也是一位书籍的制造者。
我所说的书籍制造是指两个概念，一是指书的创作，二是指书的出版。而这两件事朱熹做的都很不错，写书当然就不用说了，朱熹作为大儒，他绝对是宇宙流的大家，他一生所写的著作大名成了后世的名著，以学术成绩而言，能够代表他最高成就的，就应当是《四书集注》了，这部书后来成为了官方指定的必考之书。 朱熹首次刻印此书是在宋淳熙九年，而后又几经补刻，他到了考亭后又对此书做了进一步修订，最终形成了该书的定本，因此考亭也是朱熹撰述的最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朱熹也受到了打击。宋庆元二年，当朝宰相韩侘胄将理学视之为伪学，朱熹的所有著作被禁，这个阶段朱熹只能在考亭独自著书，这应该是他很苦闷的几年。他对韩侘胄的痛恨可想而知，但他也不能站出来对抗，于是就写了一首词，我把这首词抄录如下： 《水调歌头》 富贵有馀乐，贫贱不堪忧。谁知天路幽险，倚伏互相酬。请看东门黄犬，更听华亭清唳，千古恨难收。何以鸱夷子，散发弄扁舟。 鸱夷子，成霸业，有馀谋。致身千乘卿相，归把钓渔钩。春昼五湖烟浪，秋夜一天云月，此外尽悠悠。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州。 这首词中的“东门黄犬”指的是秦承相李斯因遭人陷害而被腰斩于咸阳，在临刑之时，他说了句“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故而“东门黄犬”被后世喻之为：为官而遭人陷害，想抽身离开时，已经后悔来不及了。而这“华亭清唳”原本作“华亭鹤唳”，典出《世说心语》，是讲陆机感慨自己悔入仕途。朱熹在这两个典故后面评价了一句“千古恨难收”，即此可见那时其心态。
朱熹不止是著述，那些年他每到一地都会刊刻出版书籍，所出之书除了自己的著作，他也会刊刻朋友或他人的著述，并且他的出版事业搞的还很有名气，曹之先生在《中国古籍版本学》中赞誉道：“朱熹一生在学术上颇有建树，他不仅是一位著名学者，而且是一位杰出的出版家。”曹之在这里对朱熹的出版事业用了“杰出”二字，这个评价确实不低。那时朱熹忙着著述、忙着教学，为什么还要努力地搞出版呢？ 微信号：zhilanzhaiweili 藏书家韦力的古书之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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