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族有著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華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終没有中斷、連續五千多年發展至今的文明，是人類智慧的瑰寶。在世界文明史上，先後出現過古巴比倫文明、古埃及文明、古羅馬文明、古印度文明和中華文明等，這些古文明，有的衰落了，有的消亡了，有的融入了其他文明。而中華文明，以其頑强的凝聚力和隽永的魅力，歷經滄桑而完整地延續了下來。 中華民族的文化之所以千古傳承、不斷豐富發展而没有中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古人給我們留下了大量的典籍，其數量舉世罕見。這些經典，讓中國古聖先贤的聖賢教育代代都能培養出聖賢君子，使得中華民族無論在何種境况下都後繼有人，讓傳統文化的薪火始終不滅。這些經典，不僅讓中華民族的後世子孫蒙受福蔭，也不斷傳播到世界各地，給世界人民帶來和諧安定。 在我國歷史上，就曾經有這樣一部書，不僅開創了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貞觀盛世」，而且還遠渡重洋，被日本天皇和臣子奉爲圭臬，創造了日本歷史上的兩朝盛世。然而這樣一部偉大的著作，却在我國歷史上因爲失傳了一千多年，一直鮮爲人知。這部書就是——《群書治要》。 《群書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公元五九九年—六四九年）于貞觀初年下令編輯。太宗十八歲隨父從軍，起義平定動亂的社會，戎馬倥傯十餘年。二十八歲即帝位後，偃武修文，特别留心于治平之道，休生養民。唐太宗李世民即位第二個月，便下令在弘文殿聚書二十萬卷，設立「弘文館」，即爲國家藏書之所，亦爲皇帝招納文學之士之地，集聚了褚亮、姚思廉、蔡允恭、蕭德言等英才，「聽朝之際，引入殿内，講論文義」「或至夜分而罷」。每當朝廷議事之後，唐太宗便延請衆人同入弘文館，向衆賢士請教治國良策，以爲日後施政良方。 儘管諸賢士日夜在弘文館輪值，但是也并非時時隨侍在太宗之側，而且古代經典卷帙浩繁，很難遍覽，即使是遍覽群書，也恐有不得其精要的遺憾。太宗有感於此，故而産生編撰《群書治要》的想法。對此，《新唐書·蕭德言傳》記載如下： 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詔魏徵、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裒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帝愛其書博而要，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公等力也！」賚賜尤渥。 《群書治要》一書，整理歷代帝王治國資政史料，擷取經、史、諸子百家中有關修説，實爲一部「用之當今，足以鑒覽前古；傳之來葉，可以貽厥孫謀」的治世寶典。 唐太宗在讀《治要》後，在《答魏徵上〈群書治要〉手詔》中感慨道：「朕少尚威武，不精學業，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觀所撰書，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使朕致治稽古，臨事不惑。其爲勞也，不亦大哉！（見《全唐文》）」唐太宗特令繕寫《治要》十餘部，分賜太子及諸侯王以作從政龜鑒。 貞觀九年，唐太宗再次總結閲讀《治要》的感受説：「手不釋卷，知風化之本，見政理之源」(見《貞觀政要》)。由此，可知唐太宗及其群臣之所以將《治要》作爲創建貞觀「盛世」依據的道理了。 此外，按照宋代王應麟編撰的《玉海》引用《集賢注記》一書上記載：天寶十三載十月，敕院内别寫群書政要刊出。另外，在李蘩《和鄴侯家傳》裏面也提到：「『朕欲知有古政理之要，而史籍廣博，卒難尋究，讀何而可。』對曰：『昔魏徵爲太子略群書之言理道者，撰成五十卷，謂之群書理要。』」可見，唐朝的人對這本書一直以來都是非常重視的。 如此珍貴的一部典籍，然因當時中國雕版印刷尚未發達，此書至宋初已失傳。所幸者，此書經由日本遣唐使帶到日本，從此被日本歷代天皇及皇子、大臣奉爲圭臬，成爲學習研討中華文化的一部重要經典。根據日本島田翰著的《古文舊書考》稱：「《續日本後記》載：『仁明天皇承和五年（唐代開成三年，公元八三八年），天皇御清凉殿，令助教（日本官名）直道宿稱廣公讀《群書治要》。』」日本《三代實録》云：「清和天皇貞觀十七年（「貞觀」是日本第五十六代天皇年號，相當唐乾符二年，即公元八七五年）四月，天皇讀《群書治要》。」由此可知，《群書治要》在唐文宗時已傳入日本。至唐僖宗時，日本清和天皇仍然「與大臣共研讀之」。據考，日本嘉元（日本九十四代天皇年號）四年（相當元大徳九年，即公元一三零五年）二月十八日，《群書治要》「以右大辦（日本官名）三位經雄卿本書寫點校畢」。可見此書流傳到日本後，一直受到日本天皇的高度重視。因此，日本人林信敬在《群書治要》天明本的校正序裏就説道：「我朝承和、貞觀之間，致重雍襲熙之盛者，未必不因講究此書之力。」指出日本承和、貞觀年間（約公元八三四-八七六年），社會呈現出安定繁榮的盛世局面，未必不是借助這本書的力量所成就的。 據日本尾張國校督臣細井德民在天明五年（公元一七八五年）刊印《群書治要》時寫的考例中記叙，早在公元十三世紀日本鐮倉幕府第五代武將軍北條實時（亦稱金澤實時），因其「好居書籍」，故在發現《群書治要》後，請中秘書寫「以藏其金澤文庫」，《群書治要》因此得以傳世。後來，此書歸德川家康，他在得到這個本子後，曾於一六一六年（日本元和二年）正月命令用活字排印。但此時的《群書治要》已經缺失卷第四、卷第十三和卷第二十，殘存四十七卷了。半年後，《群書治要》印成五十一部，每部凡四十七册。不幸的是，此時德川家康突然去世，印本只是分贈給了德川家康的後裔尾張、紀伊兩家藩主。事實上等於没有公開發行，所以流傳在外的不多。一七八一年，也就是日本天明元年，尾張藩主家的大納言宗睦，有感於《群書治要》未能流布，便從楓山官庫中借得原「金澤文庫」藏僧人抄本《群書治要》，重新校刊。一七八六年（日本天明六年）重印本告成，分贈諸藩主和各位親臣。這就是今天流傳于世的天明本《群書治要》。寬政八年（公元一七九六年）尾張藩主家以五部移送長崎海關掌管近藤重藏，托其轉達中華。近藤氏以一部存長崎聖堂，一部贈諏訪社，三部贈唐商館，由中國商人攜回，《群書治要》重回中土。嘉庆七年，鲍廷博辑《知不足斋丛书》，序中已言及天明本《群书治要》。其后，《群书治要》入阮元辑《宛委别藏》。民國年間，商務印書館曾將《群書治要》重新排校出版。《群書治要》得以傳世。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我國原駐日本大使符浩先生通過日本皇室成員獲得一套天明版《群書治要》，后帶回國交由吕效祖先生點校，先後出版了《群書治要》點校本和《群書治要考譯》。原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勳曾爲該書題詞：「古鏡今鑒」。 爲了讓這一罕見的治世寶典利益當今世人，这次我們將此書進行了注釋和白話翻譯，并補録了亡佚的三卷，以便於當前人們學習。 《群書治要》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精粹集成、世代治國安邦的經驗彙編，是中華先哲留給我們最寶貴的財富，相信一定能够爲當代構建和諧社會乃至和諧世界提供寶貴的經驗借鑒。 「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研讀《群書治要》，可以達致「君」學可以治國、「臣」學可以輔政、「民」學可以齊家的效果。願我輩同仁，共學此書；願古聖先賢之教誨，利益世人，和諧世界。 《群書治要譯注》學習小組於壬辰年春月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