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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丽，山东舜翔（枣庄）律师事务所。 联系方式：13869468125，0632-8620909 联系邮箱：liucai_1975@163.com 办公地址：枣庄市薛城区武夷山路1518号枣庄国际大厦7层 关键词 非法占有、借贷式诈骗、反证 非法占有目的在侵财类犯罪中是重要的待证事实，在司法实践中是刑罚裁量的难点和关键点。笔者发现，近年来发生在熟人之间的诈骗犯罪不断增加，在认定过程中，常常标准不一，但是关键问题无外乎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问题，下面，笔者结合实际案例，谈谈一下该法律要件在此类司法实践中的认定问题。 正文 一、参考案例 案例一 嫌疑人张某和被害人刘某系男女朋友关系，双方交往过程中，嫌疑人张某常常以近亲属的工厂需要经营周转为由，问刘某多次借款，少则几千元，多则十几万，几年下来，累计欠刘某二佰万元左右。实际上，该张款项大部分用于对外放贷收取利息，少部分用于归还欠款。张某无力偿还上述款项，举家外逃，后被抓获归案。法院经过审理，以诈骗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十一年，张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案例二 嫌疑人赵某系某机关工作人员，几年前，谎称自己哥哥的采石场需要用款，而向周围同事借款并许以利息，合计二三百万元，其实赵某将所获得款项均投资股市，他哥哥并不知情。由于股市不景气导致赵某血本无归，无力偿还借款，赵某遂逃匿。法院经过审理，以诈骗罪被判处赵某有期徒刑十二年。 案例三 嫌疑人王某系国有银行工作人员，工作之余自己筹集过桥资金帮助客户归还贷款，并借此赚取高额利息。由于股市低迷，王某几百万元股市资金蒸发，导致资不抵债。此时，王某隐瞒自己的真实资金状况，继续向朋友甲、朋友乙借钱。王某谎称自己朋友需要用钱，但是自己愿意作为债务人承担还款责任并出具借据，由于甲乙二人此前一直和王某互有经济往来，相识多年，因此不疑有他。实际上，王某将上述款项直接让甲乙汇给自己的债权人，作为自己归还欠款。后来，由于上述款项不能按时归还，甲乙二人均以民间借贷为由向法院起诉并陆续进入执行阶段，王某涉及民间借贷被银行辞退，因无力归还上述款项逃匿。事后，甲乙又以诈骗报案，王某主动投案。 案例四 嫌疑人夏某系某国有公司员工，工作中，夏某说服单位同事办理信用卡并将信用卡借给夏某使用，并未说明款项用途，夏某给同事们出具借条并给付高息，夏某收到上述信用卡后刷卡取现，将所获取资金用于近亲属经营的企业归还债务，后连夜失踪。后因该企业无力偿还债务被强制执行，本案案发。经查，夏某共借了三十个信用卡，刷卡总金额百万元。公安机关以诈骗罪立案，检察机关未批捕。 二、司法审查中常见的问题 从上述案例来看，都是发生在熟人之间以借为名的诈骗行为，行为人辩解和司法审查的焦点问题也都是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非法占有目的，是一个需要推定的主观事实，根据客观行为反应主观目的的基本规则，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都习惯从客观行为中寻找、研判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并因此总结了类案经验和习惯性规则。综合目前有效的几个司法解释来看，推定条件不外乎：1、虚构主体或提供虚假担保，根本不可能履约的；2、款项用于挥霍性支出、犯罪支出，导致不可能归还的；3、携款潜逃或者隐匿的；4、以小骗大的。 在司法适用过程中，笔者发现，在熟人之间发生的非典型性诈骗案件类型中，认定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个法定事实时，常常存在以下问题。 唯行为标准入罪 目前，我国关于非法占有目的的法律文件中，不约而同的进行了提示性、列举性规定，常常在满足这几个条件下，就推定认为属于非法占有目的。鉴于司法解释规定的如此详细，司法人员在适用的时候，便产生了司法的极简主义倾向，把这个难以认定的主观事实套用在客观公式中，对号入座，不再考虑案件的种种因素和被告人辩解。在熟人之间发生的诈骗案件，由于感情基础较好，被害人交付财物时常常忽略行为人的借款事由，此时，即便行为人虚构借款事由，存在欺诈行为，也不能依据行为特征直接推定入罪。 手段行为直接推定目的行为 比如案例三，行为人使用了虚假的理由从被害人处“借”到了款项，并且也隐瞒了真实的资金用途，手段行为的虚假性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该手段行为是否能直接推定出目的行为，即假的是否就是诈骗犯罪，尚存在较大争议。实务中，很多司法工作人员不再详细考虑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的区别，在论证犯罪时，看到了假的行为或者骗的行为，就直接推论到整体的目的行为。 无限扩大履约能力要件 实务中，对于诈骗类案件的主观判断，很多人还是以朴实的价值观来推论，比如“你根本还不上，所以借钱就是不可能归还”、“你拿着钱去归还债务，就是不打算归还，所以就是诈骗”、“事后逃匿就是逃避还款责任”……笔者认为，履约能力和履约意图不是同一要件，行为人在发生经济行为时，是否具有履约能力，不是判断主观故意的必要条件，行为人是否有履约意图才是关键事实。如果行为人想还而因为客观条件不能还，即便在举债之时没有履约能力，也不能就此推定主观上的诈骗故意。 径直排除民事合理性 在刑民交叉案件中，或者行为人以民事行为作为表象和载体时，比如案例三，毕竟双方签订了民事借款协议，而且被害人也因此进行了积极的民事诉讼主张，并进入执行程序，这些事实特征不是一个简单的“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在此类案件中，行为人的经济交易行为被冠以规范的民事行为表面特质，司法中就要首先论证民事行为是否存在，以及该民事行为的客观真实性，而非一概以“实质违法性”为由排除对案件所涉民事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三、借贷式诈骗案件认定非法占用目的需要遵循的几个原则 正如本文开篇所谈，笔者认为，在熟人之间借贷式诈骗案件判断非法占用目的要件时，要遵循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把握类罪的法律逻辑，不拘泥法律的列举式规定 非法占用目的这个事实在法律生活中之所以难以判断，因为它是一个主观事实，属于思想意识形态范畴，不容易被物化和固定，具有多面性、易变性，在判断之前，首先应尽可能还原客观事实，提炼出可用的法律事实。 在分析判断的过程中，笔者不赞成用法律条文直接对照使用，应当按照法律条文所体现的法律价值从宏观上进行把握。比如，非法占有目的之所以作为犯罪构成要件，规定在侵财类犯罪中，是基于这类犯罪构成的提示性规定，即这类犯罪必须具备这些犯罪构成要素，才能得出刑法上的否定性评价，才能与即将到来的刑罚裁量相适应。而非法占有目的，属于对诈骗类犯罪的要件提示，它的存在，更全面的揭示了诈骗犯罪的法律特性和应受惩罚性，也使得某个具体行为具备了某种类犯罪的特征。同时，这个目的的判断要迟延于手段行为判断之后，我们只有对手段行为进行了全面分析后，能够得出一个“欺骗”的结论，才能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主观故意的判断。 事实推定过程中高度重视审查反证 熟人之间的经济行为常常是无因可追、无理可询，它这类行为的特点是，在行为实施时简单、顺畅，行为发生后发生争议时我们反溯结果的原因力时，却发现几乎呈现“有理说不清”的状态，即便是他们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也常常缺乏法定的规范要件和明确的意思表示，所以极大的增加了司法者的裁判难度。这种情况下，更加要严格秉承事实推定的基本原则，即推定过程中必须一推到底，且不能出现反证。 熟人之间的经济行为常常出现的反证是：“被害人”和被告人的特殊关系、被害人交付财物的真实原因、被告人新出现的履约抗辩等等，对于这些反证，均涉及到犯罪构成要件事实，如果无法排除反证存在的可能性，则推定就不能成立。如行为人提出，自己和被害人长期存在资金往来，借贷时甚少问及事由，如果该情节查实，则可以初步认定，被告人之所以愿意交付财物，是鉴于双方之间的感情基础和交易习惯，而非主观上受到蒙蔽。 争议冲突时坚持刑法谦抑性 笔者接触到的一些诈骗犯罪中，常常是被害人事后推翻前期的民事行为，改口称被骗，并因此回溯到所有行为的过程，侦查机关也往往据此查证，只要能证实在交易时行为人采用了不实理由、亦或存在不实交易，便论证属于客观上的诈骗行为。加之此类案件，几乎都是款项无法追回、事后逃匿，如此便认定主客观符合诈骗构成。卷宗之内，很少看到被告人的辩解，更少见侦查机关针对民事行为合法性的查证和反证，证据体系的一边倒，反映了侦查人员的刑事极端化思维。 笔者认为，特别是在熟人之间发生的诈骗犯罪，需要认真厘清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之间的关系，在侦查之初，就应当树立“全面查清事实、还原法律事件过程”的目的，实事求是的全面收集证据，特别是充分收集民事行为是否存在、发生、发展的证据，便于裁判者居中裁断。在审查具体行为时，对于刑民交叉的事件，要妥善的分析民事违约与刑事诈骗的区别，确定一个“度”作为二者分界线，确实存在界限不明的情况下，存疑时有利于当事人。 减少列举式立法，还裁判权给法官 对于此类案件，笔者认为，一方面，立法机关应当减少司法解释的列举式规定，将定罪权实际交于裁判者；另一方面，要鼓励裁判者根据具体案情大胆进行定性裁量，而非直接进行填空式执法。笔者认为，对于非法占有目的类犯罪，鉴于目前的法律体系和司法解释程度，使得很多法官已经不愿、不会对案件进行全程判断，几乎所有的司法者都会凭借手段行为的欺骗性和款项的灭失后果，来推导出案件的犯罪定性，长期以往，此类犯罪行为的经济性和多面性将不会有人注意，势必影响对法律行为的正确分析和认定。 四、放大细节审查，把握熟人之间借贷式诈骗的法律行为特点 熟人之间实施的“诈骗”行为，往往与典型的诈骗有一些区别，笔者总结为以下几点，表现在： 具有资金往来背景 熟人之间之所以产生经济交易，要么是关系特别熟，要么是有经济往来习惯。笔者看到的案件，大都是因为他们之间具有一些资金往来背景，双方之间有借有还，资金往来持续在一个稳定时期内。这一点恰恰是和常见的诈骗犯罪具有本质区别，后者往往是“一锤子买卖”。鉴于此，如果“被害人”出于“习惯”交付财物，行为人往往无需编造理由，这一点与诈骗罪常见的“虚构事实欺骗被害人”是不同的。 交付财物时主观上可能没有产生“错误”认识 诈骗犯罪中，被害人交付财物是基于被骗而产生错误认识，自愿的处分财物。而熟人交付财物时，特别是基于“感情”和“信任”交付财物时，主观上不可能产生错误认识，此时的交付行为就不符合诈骗罪中“主观上产生错误认识而交付财物”的犯罪构成。 往往建立在“借款”的形式上 比如本文开头所列举的四个案例，几乎都是以借款行为为载体。与一般典型性诈骗不同，立足于借贷为基础发生的诈骗行为，行为人之间往往具有较规范的民事借贷形式，甚至有的被害人进行了民事起诉。笔者认为，如果双方履行了民间借贷的法律形式，则在评价犯罪性时，无需义务方坦诚履约能力和资信水平，关键是看有义务方无履约的真实意思表示，如果是能还而不还，或者是压根就不想还，可以认定以借贷为名的诈骗。反之则不然。 存在欺诈，但明显未达到诈骗程度 在熟人之间的诈骗案件中，民事欺诈还是刑事诈骗取决一个“度”的问题，如果超过一定的程度，可以被推定为非法占有目的，如果没有超出这个度，仍旧是民事欺诈或者民事违约的范畴。对于这个“度”，笔者认为，首先应当看是否属于重要事实的隐瞒。比如：款项用途。几乎所有的借贷式诈骗的被害人最后都会坦诚“如果他当时告诉我说，借钱是用于XX目的，我是不会把钱借给他的”，款项用途决定了资金风险和市场回报可能，同时也是影响被害人是否愿意出借款项的真实原因，因为，从“实施者基于信任所做选择，风险自行承担”的角度出发，行为人有权获悉借款人的真实借款用途，并加以甄别，决定是否出借款项。事实证明，裁判者往往也是依据行为人隐瞒了真实的款项用途，来据此判断行为人实施了“隐瞒真相”的诈骗行为。反之，如果行为人仅仅隐瞒了次要事实，比如用款期限、借款人数量等次要事实，则不宜认定行为人实施了诈骗行为。 非法占有目的这个主观事实的推定，在纷繁复杂的司法实务中，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形态，只有把握核心要件，始终坚持贯彻刑法的谦抑性精神，方能准确提炼犯罪事实，正确使用法律，做到罪责刑相一致。受水平所限，本文仅仅对熟人之间的借贷式诈骗略作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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