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地的商船为新加坡贸易商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他们将中国的丝绸、锦缎和茶叶运到新加坡，销售给欧洲的私营商人，然后将来自印度的商品带回中国。新加坡河上的驳船码头和中国城(牛车水)已成为东南亚商船贸易活动的中心及全世界的贸易集散地。 新加坡开埠后不久，华人先辈便在俗称“山仔顶”(朱烈街)、吻基(驳船码头)或称“十八溪墘”、“十八间后”(沙球捞路)、“猪仔场”(克拉码头)、“水仙门”(谐街)、“皇家山脚”(里峇峇利路)、“大老爷宫头”(指位于菲立街的粤海清庙)，以及大坡二马路的“新巴刹”(马真街)等地开设胡椒、甘蜜等土产店。 这些地区既成为商业活动中心，也成了昔日华人聚居的地方。19世纪初、中期，华人在当地成为经济开发的奠基者和先锋力量，不仅为当地经济发展立下汗马功劳;同时社会地位和影响日益提高，有些华人还受到殖民当局和当地苏丹、天猛公的倚重，于后涉足于政坛，成为华人社会合法的领导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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