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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土耳其共和国第一次军事政变 | 政见

 汉青的马甲 2016-07-16


图片来源:法新社
摘要
土耳其军人为何要政变?让我们追溯 1960 年那场政变,找寻土耳其军人干涉政治的 “DNA”。

 

陈功 / 政见特约作者

 

7 月 16 日,土耳其军人政变未遂,一天颇具戏剧化的形势发展让这个欧亚大陆交接处的国家再次成为全球媒体焦点。不少人说,政变是土耳其的“传统”。
 
这话对,也不对。自 1923 年共和国成立以来,军方四次 “强势出击”:1960 年和 1980 年直接夺权,可称为政变;1971 年和 1997 年以强势逼迫时任总理德米雷尔、埃尔巴坎辞职,更应被称为 “干政”。四次军方行动中,1960 年的事件是军方建国后 “首演”,对土耳其军人摄政及民主政治发展影响深远。那次政变与这个周末土耳其上演的 “大戏” 背景十分相似。
 
1950 年代的土耳其和本世纪前 15 年的土耳其一样,都处在快速现代化的背景中,经济发展的同时,国内各方势力冲突激烈、国际环境极具变化。这种状况与萨缪尔·亨廷顿的经典理论契合:现代性带来稳定,现代化带来不稳定。
 
1950 年,土耳其举行历史上第一次公开、公平的大选,门德列斯领导的、以安纳托利亚农村为基础的民主党成为多数党,实现首次政党轮替。作为 “强人总理”,门德列斯利用马歇尔计划从美国得到大量财政援助,为经济打下强心针。他厉行改革,抬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增加补贴,并从美国引进先进技术和机械,把共和人民党执政时期由国有企业垄断的一些经济部门向私人资本开放。这届政府还投资建设了现代高速公路网,并推进伊斯坦布尔现代化城市改造。再加上 1950 年至 1954 年土耳其气候良好,取得了大丰收,土耳其创造了经济发展的 “奇迹”。
 
这一时期,土耳其试图调整外交政策以扩大国际影响。建国后的土耳其曾展现一种低调、友好、务实的形象。但由于苏联提出在海峡建设军事基地和领土要求,门德列斯开始高调亲美。朝鲜战争爆发后,门德列斯绕过议会,直接出兵朝鲜,使土耳其成为第一个响应美国的国家。作为回报,美国支持土耳其加入北约。
 
在美国挑唆下,土耳其还试图在它曾经忽视的中东地区扩大影响力。1950 年 5 月,美国大使乔治·麦基陪同土耳其总统拜亚尔视察时建议,土耳其民主党政权可以效仿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拉美政策设计中东政策,使土耳其成为中东领导者。在美国支持下,土耳其在中东各国积极进行反苏游说,1955 年 2 月 24 日,巴格达条约组织成立,其成员有英国、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巴基斯坦。土耳其俨然成为中东反苏体系的核心国家和地区领袖。当时的土耳其就像今天埃尔多安治下的国家那样,成为中东,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明星。
 
可惜好景不长。门德列斯政权很快在对内、对外两方面陷入困局。
 
从对内政策看,门德列斯政权不顾实际情况,无节制地投资现代化建设,导致财政紧张、外汇储备短缺。1954年后,气候条件不佳,农业减产引发经济不振,土耳其债台高筑,并陷入严重的通货膨胀。
 
从对外政策看,门德列斯的 “大国梦” 和埃尔多安类似,都毁于叙利亚。1955 年,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库阿特里当选总统,高举阿拉伯民族主义旗帜,与苏联签订友好互助条约。受此刺激,土耳其 1957 年 8 月在叙土边境增兵 5 万,并要求美国推动叙利亚政权更迭。美苏海军因此分别进驻东地中海,局势空前紧张。虽然军事上力挺盟友,但美国接受叙利亚民族主义者上台,令土耳其 “偷鸡不成”。次年,伊拉克民族主义者发动军事政变,推翻英国扶持的费萨尔王朝,新政权宣布退出巴格达条约组织,反苏体系遭到重创。土耳其强烈要求美英推动王朝复辟,但遭到拒绝。失去了西方支持的土耳其无力单独改变邻国的政局,暴露出虚弱本质,“大国梦” 终结了。更严重的是,土耳其与希腊因塞浦路斯问题发生冲突,导致周边外交全面交恶。
 
内外交困的门德列斯用强化独裁来维护统治。1956 年,土耳其修改出版法,加强言论控制。1960 年初,门德列斯政权禁止反对党共和人民党领袖伊诺努进入中部城市开塞利开展竞选宣传,并准备组织特殊委员会清查共和人民党资产。对此不满的大学生在伊斯坦布尔等大城市游行抗议,门德列斯宣布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实行宵禁。
 
1960 年 5 月 27 日凌晨,土耳其军队发动政变,推翻了门德列斯政权。以军人为主体的 “全国团结委员会” 政变后夺取权力,组织起草新宪法,并通过政治审判处死了门德列斯。1961 年,土耳其军队还政于民。
 
1960 年军事政变对土耳其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政变给军人介入政治提供了先例和合法性。土耳其军队拥护民主制度、但在万不得已时会 “出手”,这种形象赢得了土耳其人民的好感。
 
1960 年初,土耳其局势陷入危机,陆军司令古尔塞勒将军就提出总统拜亚尔辞职、内阁改组等要求,但是总理门德列斯置之不理,但当时古尔塞勒将军选择容忍,随后告老还乡。有趣的是,政变当天,青年军官把古尔塞勒将军接到安卡拉,并准备推选他为全国团结委员会主席时,还不知道政变消息的古尔塞勒竟以为自己是被门德列斯逮捕了。这个细节十分重要,说明军方高层先前的确选择忍耐。
 
门德列斯政府以强硬姿态对付学生运动,军队没有立刻干预。政变前的 5 月 20 日,门德列斯与时任美国大使沃伦谈笑风生,沃伦还赞扬土耳其军队高度克制。但随着局势愈演愈烈,门德列斯决心启用军队实施镇压,军官们终于无法容忍总理破坏民主、与人民为敌的做法,果断选择政变。政变当天,军方在声明中指出政变的起因就是门德列斯破坏民主。
 
此后,土耳其军方在干涉政治前往往会先释放出强硬信号,警告民选政府不要胡作非为,当民选政府选择顺从要求时,军方就不会接管;若民选政府不从,军方会打着民主旗号推翻民选政府。久而久之,人们感到军方似乎是超越党派和地域的力量,是以国家利益为重的 “民主捍卫者”。长期以来,相当多的土耳其民众都肯定军方干涉政治以捍卫民主。门德列斯被推翻后,土耳其人民自发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举行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庆祝活动。这种民众支持是政变最大的合法性来源。
 
其次,军方保证了土耳其发展道路的延续性,强化了 “凯末尔主义维护者” 和 “世俗主义堡垒” 的形象。
 
在不少非西方国家,“西化” 的军官往往是国家现代化改革的强大动力。出身于军队的土耳其 “国父” 凯末尔在建国后仰仗手中的军队,镇压少数族群和保守势力的反抗,推行了极其成功的现代化和世俗化改革。凯末尔主义有 “六大箭头”:共和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国家主义、世俗主义、改革主义,这在军队中留下深刻烙印。1960 年政变后成立的 “全国团结委员会” 中,38 名军官大多是在凯末尔执政的二三十年代接受教育,是凯末尔忠实的信徒。其中,22 名军官二战后入伍。根据土耳其著名学者卡尔帕特的分析,这些青年军官往往接受过北约训练,比其他国民更了解西方世界,坚定支持凯末尔制定的西化策略并对西方民主制度抱有好感。
 
1950 年代,土耳其在快速现代化的同时也遭遇了价值观混乱,特别在门德列斯政权有意放松对保守伊斯兰势力管制的情况下,凯末尔主义受到西方价值观和伊斯兰传统双重夹击,军队形象大不如前。凯末尔时代,嫁给军官是荣耀,但到了门德列斯后期,嫁给军官则是耻辱。1960 年政变爆发后,军方指责门德列斯违背凯末尔制定的国家发展原则,高调地重新举起了凯末尔主义的旗帜。此后,土耳其任何政治领袖都不敢越过凯末尔主义这条红线,西化和世俗化的 “总路线” 得到延续,军队也凭借凯末尔主义在国内外均获 “点赞”。
 
最后,军方在政变后坚持还政于民。这也是土耳其军事政变的重要特点,即军政府不会长期掌权,无论随后谁选举上台都会上交权力。这就与一些国家军政权长期执政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这一点上,古尔塞勒将军必须记上一大功。1960 年政变发生后,以政变主要操盘手之一的图尔克什将军为代表的十几名军官要求实行长期军管,但古尔塞勒将军坚持要求在 1961 年大选、还政于民。随后,古尔塞勒将军成功把以图尔克什将军为代表的强硬军官清洗出权力中心。他组织专家制定 1961 年宪法,该宪法强化了对权力的监督,扩大了大学、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自主权,确立了多党制原则、这部进步的宪法后来被称为 “自由宪法”。
 
大选重新进行后,古尔塞勒将军领导的军人政权完成其历史使命。在那之后,每次土耳其军人干涉政治时都会注意及时交权,并进行制度调整。如 1971 年军人干政促进了政党法和遗产法的改革;1980 年军人干政掌权历时三年,时间最久,但军人留下的 1982 年宪法加强了国家对极端势力的管控。这也让土耳其的军人干涉政治的结局完全不同于任何第三世界国家:它短暂,却影响深远。
 
在 1960 年,土耳其军事政变开军人干涉政治之先河,其结局对土耳其而言总体积极。但是,当民众走上街头拥护民选领袖时,当 80 年代开始的改革让土耳其与过去渐行渐远时,当凯末尔主义向埃尔多安主义过渡时,当土耳其的民主制度愈加成熟时,政变失败的土耳其军队,或许到了重新考虑自身职责和地位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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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Fine H. et al. (197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The Near East, South Asia, and Africa, Volume V.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Landa R., Miller J., Sanford W., & Wells S. (199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60, Eastern Europe, Finland, Greece, Turkey, Volume X, part 2.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Karpat, K. H. et al. (1975). Turkey's foreign policy in transition: 1950-1974. Leiden: E. J. Brill

McGhee. G. (1990). The US-Turkish-NATO Middle East connection: How Truman doctrine and Turkey’s NATO entry contained the Soviets. London: Macmillan.

Karpat. K. M. (1970).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s in Turkey, 1960-64: A socio-cultural analysis of a revolution. The American History Review, 75(6), 1654-1683.

 

文字编辑:宿亮
微信编辑:张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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