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莫大于贪》

贵爵而贱德者，虽为天子，不尊矣；贪物而不知止者，虽有天下，不富矣。

这句话出自韩婴《韩诗外传》，用来解释《诗经·大雅·桑柔》中的“大风有隧，贪人败类”两句诗。《桑柔》是西周时期贤臣芮良夫讽谏周厉王的诗，针对的是周厉王任用荣卿士等佞臣，采用高压手段，横征暴敛的“好利”的做法。“大风有隧，贪人败类”是形容贪得无厌的人败坏善道，就如同狂风卷过，摧毁众物，借指周厉王的政策搞得民穷财尽。

所以韩婴在解释这句诗的时候，强调君主应该把道德放在第一位，在物质方面节制欲望，而不应该反其道行之，把利禄放在第一位。这跟孟子的思想有些相似。因为孟子开篇就谈到“义利之辨”的问题。他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孟子的意思是说，君臣上下纷纷为自己谋求利益，那么国家就危险了……假如把仁义放到后面，而把私人利益放到前面，那么臣子若不把君主的产业全部夺走，是不会满足的。孟子着重是从臣民的角度分析利益为先对君主的危害，而韩婴着重则是从君主的角度分析其对整个国家的危害。他们共同的指向是明确的，就是从长远考虑，伦理道德问题一定要放到治国的第一位，尽管在某个特定时期内可能不是政策制定的首要方向，但绝不可忽视。

在“义利之辨”的问题上，熟悉历史的司马迁也深有感触。他在《史记》中写道，当年自己读《孟子》读到“何以利吾国”这一句的时候，曾放下书感叹说：“功利是祸乱的开始！孔子很少谈功利，原因就在于要时常防备祸乱的源头，因此孔子才会说：‘依照功利来行事，会有很多怨恨’。在喜好功利的方面，从天子到平民的各个阶层是没有差别的。”对于老百姓来讲，不过是斤斤计较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东西；对政府官员来讲，动不动就是几百万几千万，这可都是民脂民膏，而贪欲带来的后果，世人皆知。但是，为什么贪官们仍然前赴后继、乐此不疲呢？一来贪官自己的贪欲无法满足，而且，其心灵空虚，心无所属，对这些名利财色自然就很上心，如果知道读圣贤书，知道有更高洁雅致的领域可以释放精力与才华，恐怕他们贪污前一定会三思；二来，贪官们自己的亲友甚至情妇们的贪欲无法满足，这些关系网将他们拖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如果有像郑均那样的亲人及时提醒，“物尽，可复得；为吏坐赃，终身捐弃”，那情况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汉朝时候有个人叫郑均，他的哥哥在县衙门里当了小官，常常收受人家送来的礼物。郑均去劝了好几次，可是他的哥哥不肯听，于是他就到别人家去打工。过了一年多回家来，将打工得来的钱都上交给哥哥，并且掏心掏肺地说：“东西用完了，可以再用劳力去换；若是做官犯了受贿的罪，那可是一生的名誉都完了。”他的哥哥听了这番话，如梦初醒，后来也斩断葛藤，不再贪污，成为一个奉公廉洁的好官。

老子在《道德经》中写道：“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意思是说：没有比放纵欲望更大的罪恶了，没有比不知足更大的灾祸了，没有比贪心更惨痛的不幸了。不知止，不知足，欲壑难填，身败名裂，影响子孙，这种代价是很沉重的。一个真正懂得道理的君子是不会这么做的，即使是从纯粹的利益考量上来讲，贪污也是划不来的，这个道理，两千多年前的韩非子讲得明明白白，官员们不能不看：

公仪休相鲁而嗜鱼，一国尽争买鱼而献之，公仪子不受。其弟谏曰：“夫子嗜鱼而不受者，何也?”对曰：“夫唯嗜鱼，故不受也。夫即受鱼，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将枉于法；枉于法，则免于相；免于相，则虽嗜鱼，此必不能致我鱼，我又不能自给鱼。即无受鱼而不免于相，虽不受鱼，我能常自给鱼。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于人之为己者，不如己之自为也。”

这段话翻译成白话，就是：公仪休做鲁国的宰相并且特别喜欢吃鱼，全国都的人都争相买鱼来献给他，公仪先生却不接受。他的弟弟不解：“您喜欢吃鱼而不接受别人的鱼，这是为什么？”他回答说：“正因为爱吃鱼，我才不接受人们送我的鱼。假如收了别人献来的鱼，一定会有迁就他们的脸色；有迁就他们的脸色，就会枉法；枉法就会被罢免相位；免去了相位，那我虽然喜欢吃鱼，这些人必定不会再送给我鱼，这时我就不能自己供给鱼了。如果不接受别人送给我的鱼，而不被免去相位，即使不接受别人送给我的鱼，我也能经常自己供给自己鱼。”公孙仪懂得依靠别人不如依靠自己，懂得靠别人为自己不如自己为自己。

“公仪辞鱼”，是因为“违法受鱼则失鱼”，所以很理性地拒绝了贿赂。对真正有德行的人来讲，自然不必在此等不当为之事上犹豫徘徊，而是主动地廉洁自奉，洁身自好，根本不会动受贿的念头，因为他们明白，稍有不慎，名节就会受损，这是比受处分更为严重的事情——由此可见，一个社会树立良好的典范，整顿吏治，形成良好的官场作风，是何等的重要！“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顾炎武的这句话是万分沉痛的，士林如果没有了廉耻与节义，这个国家就唯利是图、时时处于危险之中了。南宋名臣真德秀有言：“凡名士大夫者，万分廉洁，止是小善一点，贪污便是大恶不廉之吏。如蒙不洁，虽有它美，莫能自赎。”意思就是说：凡官员必定要以廉洁自律为首务。凡是为官者，能够做到万分廉洁，只是一点小善，而贪污受贿便是大恶的贪官污吏。如果不廉洁，即使有其他的好处，也不能够自我赎救。可见古人对于为官“廉洁自律”亦是十分重视。真德秀是南宋末年继朱子之后的大儒，世称西山先生。他在《西山政训》中以四事与同事共勉，这四件事是：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于公及莅事以勤。真德秀认为，“廉仁公勤四者，乃为政之纲领”，而“律己以廉”为四事之首。为官者是不是每天睡觉前都扪心自问——“廉仁公勤”，我做到了吗？

明代思想家薛瑄在其《从政录》中写道：“世之廉者有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他认为：“见理明而不妄取，无所为而然，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则勉强而然，斯又为次之。”他将为官者廉洁从政分为三种境界，即“不妄取、不苟取、不敢取”，分析是很到位的。“见理明而不妄取”是因为一个大人君子明白天地万物本为一体，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君子就应当大公无私，何必取不该取的东西呢！所谓“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不仅不会做那些卑贱、见不得人的事情，即使是所谓崇高的目标，也不会不择手段去获取。“尚名节而不苟取”是因为一个君子虽然尚未达到大公无私的境界，但是他明了名誉节气的重要性，所谓“富贵不能淫”，所谓“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爱惜羽毛，重视声誉，要做一个正派的人，“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显然就是说的公仪休这样的人，不是不想为，只是觉得代价太高，为了划不来，所以不为，但是，如果贪赃枉法所得到的利益与所付出的代价相比要高很多，他们就未必不去“取”了，这就是孔子早就说过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只要有空子钻，平日看上去很正经的人立马改头换面变得凶神恶煞无所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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