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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深处之六——黄包车与网约车的约会

 旱萝卜 2016-07-17

 能够文化的活着是一种奢侈



 

 

写下这个题目觉得有点苦涩。

 

几日前,推心置腹劝慰一开出租车经年的挚友:潮流不可逆,趁着营运证还值俩银子,赶紧卖掉出租车,换一辆油电混合动力轿车,改拉网约车,好日子还能继续。挚友开始愤愤后转平和,但最终表明:国家不会不管这些出租大哥大姐们,会有饭吃的,网约车的好日子未必能有几日。

 

我无语。

 



很久前,收藏了几张关于黄包车的照片,今日翻看,想起了曾经就此查找过的一些资料,过往的岁月不应成为云烟,昨日的历史其实往往能够佐证现实的明天,此篇小文就当与老友的续谈吧。

 

出现在晚晴,盛行于民国的黄包车来源于东洋,北京人称之为“洋车”,天津人称之为“胶皮”,上海人称之为“黄包车”,广州人则称“车仔”。



 

国内黄包车最早出现在1870年左右的上海,在此之前,穿行于上海街市间的是一种从江北乡间引进的独轮小木车,上海人称之为“羊角车”。这种车结构简单实用,一个轮子两只把,轮子外裹铁皮,没有任何避震,走在石子路上很颠簸。但因其小巧方便,驾资低廉,深受中下等人家欢迎,拉人载货全都不在话下。

 





黄包车从东洋引进后,独轮车生意受到很大冲击,迅速衰败,许多车夫改拉黄包车。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仅上海一地,黄包车就激增至1000多辆。

 

黄包车在引进之初也并不完备,其两个轮子也是木质的,外裹铁圈。但没过多久就彻底变了样,车轮改成钢丝胶皮轮,类似现在的车轮,车身三弯式。其式样老舍先生在《骆驼祥子》中有详细的描述“弓子软的颤悠颤悠的,连车把都微微地动弹,铜活地道,雨布大帘,双灯、细脖大铜喇叭”。



 

舒适的驾乘感受使黄包车迅速成为了城市的新宠,羊角独轮车的市场很快被挤到了郊区贫民窟,没过多久,不得不彻底退出了市场。

 

在电车正式出现之前,黄包车几乎风行中国大地所有的大城市,绅士小姐们风度翩翩的正襟危坐,精干结实的“骆驼祥子”们精神抖擞,脚底生风穿行于大街小巷,成为了城市一景。很多洋鬼子更是争相体会,男女高坐其上,男的手拿文明棍,想去右面,就在车夫的右背上一点,想去左面,就在车夫的左背一点,一路与洋妞嬉笑打闹,到了目的地,把脚一跺,车夫立刻停车,给俩小钱,扬长而去,好不威风。





 

拉黄包车是苦力活,有体面的城里人都不愿意从事这一行当,多数是从农村流入城市的破产农民。他们身无长技,基本上未受过文化教育,只得出卖体力,相当于现在的农民工身份,哪朝哪代的城乡差别都存在啊。

 

他们活在城市底层,地位卑贱,竟日奔波,勉强维持生计,仅属温饱。但他们挣得是踏实钱,出一份力赚一分钱,只要勤快就能生存,这是任何时期的执政者都应鼓励的一种生存方式。

 

民国时期的城市,普遍都有黄包车行,类似于今天的出租车公司,车行出资购置车辆,然后租给车夫,每月收取车租。那时候也有两班制的租车习惯:两人合租一车,一人拉早班,一人拉晚班。

 



黄包车行的出现,既给无力购车的车夫提供了拉车谋生的机会,同时它也是以盈利为目的,车夫往往要将每月收入的三分之一乃至一半作为租金上缴车行。这相当于现代出租汽车的份子钱。不过,那时候车辆的保养、维修、牌照费都由车行负责,车行并不是暴利行业,实际得利一般仅为营业额的20%。而且,当时车行也没有搞垄断经营,只要车夫自己有钱购车,随时都可以单干。这样看好似比当今的出租公司更人性化。

 

极低的择业能力及微薄的收入,使得“骆驼祥子”们对收益极其敏感,而平均低下的综合素养使得他们在发现利益受到威胁时,往往会挺身出来抗争,甚至采取极端的激烈方式,这种事情在民国时期曾经出现过多次。



 

黄包车夫抗争的对象主要有两个:一是出租黄包车的车行;一是比人力车先进的公共汽车与电力公交车。

 

黄包车夫对车租极为敏感,车行若想增加租金,往往会引发强烈反弹。如1926年,江苏无锡的42家人力车行决定增加车租,结果引起车夫罢工,愤怒的车夫还冲上街头,捣毁了车行的一百多辆黄包车,最后迫使无锡当局发出公告“各车行应暂照现行价格收租,毋得骤增”。

当年黄包车夫针对公交车、电车竞争发起的抗议,激烈、血腥。

 



1899年,北京开通了中国大陆首个有轨电车,1902年,第一辆可以在街上自动行驶的“四轮怪物”汽车落户上海,从此,可以一次性大量载客的公共交通工具在中国城市迅猛发展,黄包车犹如当初的羊角独轮车一样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人力车行业就如今日出租车面临网约车的巨大挑战。黄包车不可逆转的开始进入消亡的倒计时。当时有一首竹枝词感叹黄包车夫的命运:“人力车夫六万名,沿街无处不居停。却因汽电来争胜,剥夺机穷一线生。”这是不是很像现在城市中出租车,无论是否高峰段,多数空载?

 

为了生存,黄包车夫发起抗争。1929年,北平的数千名车夫因为觉得“电车的出现,大大减少了人力车的客座,砸了许多人力车夫的饭碗”,在一些政客的挑动下,砸了市内的有轨电车;1946年,武汉出现了黄包车夫以命相搏,阻挡公交车行驶的事件,全国各地,类似事件层出不穷。

 

这确实很像当今全国各地出租车司机因网约车的蓬勃发展而抗议、罢工不断。

 



社会的进步不可阻挡,试图以人力车阻挡汽电车滚滚而来的车轮,结果当然是枉然。但当年黄包车夫群体的命运与困境,确实需要同情。在这个问题上,民国时期的社会组织,表现出了它的活力,想出了多种方法,帮助、救助黄包车夫群体。如成立黄包车夫合作社、互助会等。互助会通过向社会募捐及向车夫收取会费的方式筹集资金,兴建学校、图书馆、诊疗所、洗浴室、饮茶室、寄宿舍等设施,免费向黄包车夫开放,使车夫得到了教育与培训,提升了谋生的技能。互助会还向生活困苦的车夫提供发米、发钱、发衣服等救济,并为所有加入互助会的车夫提供团体保险、小额贷款与养老金等。



 

任何社会都有可能产生各种问题,科技的不断进步也会带来很多行业的更迭与消亡。现今网约车对出租车行业的挤压,如同当年黄包车行业面临汽电车发展的压迫。会有人不舒服,会有人不理智的抗争,但社会的进步是任何人无力阻挡的。健康的社会,拥有自我修复的能力,当事人需要自强自立,但政府、社会不能不管不顾,因为这些利益被侵害的弱势人群并不是因为懒惰而面临困境。当时社会为解决黄包车夫困境而创设的合作社、互助会、职业工会等组织机构,则可以为今天的社会创新与改革提供借鉴,关键是政府要真心的为人民想事情。

 

黄包车与网约车如此相似,不同的政府作为会有相似之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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