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 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英国作家，1811年7月18日生于印度加尔各答 “唉，浮名浮利，一切虚空！我们这些人里面谁是真正快活的？谁是趁心如意的？就算当时遂了心愿，过后还不是照样不满意？来吧，孩子们，收拾起戏台，藏起木偶人，咱们的戏已经演完了。” ——《名利场》，萨克雷 在我看来，阅读文学的基础，在于对经典的致敬。 这里所说的致敬，不是唯经典是从，而是将经典视作我们终将翻越的高山，高山之外，可能是大海，是丛林，也可能是一座又一座新的高山。阅读是一场历险，也是一次远足，你将会看到不同的地理风貌，也会度过无数个夜晚，遇到许多人，他们有着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脸，不同的语言。你也许并不了解他们对你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但你至少可以感受到切实的声音，感受到声音背后，真实的情感。 文学意味着不说假话，或者说，不说书写者看来的假话。所以一开始面对文学，我们总设定它是真实，是真实社会的返照。然而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些真实，不是我们希望的真实，有些真实，也不是我们可以接受与正视的真实。文学面对着最刁钻最苛刻的顾客——读者，每一个读者，都渴望从阅读中获得点什么，可往往，总是发现，文学不但给不了我们什么，反倒还要从我们这里再抢走一些。
萨克雷在《潘丹尼斯的历史》里说： To love and win is the best thing. To love and lose, the next best. 爱而得之，至幸也；爱而不得，次至幸也。 这句话在书里说的是人，在我看来，说的也不尽是人。现实主义的作家，放不下两件事，一是环境，二是人心。对环境的描摹，是现实主义作家的基本功，集大成者自然是巴尔扎克，嬉笑怒骂，对巴黎全景式的还原，各阶层人的生活景象，悉数融入作家的笔墨，洋洋洒洒数百万言，乃是数百万巴黎人的的镜面。环境之下，人心补充不足，巴黎太乱，伦敦又太过黑暗。革命把千年积习一扫而光，却又让社会陷入一轮又一轮的疯狂。而工业革命的蒸汽和污浊，染黑了不列颠群岛的天空，物质作用下，人心不古，阶级分化，穷人遍地。所以英法两国的作家书写人性各有侧重。法国的文学渐有定性，批判的传统到了今天像是面临断代危机。因此自现实主义传来的精华，多少被英国人拿了去。 之前说萨克雷，如果不是真爱那些大部头的，可能就知之甚少了。谈到英国的现实主义，狄更斯大概名气更甚。然而萨克雷和狄更斯就像是现实的一体两面，在文学史上，二人如同擎天巨柱，令人高山仰止。狄更斯的笔墨，多半与自身经历相同，穷苦出身让他更侧重于被城市所抛弃的人，饥饿的孩子，孤独的老人，可怜的妇女，他对下层人的关注让他的语调更倾向于批判，当然，那些悲苦的人也总有奋斗的痕迹。而萨克雷，则长久和《名利场》挂钩，如今不喜文学的人，可能对同名的杂志兴趣更大。他书写的侧重，则是上层人的虚伪与不堪。继承了父亲雄厚财产的他，习惯于上层的社交，知晓那些伪善的奉承和与客套的吹捧。所以，他更喜欢戏谑的风格，讥讽嘲笑，有时令我不禁去想，也许他嘲弄的，就是自己那些荒唐的年月吧。
萨克雷的传世名作《名利场》以两个年轻女子蓓基·夏泼和爱米丽亚·赛特笠的一生为主线，展示了19世纪初期英国上层社会的生活画面。《名利场》的故事以两条线索展开，从同一个起点出发，相互交织，最后到达同一个终点。其中一条线索讲述善良、笨拙、生活在富有家庭中的女子爱米丽亚·赛特笠；另一条线索讲述机灵、自私、放荡不羁的孤女蓓基·夏泼。两人于1813年乘坐同一辆马车离开平克顿女子学校，都在遭到家庭反对的情况下于1815年结婚，分别嫁给即将参加滑铁卢战役的两名英国军官。新婚不久，那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战役打响了。爱米丽亚·赛特笠的丈夫战死沙场，蓓基·夏泼的丈夫战后生还。接下来的十年中，蓓基·夏泼生活一帆风顺，在社会的阶梯上不断攀升，直至有幸觐见国王，而爱米丽亚·赛特笠却因父亲破产承受着极大的不幸。到了1827年，命运发生了逆转，蓓基·夏泼的生活落入毁灭的深渊，这其实是罪有应得；爱米丽亚·赛特笠却转而变得富裕幸福。 对比，大概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最为喜欢的书写技巧。一穷一富二重身份，一悲一喜不同结局，说明的都是简单的道理，人心的善恶，决定着命运的好坏。环境所制造出的不公现实，终于是要被人心来填补的。作家无力改变世界，于是靠虚构的人物完成自我的反抗。人们阅读他们的文字，就像我说的，总预设它是真实，于是多少就有了尝试改变的勇气。换言之，本来是无力的挣扎，最后竟真的达成了最理想的结果。 萨克雷在名利的生活场里浸淫半生，因此也就有了“唉，浮名浮利，一切虚空！我们这些人里面谁是真正快活的？谁是趁心如意的？就算当时遂了心愿，过后还不是照样不满意？”的这样的感慨。人心不足，名利是决然无法填补这巨大的陷阱的，越是贪婪，喜悦的程度便越低，不再为一点点小小的满足而感到喜悦，幸福感直线下降，周遭的人际全都成为努力向上攀爬的工具。生活的物质化，或是生活的目的化，是工业革命之后社会对人所造成的异化效应。本来想掌控技术的我们，到最后被技术所掌控。原本试图拥有物质财富的我们，欲念越多，越被欲念所操控。在现实主义里，人们的异化并没有合适的手法加以呈现，仅仅是给予其一个悲惨的命运，或恶有恶报的结果。直到现代主义文学诞生，人们的异化多少就转变成了变形，如同卡夫卡《变形记》里的格里高利成为甲虫，舒尔茨笔下变成螃蟹的父亲，最后被家人烧了吃掉。 萨克雷的戏谑带有的是英伦的幽默，这种幽默来自于对生活的无奈，对命运的无力，无力感下的嘲弄，多少像是对社会伸出了一个中指，表示态度，却毫无用处。而面对黑暗现实的现实主义作家们，以这样的方式，完成了他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在资本家们编造谎言混淆视听的时候，总需要有人站出来，揭露社会的本来面貌，或本不用揭露，直观地将其书写出来就好，这样的一种书写，便是对充满重压的世界的最好回应。 《名利场》中写道：“名利场是个死要面子、华而不实、人心叵测、世风愚顽的地方，那里充满了形形色色的招摇撞骗、虚情假意和矫揉造作。” 我想不光是名利场，现实里任何一个角落大概都是如此吧。对这样准确的书写，我要对萨克雷先生脱帽致敬。
史靖澜／撰写 心悦／编辑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