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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自传(2):小学

 kaer2004 2016-07-19

我父亲在西南联大教书的同时兼任附近粤秀小学的校长,我母亲是该校一年级的班主任。我4岁的时候,也就是1945年,母亲要送我去幼儿园,我死活不肯去,但是留在家里又没有人看管,她没有办法,只好把我放在她教的一年级的最后一排,就这样,我就一直在“旁听”一年级的课。  

我四岁

不久,抗日战争结束,我父亲离开昆明准备还返回到原来执教的北平清华大学,但是在回北平路经广州的时候,被中山大学校长王星拱挽留了下来,当了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于是我家就在广州住下了。这一住就是8年,直到1954年我们全家才迁往北京。由于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在广州度过的,因此我的母语是粤语,不了解我这段经历的人偶尔听到我用地道的粤语与人对话时会惊讶地说,你还会粤语?当时的中山大学就在现在广州文明路的鲁迅纪念馆这里,我们家开始时就住在钟楼西边不远处的一栋二层小楼的楼上。正如前面所说的,我并没有真正读过小学,所以应该从一年级从头读起,但是我父亲让我直接考二年级。我要去的小学是离家不远的寺贝通津小学,入学考试的时候,老师发给每个学生一张稿纸让考生答题。老师说,遇到不会写的字,就画一个圆圈来代替,因为我所有的题目都不会回答,所以我就在稿纸的每个格子里都画上了圈,我父亲在场外看我很认真地写着什么,心里很高兴。我考完之后告诉他:所有的格子我都画了圈了,他这才恍然大悟。  发榜的时候,我是被录取的最后一名,这算是校长给我父亲的面子。就这样,我5岁就上了小学二年级。 从那时起,我也就一直跟着同学升级,除了体育课老是班上最差的以外,别的课成绩都不错。这样一来,我10岁就上了初中一年级,16岁就考上了北大,不论到哪里,一定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父母的朋友常常为此责怪我妈妈说让我这么小就读书对我不好,妈妈就解释说,“我们是希望他留级啊,但是他功课一直非常好……。” 

我、缉惠、缉慈和母亲合影

1948年,我父亲应广州岭南大学新上任的校长陈序经的邀请,离开中大来到岭南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我们家也就搬到了位于广州市河南康乐村的岭南大学,我就转到了岭大附小上四年级。 岭南大学是1888年由美国人创办的综合性私立基督教大学,采用西方的教育模式,是建国前全国14所教会大学之一。陈序经校长在岭南大学实行学术民主,很受教授们的欢迎,我父亲因此也和陈校长成为非常好的朋友,在岭南大学期间工作生活都很愉快,教学和科研都获得了很大成就。那时岭南大学教授的家都是一栋栋小洋楼,每栋小楼都起码有二三百平米,每家都有一个很大的花园,条件很好。我们家开始在校内东南区25号住,后来搬到了东北区4号,这个家更宽敞,在二楼有我自己的一间卧室,父母也在二楼住,三楼是我弟弟妹妹的卧室,底层是客厅、餐厅和厨房等。那时,邻居们的孩子也大都是教授子女,当然也都是附小的同学,除了教授子女外,也还有其他出身的同学,但是由于教授们的房子彼此距离比较近,因此我们这些子女的来往就更多一些。 

我家曾经住过的东南区25号(现在是中山大学校医院)(注:本文中的彩照都是后来我故地重游时拍摄的)
后来我家搬到了东北区4号
岭大的格兰堂,当时我父亲工作的文学院就在这里面

我家左侧的邻居,是同班同学李婉君,她爷爷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新中国的创始人之一李济深,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始人,她父亲李沛文是岭南大学农学院院长。李婉君和我一样从小学钢琴,和我是同一个钢琴教师赵碧姗,所以我上钢琴课时要到她家去。她是少先队中队长,也是我当年班上最要好的同学。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她过生日的时候,在她家的花园里举行盛大的PARTY,她父亲用电影摄影机拍摄大家的活动,事后放映给我们看,放了一遍之后,又倒回去,倒片的时候,所有人的活动都是逆转的,蛋糕从嘴里又拿出来放到碟子里,这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李婉君后来定居在香港,在那里做专业的家庭钢琴教师,八十年代末我到香港的时候,曾经到她家访问过,她后来定居美国了。 

李婉君家

我家的右侧是钟南山的家,再过去就是何活和何泊的家。钟南山比我年级高,是学校少先队的大队长,他的妹妹钟黔君和我妹妹缉惠同班,钟南山由于非典SARS的事情现在已经成了名人。何活家兄弟姐妹很多,我记得他有一个哥哥叫何浩,还有一个妹妹叫何冰。总之,每个人的名字里面都有“水”。那时候他们家有非常好的进口自行车,车胎很宽,但是车身却很轻,是倒轮闸的,而我那时候还不会骑车。何活与何泊是兄弟俩,他俩都与我同班,而且是我比较要好的同学,他俩很聪明,记得那时他们家从国外带回来一种叫“大富翁”的游戏,很好玩,我们常在一起玩。后来我发现,原来这种游戏直到现在依然很红火。 

钟南山家
何泊、何活家
何泊、何活家再过去,就是国学大师陈寅恪家
我读小学时的教室

我们小学毕业那年是1951年,大家在岭大的怀士堂的台阶前拍了一张毕业照,从照片上看,全班共33名同学,后面有十一位老师。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同学中现在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与我还保持着微信联系。

小学毕业照(前排左二是我)
前几年我们回到当年拍摄毕业照的地方再次合影 
 

为什么六十多年过去了大家还能保持联系呢?这首先是因为岭南大学有一个很活跃的校友会,每年都要组织校友见面,参加聚会的最年迈的,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端木正(现已去世),端木正的夫人和我母亲关系非常好。他的女儿端木美,每次聚会也一定参加。和端木正这样的老前辈比起来,我们这些所谓校友,当年还是小学生,即使如此,我们也会收到聚会的通知。在聚会上,还能碰到李婉君的姐姐李慈君,还有许莉莉等老同学。每次聚会的时候,大家都要起立唱岭南的校歌,大家一起回忆岭南的优良学风,和不断继承着的文化传统;校友会的这种形式,使得我们保持联系成为可能。当然,到了现在,大家再互加微信,联系就更方便了。 

在岭南大学马岗顶路边的端木正先生的塑像

在毕业照第一排左一的女同学叫陈云仙,她的父亲就是岭大的陈序经校长。她家在岭南大学的马岗顶那里,小时候,我和她一起弹过钢琴四手连弹“金婚曲”。我记得在1950年的时候,人民画报曾经到附小来拍照片,陈云仙弹琴,几个小同学在旁边听,我把头靠在琴上看着她,后来照片登在杂志上,照片的题目是“未来的音乐家们”。果然,她后来当了音乐家。现在她是天津音乐学院的资深教授,是专教钢琴的硕士生导师。前些天,她和小学同窗肖醒一起来我家做客,大家谈起小时候的很多趣事,非常开心。也许受她父亲的影响,她性格非常乐观,和她通电话的时候,她会说:“亲爱的!这件事情不是这样的,……”哈哈。 

陈云仙家
老同学陈云仙和肖醒前两年来我家做客

毕业照前排右二是汤美安,她家在岭南大学西边运动场的旁边,离我家比较远一点,她也是和我比较要好的同学。何活是她的先生,汤美安退休前是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常务副院长,经常来北京开会,来的时候,我们在京的同学也常常会顺便聚一下。  

汤美安和她哥哥汤海石在她家旧居前合影 
我父亲好友陈永龄教授家

许莉莉的妹妹许安娜,和我妹妹缉惠同班,许安娜的先生李世光,也是我小学同学,1998年10月我去纽约,在曼哈顿的世贸中心1848房间工作了一个月,期间到位于新泽西州的李世光家拜访过他俩,在他家住了一个晚上。他家房子很大很宽敞,三层TOWNHOUSE,许安娜就在他家最底层开了一家诊所,李世光在一家IT企业工作,当时他看到我的眼睛视力不好,非要在纽约为我配一副好的眼镜,后来发现是由于白内障导致我视力衰退,才没有配。03年前,突然传来噩耗,李世光和他夫人许安娜两人分别得了急病,在一个月内先后去世。看来国外虽然生活好,但是工作的压力太大。 

 同学曾允龄的家(也叫黑石屋)

毕业照前排右一是陈怀斯,是我们班上的大眼睛美女,从我1954年离开广州之后,就再也没有看见过她,只知道她结婚之后去了泰国定居,是曼谷一家医院的妇产科大夫。2003年她来北京,设法找到了我,几十年没有音讯,老同学相见份外亲切。她现在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她在北京的时候,极力劝我和我夫人信教,并带我们到西四缸瓦市的教堂去参加了一次活动。2010年1月下旬,我组团去泰国旅游,事先我通过电子邮件通知了怀斯。到了曼谷之后,通过导游我与她取得了联系,约定在大皇宫里见面。她怕我认不出她来,在电话里告诉我她穿白衣红裙并拄着拐杖,当我和老伴走到约定地点附近我还没发现她时,她已经在女儿的搀扶下站了起来。她非常善谈,我们见面后一直听她不停地讲这些年来她自己的经历,虽然她腰部刚动了手术,但是还是自己开车来的,看样子精神很好。 

在泰国大皇宫里与陈怀斯合影

既然同学的父母都是岭南大学的教授,于是不少人很自然就会继承父母的专业,像汤美安的父亲汤泽光就是医生,而陈怀斯的母亲彭卓平也是医生,还有我妹妹的同学陈又昭,父亲是著名的眼科医生,现在她也是著名的眼科医生。若干年前我去广州的时候,顺便找她检查过我的眼睛。钟南山的父亲钟世藩是著名的儿科专家,于是钟南山也选择了学医。姜仲騄的父亲是著名的数学家姜立夫,结果他的哥哥姜伯驹也成为我国著名的数学家。姜仲騄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小学时代就因为他的脑袋比较大,被大家起外号叫“大头騄”。我在四通的时候,把他介绍进了四通,先在开发部搞了MICE仿真器的开发,后来在四通电脑部当经理。由他们联想到我自己,我父亲是搞语言学的,而我却后来学了数学,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我也去研究语言学,应该有更多的便利条件和更多的人脉资源。不过,尽管我没成为语言学家,但是我以及我的弟妹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应该属于一流的,这肯定应该归功于父亲对我们的影响。 我们小学同学中,也有出身比较贫苦的,例如黄玉群,她父亲是岭南大学旁边菜市场卖肉的,所以她的外号叫“猪肉婆”,但是我们班上同学和她的关系也很好,没有任何歧视的意思。这可能与岭南大学是基督教的教会学校有关。后来,她工作之后在岭南大学校医院当妇产科主任。我在八十年代回广州的时候,还在岭南的钟亭旁边与她照了一张合影,可惜的是后来那卷胶卷跑光了,没有留下照片。

1963年我从北大毕业后回广州与老同学见面,左起:何泊,姜仲騄,我,李婉君,汤美安,何活
小学同学来我家做客(左起:何泊、我老伴、我、姜仲騄、黄融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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