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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古冀州，泛指黄河中下游以东、以北的大片地域。据《周礼·职方》记载：“河内曰冀州”。包括现在的山西省全部、河南省北部、河北省大部、内蒙古南部、辽宁省西南部的广大区域。根据《禹贡·锥指》对古冀州疆域的解释，古冀州北至内蒙古阴山，西至内蒙古托克托城，东至辽河，西、南至黄河。现在的“冀”，是河北省的简称。冀州市作为古冀州的治所，仅仅是河北省的一个县级市。  《绎史·黄帝纪》载:“自神农以上有大九州,柱州,迎州,神州之等,黄帝以来,德不及远,惟于神州之内分为九州,黄帝受命,风后受图,割地布九州,置十二国”。据此，华夏分九州。但九州的说法，历来名称不一。《尚书·禹贡》中记载的九州是：冀、豫、雍、扬、兖、徐、梁、青、荆；《尔雅·释地》中记载的九州是：冀、豫、雍、扬、兖、徐、幽、营、荆；《周礼·职方》中记载的九州是冀、豫、雍、扬、兖、幽、并、青、荆。但不管哪种说法，冀州都在其内，且始终列在首位。可见冀州在古代中国的影响。 为什么将冀州列为九州之首，古代学者的论点是：第一，古冀州疆域最大。“冀，大也”。三代之冀囊括大河（指黄河）东北。《尔雅·释地》中记载：“两河间曰冀”，所谓两河间，指清河（辽河）和西河（黄河）之间的辽阔地带。第二，古冀州为帝都之地。相传唐尧的都城在平阳（今山西临汾县南）、虞舜的都城在蒲坂（今山西省永济县东南）、夏禹的都城在安邑（今山西解县），都在古冀州境内。因此，《谷梁传·杨士勋疏》称：“冀州者，天下之中州也。自唐虞及夏殷皆都焉，则冀州是天子之常居”；《尔雅·释州国》指出：冀州“其地有险易，帝王所都。”冀州因是“王畿所在”，故而称九州之首。第三，大禹治水首从冀起。《尚书·正义》中解释，“九州之次，以治水先后，以水性下流，当从下而泄故治水皆从下为始。冀州帝都，于九州近北。故首从冀起。”《汉书》中说，“冀州，尧所都，故禹治水从冀州始。”第四，冀州是古中国的中心地带，古中国的别称。宋人罗泌所撰《路史》中称：“中国总谓之冀州”；明末顾炎武注《正义》曰：“冀州者，天下之中州，唐、虞、夏、殷皆都焉。以郑近王畿，故举冀州以为说”；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二》中称：“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后人因之，遂以冀州为中国之号”。从古代学者的研究成果看，因古冀州疆域广阔、是古帝王都城所在地，是中华民族的最初发祥地，具有政治、地理优势，故被称为九州之首。  冀州东临渤海，西有太行屏障，山高谷深，沟壑纵横，实天造巨防；东南临黄河故道，地势平坦，沃野千里，是屯兵储资理想之场地。因而，冀州历来为控南制北的军事要区、立国兴邦必争之战场。公元前26世纪，黄帝与炎帝之间的“阪泉之战”，就发生在今天的河北涿鹿一带。《史记·五帝本记》载：“（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因为此战，黄帝夺取了对古冀州的绝对控制权，奠定了被尊为中华民族始祖的地位。在中原地区崛起的殷商，因为拥有冀州之地，得以南下兼并各部族而定国。西周则以商冀州侯苏护归周，使战局发生重大转折，从而抵定大局。此后，晋文公踞冀州，称霸于春秋。赵武灵王得冀州，并雄于战国。汉光武帝主冀州，奠中兴之本。曹操破冀州，自领冀州牧，统一北方，开创魏之大业。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北方门户洞开，契丹、女真、蒙古等族相继南下，得以进取中原。 历代帝王都把冀州作为龙兴之地，千方百计将其纳入版图。战国时期，从秦国觊觎赵地的程度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当时，冀州为燕赵之地。赵、燕两国在六国中并不是最强大的，而秦昭襄王始终视赵国为最主要的敌人，时刻想着能够吞并赵国。战国史中，讲的最多的就是秦赵之间的关系，而对其他国家很少提及，秦昭襄王的儿子子楚、孙子赢政都曾到赵国作人质，足见赵国在当时的政治影响。公元前260年发生的长平之战，就是秦赵两国为争夺东进冀州的咽喉之地上党而进行的惨烈战役。长平之战，使位居中原、最有可能完成统一重任的赵国遭到毁灭性打击。秦王赢政在灭掉领土与其犬牙交错的韩国后，首先指向的就是他的眼中钉赵国。公元前229年，命大将王翦、杨端向赵国发动全面进攻，前228年，大破赵军，占领赵国本土。赵国的灭亡，使秦的国力大大超越其他各国，极大地加速了秦的统一步伐。 北方冀州之地向来被奉为正朔，拥有冀州是政权取得合法性的重要标志。没有冀州这块中州之地，帝王们自已都会怀疑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而在冀州之外建立的政权，只能算是地方割据政权。而统一的王朝一旦失去冀州，就会沦为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公元907年，大唐王朝被朱温灭掉后，中国进入五代十国军阀割据的时期。尽管在北地相继而起的梁、唐、晋、汉、周都没有实现国土统一，却因为据有冀州、中原之地，而被称为五代。而其它在冀州、中原地区以外建立的十个国家，尽管国土面积很大、存续时间很长，也只能称作十国，无法进入正史中的朝代更替序列。于960年建国、定都开封的赵宋王国，则因为衍有冀州、中原之地，而被称为大宋朝。而经过靖康之乱，失去对黄河中下游土地统治权、被金军赶到淮河以南的南宋，就只能被称为偏安王朝了。  同时，拥有冀州之地，是王朝得以兴旺发达、实现国家统一的重要资本。东汉光武帝刘秀得以创立东汉、延续汉室，就因为起于冀州。史载：“冀州为九州之首，光武皇帝赖之得天下。”刘秀本是西汉的远支皇族，开始时只是绿林起义军中的小首领。公元24年，因奉更始帝刘玄之命巡历河北，与信都（今冀州市）太守任光会合，在镇压铜马起义军后，势力迅速壮大，遂将冀州作为起兵根据地。因为平定冀州，刘秀得以与刘玄分庭抗礼，于建武元年（公元25年）在信都称帝。后因冀州人才众多、兵精粮足，很快削平各地割据势力，统一全国。 群雄争霸的三国时期，冀州更是多股军事势力角逐的中心。史称，东汉末年韩馥为冀州牧时，冀州带甲百万，谷支十年。可以说，谁得了冀州，谁就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谁就有了问鼎皇位的根基。先是公孙瓒从韩馥手里夺了冀州，为一时之勇。后袁绍用田丰谋略，消灭公孙瓒，再夺冀州，从而虎据四州，成为北方最强大的军阀。谋士田丰曾对袁绍说：“冀州常山、魏郡、巨鹿诸郡肥田尚多，燕赵之地多壮士，慷慨豪迈，有足够的军粮军资，又有燕赵壮士为部曲，主公还怕不成大事吗？”从事沮授沮也曾说绍曰：“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众，威震河朔，名重天下。虽黄巾猾乱，黑山跋扈，举军东向，则青州可定；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众北首，则公孙必丧；震胁戎狄，则匈奴必从。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迎大驾於西京，复宗庙於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复，以此争锋，谁能敌之？比及数年，此功不难。”可见，冀州在当时国内的重要地位。  一代枭雄、雄心勃勃的曹操当然不会放过冀州。建安年间，曹操尽管领有兖州，掌握了汉献帝，“挟天子而令诸侯”，但军事实力并不强大。其真正强大之时，还是因为从袁绍手中夺取冀州之后。建安五年，经过官渡之战，曹操巧用计谋，击溃了数倍于已的强敌袁绍。建安九年攻破袁氏老巢邺城，袁绍的儿子袁尚溃逃，曹操遂让还兖州，自领冀州牧。其后，曹操采纳郭嘉的建议，长期居留邺城，多辟四州名士充实冀州府，广为屯田、开垦荒地，冀州成为曹操实施封藩建国的重要根据地。建安十八年正月，曹操以献帝名义“并十四州，复为九州”，通过恢复古时的大冀州，“割司州之河东、河内、冯翊、扶风及幽、并二州皆入冀州。”（见《资治通鉴》卷66），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直接控制区域。同年五月，汉献帝以冀州十郡策封曹操为魏公，加九锡殊礼，后晋魏王，使得曹操完成了以魏代汉的全部准备工作。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去世，曹丕代汉称帝，国号魏，中国历史进入了魏、蜀、吴三国并立时期。 同为汉室宗亲的刘备，却没有光武帝刘秀那样幸运。因为未能据有冀州，只能割据益州，做了偏安西南一隅的蜀汉皇帝。其后，诸葛亮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先后七出祈山、北伐中原，莫不与试图夺取冀州、恢复中原有关。  此后，历朝历代都把加强对冀州黄河中下流地区的统治，作为巩固王朝政权的基本国策。元明清三代，冀州作为陪辅京都的“畿内巨州”，一直为路（元）、府（明）、布政司（清）直辖，故称为“直隶冀州”。元朝在北京设立大都，明朝从南京迁都到北京，清朝设直隶总督，由信臣重吏担任，为疆臣之首，都是为了加强对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统治。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开展敌后斗争，在河北周围地区建立了晋察冀、冀中、冀热辽、晋冀豫、冀鲁豫等多个抗日根据地。以河北为中心的这些抗日根据地，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建立后，定都北京，河北作为京畿重地，有“河北定全国安”的说法，在维护首都乃至全国稳定上，仍然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  据史书记载，为传承中华九州一统的根脉，夏朝时大禹铸造了中华第一青铜九鼎。鼎被视为立国重器，是国家和权力的象征。夏鼎历商至周，每当王朝改易，鼎则移于新主，称之谓“鼎在国在，鼎失国亡”。2006年5月，经国内知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青铜器专家长期论证、反复研讨，成功复原了形制为一圆八方的“中华九鼎”。按照“天圆地方”、“冀为中州”的说法，其中，冀州鼎被铸为中央圆形大鼎，其余八州鼎均为方鼎；按照中华民族以9为最大阳数的习惯，冀州鼎最大，高为99.9厘米，纹饰流畅，造型古朴，最具王者风范。现，复原后的“中华九鼎”在国家博物馆永久馆藏展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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