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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了白居易的诗教 ——当前新诗状况之管见 陈永昌 毛泽东同志在世时曾批评过，“新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就。”这是对新诗的高标准要求，未免有些过于严格。其实自新诗在中华大地上诞生以来，各个历史时期都曾出现过一些代表性的诗人和代表性诗作。诸如郭沫若的《女神》、闻一多的《红烛》、艾青的《大堰河》、臧克家的《老马》、贺敬之的《回延安》、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北岛的《回答》、叶文福的《将军，不能那样做》等等，都曾在读者中产生过很大影响，给人们以巨大的精神鼓舞，对当时的革命和建设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然而，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诗坛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尴尬，老一辈诗人先后谢世，一批优秀的中青年诗人纷纷改弦易辙，不再歌唱。于是新诗坛上出现了无主将、无主流、无主题，甚至无标准的混乱局面，劣诗、伪诗、不知所云的东西充斥着诗歌领地。 某报的一位资深编辑曾做过一个试验：从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十首诗稿中各抽出一句，随便拼凑在一起，组成一首“新诗”，问一位“新锐诗人”这首诗怎么样，回答竟是：“好诗，好诗！太好了！”再问好在哪里，回答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位老编辑后来谈起此事时不无感慨地说：“新诗沦落到如此地步，实在令人痛心！”可不是么，一堆互不相干的语句随便组合起来，居然被称为“好诗”，还有什么标准可言？一首诗拆开来每句都是大白话，合起来不知道说什么，这是当前流行的现代派新诗的普遍特征；加之其题材大都脱离现实、脱离生活，这就难怪广大读者不买它的账了。因此，新诗与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读者越来越少，变成了少数人自我欣赏的玩意儿。 那么，新诗的优劣、真伪到底有没有客观标准呢？回答是肯定的。窃以为一首真正的好诗应当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一、情真。诗学即情学，离开一个“情”字，诗也便不存在了。大诗人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诗者根情、苗言、花声、实义。”老先生以树喻诗，将构成诗的诸要素在诗中的地位及其作用，阐述得十分清楚，语虽不多，却可视为完整的诗歌理论。而将“根情”排在首位，可见它尤为重要。情乃诗之根本，根如不正，苗焉能直？更遑论花与实了。一首诗倘若言不由衷，或充满矫情（这是掩饰不了的），让人见之生厌，如何能够读得下去？ 所谓“情真”，就是要抒写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不伪饰，不做作。而要做到这点，首先所写的内容就要真实，必须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是作者在社会实践、人际交往、耳闻目睹中获得的灵感或发现，而不是坐在书斋里空想出来的。否则，即便敷衍成“诗”，也必然是苍白的、空虚的，即人们常说的“无病呻吟”，不会有什么生命力。 二、意含。这是一首好诗的必备品质，也可说是诗歌这一文学品种的基本特征。意者，主题也，或谓“中心思想”。那种无主题，无思想，云里雾里，不知所云的东西是不配称作“诗”的。而主题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从某种概念里生发出来的。它应当是作者在现实中的新发现，从生活中提炼出的新思想。这种新发现、新思想应是含而不露、耐人寻味的。换言之，主题应通过意象来表现，而不是赤身裸体地站出来说教。否则，便会索然无味，毫无意趣。 意象亦是诗的构成重要元素，有了适当的意象才能达到含蓄的境界。这里特别强调“适当”二字，就是说意象既不能过于明朗，也不能过于隐晦。太明朗了流于直白，太隐晦了便显晦涩。二者都是诗家所忌讳的。能否掌握好这个“度”，正是作者水平高下的表现。 三、象美。美是一切文艺作品的特质，诗歌尤其如此，人们常用“诗情画意”来形容美好的景物，就足以说明这点。所以诗人选择意象一定要有美感，要符合一般的审美要求。 有些作者专爱写些丑陋阴暗甚至肮脏龌龊的东西，这只能说明他的心理不够正常或不够健康，是不会有人欣赏那种“作品”的。当然，如能从丑中发现美、化腐朽为神奇，就像闻一多先生那样，把一潭死水描绘得五彩斑斓、暗显生机，那又当别论了。不过那要有过硬的功夫，非大家不能。 总之，选取美好的意象，营造优美的意境，满足读者的审美需求，让读者的心灵受到感染和净化，应是诗人的天职，也是诗人的一项光荣任务。 四、语精。诗是语言的艺术，所以对语言的要求也特别高，不仅要优美（包括讲究声韵、节奏、色彩，等等），更要高度精炼，不允许有废话或赘字。古人常为“吟安一个字”而“捻断数茎须”，以达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境地，可见他们对语言的锤炼多么重视了。 再看看我们今天的新诗，散文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不仅不押韵了（这可是韵文与散文的最基本区别！），无节奏了，连句子也变得拖泥带水,拉拉杂杂，动辄数十行、上百行，有人甚至以写长为能事，实在是对诗的误解。言简意丰，以一当十、当百，应是诗歌语言的基本要求，有志于做诗人者，对此不可不察。 五、形正。在内容完美的前提下，形式美也很重要，毛泽东同志就曾明确指出：文艺作品要做到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这里提出的“形正”,是说不要故意把诗行排列得奇形怪状。比如在横排的诗中夹杂一两个竖行；将长短不齐的诗句尾字对齐，而句首则犬牙交错，扎人眼球；还有的诗句长短悬殊太大，同一首诗中，有的一两个字一句，有的二三十字一句，甚至更长，一口气很难把它读完。 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新诗也像旧体诗中的绝句、律诗那样，五字、七字一句，四行、八行一首。但是逞奇斗怪、故弄玄虚绝非正道；况且，鲁迅、闻一多、何其芳等诸多前贤都曾对新诗提出过“大抵押韵、大抵整齐”的主张，我以为是很有道理的，值得诗人们考虑。 多年来笔者一直比较关注诗坛，有些看法和想法，犹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至于文中提到的诗应具备的五个条件，或曰五条标准，乃是诗歌自身规律决定的，并非什么发明创造或新的发现，在此提出仅供诗人们参考。 由白居易关于诗的论述，联想到当前诗坛状况，说出自己一些粗浅看法，就教于方家和诗界朋友，不当之处，诚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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