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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直言 我说的不是古典诗词。从《诗经》开始，汉俳、唐诗、宋词，包括元曲，一座座诗词高峰，为中国文化赚足了面子。 我说的是现代汉诗。这个以胡适为先锋的“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一开始，就以“运动”发难，和古典诗词决裂，中国现代汉诗种在了外国诗歌的土壤上，开始了艰难的诗歌发展。 百年过去了，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怎么样呢？一翻开现代诗歌史，我只就听到了一记记响亮的耳光—— 新诗伊始，以胡适为代表的新诗先驱者，开始了有益的尝试，胡适的诗歌更像是脱胎于古典诗词的“打油诗”、“顺口溜”，他自己也承认这就是后来闻一多先生所说的“戴着镣铐的舞蹈”。尽管在形式上有所突破，但是和两千年的古典诗词比起来，胡适等先驱者的“白话韵文”不亚于一个新出生的婴儿，孱弱，丑陋，禀赋不足。毕竟是新生儿啊，还有一丝希望啊！这记耳光，打得好，它打醒了中国的诗歌崭新历史。但是，这记耳光没打在脸上，打在屁股上。 新生命需要这一巴掌。 后来，我们看到的现代汉诗，基本上都是照搬西方的模式，郭沫若、李金发、冯至……欧美的现实主义、现代派、象征主十四行诗等各种形式的诗歌蜂拥而至，给诗坛吹来一股新鲜之风。有模有样的模仿，一众作者趋之若鹜。刘云若的长篇小说《红杏出墙记》里面写的围着长围巾的学生，手里都是要抱着一本诗集的，去诗社写诗，朗诵诗，正是新诗发展带来的“时代时尚”的真实写照。有模有样的模仿，甚至连诗歌里面也要加几句英文，否则就不算时髦。写新诗，朗诵新诗，成了当时的潮流。 其实，回看那段历史，我依然听到了响亮的耳光。“拿来主义”、“崇洋媚外”的思想做崇，让中国新诗一直睡在外国人的土壤上，中不中，洋不洋。打开当时的《现代》等老刊物，那些掺杂着洋文的诗歌算什么呢？一锅夹生饭，现在读来，觉得又好笑，又好气。都说“客是原来亲”，打着“洋大人”的旗号，就那么吸引人，似乎连外国人的月亮都比中国圆，诗歌里不加几句“洋文”，真不好意思写诗歌。但是，属于中国自己的诗歌呢？ 和中国古典诗词决裂后，现代汉诗迷失了自我。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建国初期，诗歌的“拿来主义”、“政治色彩”一直就统领着中国新诗的发展，“实用主义”凸显了诗歌的工具性，诗歌和诗歌的艺术性正背道而驰。耳掴子啪啪扇，一众人却咧着嘴笑，似乎被吸引过来的目光都是赞赏似的。试问，在“新民歌运动”中，我们留下的作品，有多少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的（我不否认那些带有民歌色彩优秀的作品）？试问，“全民皆诗”的年代，留下了什么脍炙人口，至今为人称颂的作品？ 还有一个十年，我们听不到耳掴子声，那个年代的诗歌成了火镰，在幽暗的世界一闪一闪，他们叫食指，叫白洋淀诗群，还有那些陌生的名字。我们听到的不是耳光，而是掌声。这种掌声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民间响起，最终汇成滚滚洪流，经过“四五运动”的险滩，终于汇成1980年代的“朦胧诗”。 1980年之前，朦胧诗已经形成。只是，少了一个舞台。这个舞台，是被“另类”的声音搭建起来的。那就是，反对者的意见。耳光子没打在别人身上，反手抽在了自己的嘴上。意识形态过多的干预反而造就了诗歌逼近了艺术领域，这究竟打了谁的耳光？ 之所以“朦胧诗”成为中国新诗发展的一座高峰，是因为，在诗歌里，人性的觉醒占据了诗歌的“思想”高度，诗歌的艺术符号得到充分的展示，那些歌者，不只是歌功颂德的油滑之人，而是追求真理的智者，哲人。如果以“青春诗会”作为诗歌的一个时代符号，第一届青春诗会，北岛的缺失，让《诗刊》从一开始就有了缺陷，我相信，那不是《诗刊》的过错。“青春诗会”的缺陷恰恰成为《诗刊》“骨气”的象征。毕竟，那时候的《诗刊》，还是因诗而生，因诗而活。 以后四十年的社会发展再次证明：没有思想的诗歌创作者，让诗歌成为无病呻吟者。 接下来，耳光声接连响起，如同一场只有雷声，没有大雨的阴霾。政治环境那么宽松，但是某些事人们却不知好歹，为非作歹起来。对朦胧诗的反叛，自认为形成了“后朦胧诗歌”时代，但是对语言的反叛，最终导致了诗歌语言的“口水化”，这种发展趋势，到了赵丽华的“梨花体”时代，已经让新诗的颜面丢尽，原本风平浪静的诗坛，再次掀起波澜，对新诗保持着距离的读者除了对新诗的冷漠，更多了全社会性质的口诛笔伐和嗤之以鼻。包括从内容上形成的“下半身”，包括诗歌出现的“行为艺术”，这种近乎小丑的“低级表演”，除了换来社会对现代汉诗更多的冷嘲热讽，对新式的发展没有丝毫作用！ 沧海桑田，物欲横流。现代汉诗在自我发展中，越来越世俗化，越来越庸俗化，越来越低俗化。随便、暴力、色情、肆无忌惮、滥情充斥着整个诗坛。网络的发展更为这种乱象提供了舞台。如果说，新诗初始，前三十年的诗歌发展还停留在模仿、探索阶段，那么最近三十年，几乎就是群魔狂舞的“胡来”阶段，无序、离经叛道、制造先锋，利益和霸权最终导致了“盘峰论战”，导致了一些“诗歌网红”的出现。特别是以《诗刊》为主的纸媒，开了“炒作”诗歌的先河，诗歌不再是安心创作的东西，而成了靠新闻、靠话题炒作的““妖魔”。 但是，对诗歌创作本身的拷问有多少呢？周涛提出过《新诗十三问》，问得诗坛沉默许久。不亚于给当时的诗坛扇了一记响亮的耳光。疼完之后呢？多少人醒了？当时，年轻的陈超做了回答，多年后，他纵身跳下了高楼，完成了自我救赎，预示了一个说真话的诗歌时代结束了。陈超变成了一只巨大的手掌，他把新诗拷问的耳光扇在了中华大地上，留下鲜红的印记，完成了自我化蝶。但是，他身后的诗坛呢？他继承者和追随者，究竟在干什么？ 二十一世纪马上进入三十年代，但是新诗依然在一片乱象中发展。被称作“诗歌风向标”的《诗刊》被排除在国家核心期刊之外，又是一记耳光。某些诗歌话语权把持者的不检点行径已经引起众怒。当一个时代，连写诗的都不再相信所谓的“权威”说的话，那么，所谓的“表率”和“标杆儿”已经成为了“海市蜃楼”！就像一个在歌厅里抓住话筒不放的“麦霸”，如果总以为自己的歌声如此美妙，而这“要命”的声音令众人抽身而逃，那紧紧攥住话筒的人真的不觉羞愧？！ 当下，已经不是外部环境对诗歌的侵蚀，而是诗歌内部出现了歪风邪气，出现了蛀虫。正如《扁鹊见蔡桓公》中所说：“病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诗歌因何而病，病在何处？诸位看官心知肚明，不一而论。 这是一个都在写诗，却无人倾听的时代。这是一个全民写诗，却不知道诗歌为何物的时代。我们缺失的不是诗歌技术，而是诗歌方向、诗歌思想、诗歌真诚。一句话，广大诗人和广大读者已经不再相信诗坛的作品、诗坛的刊物、诗坛的评奖、诗坛的“权威”，不再相信诗坛还有什么真理。因为真理早已经被庸俗的权贵们放进角落。他们站在高处自命清高、妄自尊大、为所欲为，他们自以为穿着皇帝的新装，其实不过是赤裸裸的小丑表演。 除了无耻，诗坛只剩无耻！ 当下的诗坛，该到了正本清源的时候了。诗人们已经不再是没有面子，而是颜面扫尽，有些人已经到了不要脸的地步，以丑为美、以权为美、以利为美、以小集团为美，诗坛还有什么值得留恋！ 当一个诗人离开了诗坛，开始封笔。请相信，他一定是被逼无奈。当一个诗人把伸出去的手掌打在了自己的脸上—— 那不是自残，那是被侮辱到了极点。 我们没有颜面，是因为我们已经找不到了属于诗歌的那张脸。 来源：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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