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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面对这个前无古人的新生帝国的治理，君臣之间有一段著名的争论。争论的议题是秦朝实行分封制还是郡县制。丞相王绾和博士淳于越先后向秦始皇建议分封制，所谓建诸侯以为“枝辅”，廷尉李斯却表示反对，他力陈郡县制的优越性，认为郡县才是“安定之本”。 秦始皇最后采纳李斯的建议，在秦国境内施行郡县制，将全国分为36个郡，由中央派官吏直接管理。“百代都行秦政制”，后世的朝代基本上继承和发展了郡县制。 什么是分封制和郡县制？分封制也称封建制，意谓封土建国，以西周为例，天子除了首都附近的土地自己管理外，将其余土地分封给了诸侯。诸侯在自己的封地里，又分封给各卿大夫，以此类推。授权以后，诸侯和卿大夫在自己的封地里可以自行征税，自行任免官员，还可以拥有自己的武装，俨然一个小国王。如果我们可以打个比方，那么封建制就像一个商会组织，会长就是周天子，他有自己的公司，会员们也有自己的公司，会长显然是不能干涉会员公司的管理的，会长的权力就是每年收收会费（岁贡），团结会员维权（夷狄入侵的时候），还有协调会员之间的秩序等。假设这是一个手机商会，一开始会长是诺基亚，后来有些会员发展很快，出现了苹果，三星，小米等公司，这时矛盾就出现了，会员就看不起会长了，他们不仅蔑视会长的权威，互相之间还经常竞争厮杀，于是就“礼崩乐坏”了，这个商会组织也越来越难以为继。 而郡县制呢，就是类似一个公司在各地设立办事处和代理人，这些分设各地的代理人领着老板的薪水替老板办差，然后直接向老板负责，这位老板就是皇帝，办事处和代理人就是各地的地方政府和首长。 那郡县制到底对中国有什么意义呢？要想说清楚这点，得先明白分封制的最大危害是什么。分封制的最大危害就是在古代的技术水平条件下，和国家大一统的发展需求是矛盾的，地方由于掌握一方的行政、军事和财政大权，一言不合就有可能挑战中央权威，导致国家分崩离析，陷国家于分裂和动乱之中。 纵观几千年的历史，分封制对中央权威的威胁是非常清晰的，例子很多。 春秋战国就不用多说了，彼时王室衰微，诸侯僭越的事例屡见史籍，诸侯中的强国早已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从郑庄公“射王中肩”，到楚庄王“问鼎中原”，最后秦昭襄王灭周室取九鼎，都说明分封制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诸侯作为周天子的臣，为什么敢挑战周天子的权威？最大的原因当然是他们掌握着地方资源，枪杆子和钱袋子很硬很鼓。诸侯挑战天子，而同时诸侯的臣——卿大夫，也同样挑战诸侯的权威，如韩、赵、魏三家分晋，如鲁国的季孙氏、叔孙氏和孟孙氏瓜分宫室等，都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秦朝灭亡后，项羽亦大行分封，将天下分给18路诸侯，自立为西楚霸王。但随后掌握地方军政大权的地方诸侯就开始反抗项羽，汉王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出汉中破关中，经过几年的斗争，最终联合其他诸侯王在四面楚歌中将项羽围于垓下，迫其自刎于乌江。 西汉建立后，刘邦实行“一国两制”制度：一部分地区如关中秦地施行郡县制，关东六国却大肆分封，分封的恶果在他的孙子汉景帝继位后爆发。 刘邦的侄子吴王刘濞的封国靠海，富集铜矿，于是自己煮盐采铜，自己铸造货币，富比天子，他甚至从来不到长安朝见皇帝，骄横跋扈至此。公元前１５４年，他联合楚、赵、胶西、胶东、甾川、济南等六个诸侯王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名发动叛乱，史上称为“七国之乱”，虽然最后内乱被镇压，但给西汉造成了不小的创伤，成为“文景之治”的最大污点。 西晋晋武帝即位后，封了二十七个司马同姓王，这些分封的王国都有自己的军队，可以自行任免文武官员，等到晋惠帝继位，就爆发了严重的“八王之乱”。从公元290年 到了公元３０６年的十六年里， 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长沙王司马乂、东海王司马越等八个王室为争夺权力不断倾轧作乱，史称“八王之乱”，至此西晋朝元气大伤，五胡趁虚而入，酿成“五胡乱华”。 唐朝唐玄宗时期，为了加强边境的防御，在重要的边境地区设立了十个军镇，也即藩镇，这些藩镇的长官节度使权力很大，虽无分封之名却行诸侯之实，不仅兼管行政和财政大权，还能带领军队，这为藩镇挑战中央创造了条件。公元７５５年十月，范阳、平卢和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经过周密准备，“渔阳鼙鼓动地来”，发动叛乱攻陷长安，虽然叛乱最后被平息，但从此唐朝由盛转衰，萎靡不振，皇帝权威一落千丈，进入约150年的藩镇割据时代。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巩固皇权，保持朱家天下的长治久安，将24个儿子和一个从孙分封于全国各地，以“镇固边防，翼卫王室”。不料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燕王朱棣举兵反叛，进陷京师，建文帝朱允炆不知所踪，朱棣就皇帝位，是为永乐帝。这一历经四年的争夺皇帝位的战争，史称“靖难之役”。 综合上面的讨论，从先秦时期的诸侯争战，秦末的楚汉相争，西汉的“七王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唐朝的“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到最后的“靖难之役”，一直在说明一个道理：东周以降，每逢分封地方必会叛乱。 之所以出现一逢分封地方就会叛乱这样的现象，是因为分封制和大一统所需求的中央集权是矛盾的，地方势力的做大，必然会形成中央集权的离心力量，最后一有风吹草动，就会走向和中央对抗的对立面。 但在郡县制制度下，地方官员只是皇权在地方的代理人而已，地方长官已经被剥夺了财军政大权，财赋除地方留存用作日常开支的一部分外，其余都需上缴，而他们更不允许私豢武装，至于人事任免权，地方所有官员的任免权都集中到了朝廷，集中到了皇帝手里，即使是最低一级的县官都是中央任命和考核的，说白了，他的乌纱帽去留的决定权最终来自朝廷，而他的顶头上司只有参劾、保举和协助吏部考核之权。所以郡县制制度下的官员的权力所及，相较分封制已经大大缩限，无非是赋税征收、劳役差派、讼狱治安以及安排一些公益事业而已，《明史·职官志》就记载：“知府掌一府之政，宣风化，平狱讼，均赋役，以教养百姓”，和分封制下的掌握大权的地方诸侯已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你会发现，实行郡县制的朝代和地区，很少有地方一级的政府或长官造反的，因为他们已经没有这个实力。所以郡县制的设计之巧妙，在于重新调整了权力的结构，合理地安排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避免了强枝弱干的弊端。 事实上，一千多年前唐朝的柳宗元已在他的《封建论》里专门对分封制和郡县制作了详尽的分析： “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柳宗元在文中指出，在周平王东迁后，天子实际上已经降到和诸侯同一级别的位置了，“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天下无道，诸侯已经没有君臣之礼，周天子统治诸侯的实力早已经丧失了，只不过还在公侯之上保存着一个虚名罢了！出现这样的现象，难道不是因为诸侯势力太强大而导致尾大不掉的局面造成的吗？而秦朝短命的原因，则是“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是因为激起了人民的怨愤，而不是郡县制的过错。汉朝却是“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汉朝郡县和候国各居一半，但最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只见有候国叛乱却没有郡县叛乱的，唐朝“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唐朝有藩镇叛乱却没有州县叛乱的。 后来的宋代大文豪苏轼也认为，“封建者，争之端而乱之始也。……近世无复封建，则此祸几绝。……故吾以为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论，当为万世法也”，苏轼一针见血指出封建是动乱的根源，他对秦始皇和李斯关于郡县制的言论和柳宗元的见解非常赞赏，当为万世法。 柳宗元所说的“有叛国而无叛郡”，“有叛将而无叛州”，才是郡县制相比分封制最大的优势所在。 所以郡县制对中国的最大意义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就是从制度上杜绝了地方政府挑战中央权威的隐患，为大一统的长期落实保驾护航。 作者：明清源唐宋 公众号:mqytshistory（或者直接搜：明清源唐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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