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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主导的变法运动（史称“商鞅变法”）可以说是战国时期唯一一次成功的变法。商鞅变法不仅使秦国一跃而成为战国七雄中强大的国家，奠定了统一中国的基础；而且变法过程中确立的一些制度，也基本上被后世所继承，构成了中国两千多年政治法律制度的核心内容。虽然商鞅最后成为一个悲情式的人物，但他的改革成果却并没有被抛弃，而是得到了发扬光大，这也是商鞅变法与历史上其他有影响的变法运动的最为不同的地方。那么，是什么保证了商鞅变法的成果呢？这，大概还得从商鞅开始变法时的一件小事说起。 秦孝公听从了商鞅的建议，决定变法改革，实现富国强兵。这些改革措施，力度大，涉及面广，如何保证这些措施得到切实有效的贯彻执行，是商鞅所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他琢磨了半天，想出了一个办法。一天，他在国都的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下令说：谁能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就赏十块金子。百姓心想，哪有这么好的事情，结果自然是看热闹的多，但没有一个人敢动手搬。商鞅见状，又把赏金提高到五十块金子。一个胆大的百姓真的将木头搬到了北门，商鞅当场赏了他五十块金子。百姓这才相信商鞅果然是言而有信，说到做到。商鞅则趁热打铁，推出了一揽子的变法计划：“令民为什五而相收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这些改革措施一出来，自然有很多人不习惯，但见商鞅言而有信，谁都不敢以身试法。于是一些人便想出了一个阴毒的办法：挑唆太子去犯法，看商鞅怎么办。没想到，商鞅对他们来了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对秦孝公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处以刑罚，但太子犯法，是老师没有教育好，责任在太子的师傅。于是对太子的两个老师（也是背后唆使太子犯法的主谋）处以刑罚：太子傅公子虔处以劓刑（割去鼻子）；太子师公孙贾被处以黥刑（脸上刺字）。这一下，不仅震慑了那些试图挑战变法改革的人，而且百姓见商鞅法出必行，也都老老实实地遵纪守法了。经过十年的变法改革实践，整个秦国面貌一新，“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行文至此时，有一段很精彩的点评，他说：“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因此，诚实守信，对于国家的治理、法制的推行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司马光虽然对商鞅变法的一些措施并不认同，甚至是多有批评，但对于商鞅立法先立信的做法，也不得不表示认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趣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商鞅推行变法改革，树立法律权威，取信于民，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使秦国迅速强大，但他本人却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的许多改革措施，损害了特权阶层的利益，“宗室贵戚多怨望者”；他为了树立法律的权威和信用，断了自己政治上的后路果然，秦孝公一死，太子（秦惠王）继位，公子虔手下的人立刻诬告商鞅谋反。商鞅亡命出逃，在旅店投宿时，因为没有带身份证（验），旅店老板也不知道他就是商鞅，拒绝让他留宿，并对他说：“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鞅哀叹道：“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后世的“作法自毙”的词语便是由此而来的。商鞅无奈，只得回到自己的封地起兵反抗，结果兵败被杀，“车裂以徇，尽灭其家”。 秦惠王虽然杀了商鞅，但商鞅变法时确立的各项法律制度和措施却在秦国延续下来，并且深入人心，连妇女儿童都能“言商君之法”，这在当时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商鞅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期。除秦国外，各诸侯国先后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变法改革，但基本上都没有逃脱“人亡政息”的怪圈。与商鞅同时的，就有韩国申不害主持的变法。韩国是战国七雄中是最为弱小的一个诸侯国，韩昭侯任命申不害为相国，主持变法，内修政教，外应诸侯，短短十五年时间，实现了“国治兵强”的目标。但申不害和韩昭侯死后，变法成果便遭到废弃。战国时的韩非在《定法》一文中，对两者做过比较，他认为：商鞅用法制来治理国家，“赏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劳而不休，逐敌危而不却，故其国富而兵强”，商鞅虽死，“秦法未败也”。 因此，要使改革的成果得到巩固，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要靠法治，依法取信于民。这，大概也是商鞅变法留给我们最好的启示吧。 作者为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栏目主编：王多 题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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