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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啸虎 商鞅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主导的变法运动可以说是战国时期唯一一次成功的变法。商鞅变法不仅使秦国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中强大的国家，奠定了统一中国的基础，而且变法过程中确立的一些制度，也基本上为后世所继承，构成了中国两千多年政治法律制度的核心内容。 虽然商鞅最后成为一个悲情式人物，但他的改革成果并没有被抛弃，而是得到发扬光大，这是商鞅变法与历史上其他有影响的变法运动最为不同的地方。那么，是什么保证了商鞅变法的成果呢？ 秦孝公听从商鞅的建议，决定变法改革。这些措施力度大、涉及面广，如何保证得到贯彻执行，是商鞅首要考虑的问题。一天，他在国都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下令说：谁能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就赏十金。结果看热闹的多，却没有一个人敢动手搬。商鞅见状，又把赏金提高到五十金。一个胆大的百姓最终尝试将木头搬到了北门，商鞅当场赏给他五十金。百姓这才相信，商鞅果然是言而有信、说到做到。 于是，商鞅趁热打铁，推出一揽子变法计划：“令民为什五而相收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这些改革措施一出来，有很多人不习惯，但见商鞅言而有信，谁都不敢以身试法。经过十年的变法改革实践，整个秦国面貌一新，“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资治通鉴》对此有一段精彩点评：“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 可见，诚实守信，对于国家的治理、法治的推行是非常关键的。司马光虽然对商鞅变法的一些具体措施并不认同，甚至是多有批评，但对于“立法先立信”的做法，也不得不表示认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趣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商鞅树立法律权威，取信于民，获得了很好的效果，但他本人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他的许多改革措施，损害了特权阶层的利益，“宗室贵戚多怨望者”。果然，秦孝公一死，太子（秦惠王）继位，公子虔手下的人立刻诬告商鞅谋反。商鞅亡命出逃，在旅店投宿时，因为没有带“身份证”（验），旅店老板也不知道他就是商鞅，拒绝留宿，并对他说：“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鞅哀叹：“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后世的“作法自毙”一词，便由此而来。 最终，商鞅无奈，只得回到自己的封地起兵反抗，结果兵败被杀，“车裂以徇，尽灭其家”。不过，秦惠王虽然杀了商鞅，但商鞅变法确立的各项法律制度和措施在秦国得以延续，并且深入人心，以至于妇女儿童都能“言商君之法”。 商鞅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期。除秦国外，各诸侯国先后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变法改革，但基本上没有逃脱“人亡政息”的怪圈。与商鞅同时的，还有韩国申不害主持的变法。韩国是战国七雄中最为弱小的一个诸侯国。韩昭侯任命申不害为相国，主持变法，内修政教，外应诸侯，短短十五年间实现了“国治兵强”的目标。但申不害和韩昭侯死后，变法成果便遭废弃。战国时韩非在《定法》一文中，对两者予以比较。他认为，商鞅用法制来治理国家，“赏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劳而不休，逐敌危而不却，故其国富而兵强”，商鞅虽死，“秦法未败也”。 因此，要使改革的成果得到巩固，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依靠法治、取信于民。这大概是商鞅变法的最好启示吧。 本版稿件选自上海观察“上观学习”栏目栏目主编王多邮箱：wangd035@jfdaily.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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