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谬理解，就在于新文化运动，就在于新文化运动之错误结论，就在于新文化之激进与极端。因为新文化运动作了衡量标准，所以今日根基于新文化运动氛围的教科书，它的立论或评论基础就是否定传统，以此来从语义语言上巩固、保护政治基础。换句话说，今天的大陆政治合理性是建立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这个语义环境下的，因而它的一切语言都必定是维护其政治语言，以制造一种有利于自己的政治语境。 我们要理解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不能脱离他所处的文化背景和时代背景，任何脱离此环境的理解都是望文生义的。延伸出来，今天大陆多数人所理解的〝亡国与亡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实基本上是马列注释，它与本意有天壤之别，甚至是对立的含义。在顾炎武时代，中国传统文化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虽然今天批判学说认为明朝就是衰落期，而在这个儒家文化脉络里，诸夏、夷狄与文明的关系是重心，诸夏若用夷狄文化和夷狄礼仪，那就是〝诸夏变夷狄〞；如果夷狄用诸夏之礼，那就是〝夷狄变诸夏〞，用儒家的原话就是〝诸夏用夷礼则夷之，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从历史上看，今天的汉人，其前身是用〝华夏〞，但是我们是知道的，今天的汉人与华夏族是不同的，它的绝大部分人是历史上那些吸收〝诸夏礼〞的胡人，如匈奴汉化了，鲜卑汉化了，部分契丹人汉化了，西夏汉化了，等等。 诸夏礼、华夏文明的传承，构成了儒家也就是顾炎武所说的〝天下〞。换言之，〝天下〞就是诸夏礼，就是华夏文明，也是华夏道统。在孟子和顾炎武看来，如果〝天下〞没了，〝诸夏礼就可能被夷狄所取代〞，这样就可能出现野蛮的夷狄〝率兽食人〞，因而诸夏应该竭尽全力保护天下，把夷狄礼变为诸夏礼。当然，我们在此也可以顺着孟子和顾炎武的思路延伸，即当中国大地境内出现大量的〝率兽食人〞现象，这就是〝亡天下〞，就是〝诸夏礼变成了夷礼〞。因为在孟子看来，〝率兽食人〞是近于禽兽。 从这个脉络上说，顾炎武所讲的〝亡天下〞和〝保天下〞就是保诸夏文化和诸夏礼。再从顾炎武所处的时代背景来说，顾炎武是明亡时期，异族的满清被儒家传统文化看成是〝夷狄〞，其风俗礼仪自然就是〝夷礼〞。顾炎武从〝诸夏礼〞与〝夷礼〞的角度担心华夏可能再一次沦为〝诸夏礼变夷礼〞，因此，他从捍卫华夏道统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亡国与亡天下奚辨〞的论题。在顾炎武看来，假如满清要强行推行〝夷礼变诸夏礼〞，那对于绝大多数汉人来说就是〝亡天下〞了，天下面临灭亡，这就需要〝保天下〞，而保天下就是〝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就是说，今天被大陆广泛引用为〝爱国主义〞教育信条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并不是〝爱国〞的要求，它恰恰是捍卫〝天下〞、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要求，是守护道统不被颠覆的要求。 至于今天被大陆宣教的〝爱国主义〞理念，顾炎武的〝亡国〞与〝保国〞又是一重否定，即他认为〝保国〞是〝肉食者谋之〞。对于广大的芸芸众生来说，〝保国〞是不需要去考虑的事，〝保国〞只涉及统治者，只是他们去保他们的国爱他们的国。当然，顾炎武那时候的〝国〞也不是现代意义的国，而是〝朝廷〞，是〝王朝〞，是皇帝一家的〝国〞，因而所谓〝保国〞其实就是〝忠君〞。 〝国〞与〝天下〞，二者的关系如何？在顾炎武那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清楚，〝天下〞高于〝国〞，因为保天下是全体认同诸夏礼的人的事，〝国〞只是〝肉食者〞考虑的事。而且，依照传统文化，〝天下〞是涉及道统，〝国〞涉及的是〝法统〞或〝治统〞。道统是〝铁打的营盘〞，治统却是〝流水的兵〞。 总之，顾炎武的〝保国与保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今天都被误解误读了，今天大陆人不管是强调爱国还是反感爱国，他们都没有真正理解顾炎武的原意。如果正本清源了，我们就知道今天〝保天下〞才是真正的爱国。 获取更多政经资讯，请扫描关注本公众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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