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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文学者来说，灾难一旦发生，会自问人文的东西在社会中有没有用呢？这实际上是对我们自己的反思，对人文学科用处的反思。
神话是文学的源头。华夏神话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灾害。在商周时只要记录下来的东西都带有一种民族经验的记忆。所以在商周神话的分类中，人类学家张光直特别划出一类“天灾与救世”。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或鲧、禹）治水这三个著名华夏英雄神话都是讲天灾的。神话用它的方式来讲述人类所面对的生存困境。中国神话的特点就是以人为主体，与各种灾害抗争。人类需要解释灾难，神话就产生了。以洪水神话为例，全世界五大洲中只有非洲的一部分没有，剩下的地方都有。弗雷泽在著作《旧约中的民俗》（Folklore in the Old Testament）中告诉人们，什么是“文学人类学”。它与我们在大学读的“文学”专业是有区别的。文学教科书讲一个大禹治水的故事就完了，弗雷泽不满足于此，他认为，单个故事要还原到世界性的谱系里。诺亚方舟也是写在《圣经旧约》中的希伯来洪水神话。弗雷泽讲了这个神话是从哪儿来的，它的背景是什么？他将各种来源的素材都排比下来，从诺亚方舟讲起，绕了五大洲，举了40多个例子，这些神话普遍的主题就是讲逃生。文学本来就属于人类，把对象放在人类的背景中，就能够看明白，它的特点也容易把握。中国洪水神话的特点就是治水，因为华夏土地灾难深重，光靠逃命不行。世界的洪水神话大都是关于逃生的，洪水的原因都是上帝的惩罚，因为人类有了过错，所以天灾的原因被归到神灵世界。弗雷泽是最早催生这种世界眼光的学者，有人称之为“比较主义者”。 神话是什么？在文学的课堂上讲神话，好像比小说还假，比灾难片还虚，没什么实际的内容。实际上神话是当时人对不可理解现象的一种解释。人对不可理解的东西感到恐惧，但经历过以后就相对平和了。神话对灾害有自己的解释，对那些把神话当作信仰的人来说，就不恐惧，他已经获得解释：刮风有风伯，下雨有雨师，每个神各司其职。《伊利亚特》上来就讲降灾，就是瘟疫。怎么降下来的？阿伽门农王霸占了异族女子，不愿归还，阿波罗神就降灾惩罚希腊人。“罪与罚”是典型的西方叙事模式，图解了西方人理解的灾难从何而来的问题。为什么瘟疫或鼠疫的题目一直要写到20世纪的加缪？因为在西欧的文化记忆中，这是最重的灾难。这种瘟疫，作为天灾也好，作为人类犯罪由神惩罚也好，都是对现实的一种解释，相信这种解释的人就没有恐慌了。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心理治疗。 回到文学中的天灾。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都没有回避灾难，而且文学还积累了很多经验。《诗经》中有被认为是最早的关于地震的官方记载。《小雅·十月之交》篇：“烨烨雷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讲的是地震后的地貌大变化。这记录的正是公元前780年的陕西岐山大地震。除了文学史上的经典以外，在没有被权力话语当作经典的民间文学中例子就太多了。很多农谚实际上都是讲防灾经验的。民间智慧中蕴藏着丰富的族群生命所赖以存活的经验。学文学的有没有用？有用。如果一个调查报告写好了，说不定可以提供有用的启示。 文学中还有大量内容不是直接面对自然灾害的，而是讲灾难之后人的精神，今天叫心理治疗。古时候甚至得病也不是个人的事情，是社会群体的事情，要举行群体性的仪式来禳灾驱鬼、治病。这笔文化遗产中留下来的经验，也是有价值的，叫非物质文化遗产。用人类学的话说，其中应该蕴藏着千千万万种地方性知识。联合国减灾委将中国定位为世界上少数多灾多难的国家之一，而这个国家正在延续着几千年没有中断的华夏文明！这次抗灾中有个成语特别响亮，叫“多难兴邦”，这是从我们民族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 默哀并降半旗三天，是古老仪式传统的现代重演。人类学讲仪式有两种，一种是定期仪式，跟着春种秋收的季节规律，预先安排好日期。另一种没有固定日子的，叫ritual of crisis，即发生危机时举行的仪式。这是每一个社会都要采用的。默哀并降半旗，相当于危机仪式。由于全民参与，加上媒体的重复播放，全世界为之感动，国家民族的凝聚力瞬间得到极大的强化。由这种仪式提升出的哲理经验，是要把灾难化成有利的东西，变成克服灾难以后的重新动员、重新凝聚。谁懂得这个，谁就能够顺利渡过危机。所谓“多难兴邦”，就群体讲，有“居安思危”的道理；就个体讲，有天降大任于斯人必先磨难的道理；从文学上讲则有“穷而后工”的道理。这都是从苦难中总结提升出来的智慧，是我们走出灾难阴影的精神资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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