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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够以一个消费者的身份参加会议，是因为两年前在开始做购米包地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参与者。在南马庄秧田的田埂上，挂着消费者的小牌子，上面写的有我们的名字。我也吃到了兰考的无公害大米和有机大米。 今天，我想说的是主题是，作为消费者，我们怎么样面对生产者给我们抛过来的绣球？刚才南马庄支书张砚斌已经对大家明确表态了：我们生产者要讲良心、爱心、责任心。生产者已经说了，我们消费者应该怎么回应？我们消费时，是不是也要讲点良心、爱心、责任心？要实现城乡良性互动，城乡和谐发展，我们农民已经用了良心、爱心、责任心去生产，作为消费者，我们是不是也要用良心、爱心和责任心去消费？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可以用两个小小的例子，说明一下最基本的背景： 一个例子是在非洲，这是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写的：“今天，对应每一美元出产于坦桑尼亚而销售于美国咖啡屋的咖啡，咖啡种植者收入的还不到一美分。”一美元的咖啡卖出去了，咖啡的种植者竟然得不到一美分，百分之一的收入都没有得到。这就是我们残酷的现实。中国的农民，也面临着类似的命运。为什么呢？这就是自由贸易体制所带来的结果。我们经常夸奖说，市场经济是优胜劣汰，市场经济是自由竞争、自由贸易。而在自由贸易体制下呈现出的现实，可以换句不好听的话就是，弱肉强食。你扛不过别人，就会被挤下来。我们小农在面对消费者、市场、政府，面对周围的环境，尤其是自然环境时，你会发现，他永远处于弱者的地位，永远不可能成为强者。 另外一个例子是在美国。实际上，即使是美国的大农场主，在强大的消费者、市场和政府面前，仍然是一个弱势的小农。我前一段时间在美国做调查，发现美国所谓的有几千英亩土地的大农场主，他们在面对市场、公司、政府提出的条件时，仍然是非常弱的，并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砝码。统计资料显示，美国农民从消费者的食物消费里面，所获得的收入还不到食物消费价值的5% 。而在1910年，农民可以得到40%多，整个自由竞争的食物体系，把农民的耕作收入不断挤压，直至目前的5%。 所以，整个食物体系的世界趋势是，农民作为一个阶层，整体地被市场挤压，被消费者挤压，被政府挤压。消费者虽然松散，但作为最终的购买方，是在不知不觉中，被市场绑架，更确切的说是给食品公司绑架成为一个组织化的群体，变成了挤压农民的一个主力。农民受挤压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农民都是松散的农户，很难联合起来。表面上看，粮食是我生产的，我爱卖不卖。但实际上根本不由得你。粮食打下来了，不一定有那么大地方存放。即使有地方存放，过些时间变成陈粮了，也卖不出好价钱。而且，价格根本不是由你决定的。就南马庄而言，是由到南马庄收购的小商小贩，或者是过去的国有粮站，是由他们决定的。就是这个价格，你不卖，就由你放在家里。美国的大农场都是如此，何况我们小农户？ 在这样一个世界体制下，小农微薄的农业利润不断被瓜分，瓜分到最后，连自己的生产成本都没有办法补偿。再引用UNDP《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中人类发展报告处处长凯文·霍金斯的一个评论：“在自由市场的花言巧语和强调公平竞技场优点的背后，铁的事实是一些世界上最穷的农民被迫进入与工业国家的财政部而不是北部农场主的竞争。”也就是说，在WTO自由贸易体制下，我们中国的产粮农民，是被迫在跟美国的财政部竞争，而不是在跟美国的农民竞争。表面看来，好像是我们中国的农民在打粮食，美国的农民也在打粮食。中国农民在跟美国的农民竞争。可是美国的产业化农民，得到大约相当于粮食价格三分之一的政府补贴，也就意味着，至少他的价格可以以低于他生产成本的三分之一去销售，在价格上，你根本没有优势。况且，他有几千英亩的土地，中国一个农户的家庭农场，平均6到7亩地，还是中国的亩，不是英亩，合成英亩只有1亩多。再加上他们通常是一个农民经营整个农场，而我们是一个家庭绑在这1英亩多地上，我们如何跟他们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农民种什么，什么不赚钱，是必然现象，不仅是中国如此，哪怕在美国，都是如此。我们养什么，什么也不赚钱，因为美国低价销售出来的粮食，用作饲料，去养羊、猪、鸡，等等。上游的产品已经便宜三分之一了，下游的产品，自然便宜。美国加入世界自由贸易体系的，又几乎都是机械化的养殖场，猪肉、牛肉、羊肉、所有奶制品的价格，都会比你低，所以我们养什么，什么都不赚钱。这是我这几年在农村调查，听到农民最多的反应——种什么，什么不赚钱；养什么，什么不赚钱。这是目前的自由贸易体制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这是WTO主张的农产品自由贸易在中国扩张的一个必然结果。 实际上，如果我们有理由批判20世纪30、40年代的国际联盟，我们就有理由怀疑目前的WTO。只是没有人愿意撕破这层面纱。让保证基本生存的农产品成为自由贸易商品，让为我们的衣食劳作几千年的农民去参与全球性的弱肉强食的自由竞争，爱心何在？良心何在？责任心何在？弱肉强食，弱者永远被强者所食，小农永远被环伺在周围的强者所食！ 但转回现实，事情已经这样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无法扭转整个世界的食品生产体系，我们无法扭转遍及世界的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但我们天天还要吃饭。怎么办？只能从我们身边做起，从我们自己做起。用一个新的，但实际上又很传统的贸易体制，来取代这个自由贸易体制。那就是公平贸易。 我们知道，农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生产部门，我不愿意把它叫做一个产业，我不愿意把它叫做所谓的第一产业。它是一个特殊的部门，它的特殊体现在，它是惟一一个供养我们一日三餐，须臾不可缺少的部门；它是惟一一个人与自然相交换的部门。 我们的耕地，每年能生产多少、质量如何，不是完全由我们决定。不是由我们的机器、资本来决定。更多的，是由上帝的恩赐，由自然的变化来决定。风调雨顺了，你可以打多一点。如果不是风调雨顺，如果有天灾，你没有办法抗衡，就得减产。所以说，农民面临的自然风险很大。除了自然风险外，市场风险目前也是如此。猪肉的价格，可以像猴子一样跳得非常高，也可以降得非常低，让你无法适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消费者，如何与生产者一同合作，创造一个健康的食物体系，让我们有一个稳定的健康的消费来源，让生产者有一个稳定的健康的生产体系？ 我们必须采用一种可替代的贸易方式，就是公平贸易。是公平贸易，而不是自由贸易，才能带来一个健康的食物体系，保证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健康。公平贸易是什么呢？如下是一个定义：公平贸易（Fair Trade）是一项以市场为基础的（market-based）解决方案。公平贸易是由消费者需求驱动的，让生产者种植对人和环境没有危害的作物，并支付公平合理的价格。消费者通过公平价格的支付，直接可以支持农民家庭生活、社区发展、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农业实践。 在公平贸易体制下，消费者通过公平合理的价格支付，可以直接支持农民的生产与生活。可以支持农民采取环境友好型的，同时也是可持续的方式种地。我们消费者要讲良心、爱心、责任心，就得对得起农民，对得起环境，对得起我们衣食的来源。在自由贸易体制下，我们直管去商场购物，买食物，完全可以不管农民死活。农民自然也没有义务对你讲良心、爱心、责任心。这就是我们食品安全屡屡出问题的一个基本原因。而在公平贸易体制下，我们就有一个机制，让消费者和生产者接触、联手，和农民共担自然风险。 在公平贸易体制下，我们不能逼农民独自去承担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而又想得到稳定健康的食物来源。公平贸易体制下，消费者应有的态度是，不管当年你打多少粮食，我都认了，因为这是天决定的，今年的粮食增收了，我多吃一点，减产了，我少吃一点。这是生产者和消费者讲良心、爱心、责任心合作的前提。 目前我们做的事情，从购米包地到现在有机价格的认证，我们都在试图去接近这个目标，去推动公平贸易体系的实现。正如何慧丽教授所说的，我们消费大米的时候，还要考虑到，里面有一个生态的价格，或者说成本。何慧丽教授前几日给我说的时候，我不太同意这样一个概念，生态成本和生态价格。因为我是学经济学的，经济学里面没有这样的价格，挺多会有一些类似生态补偿的东西。如果你硬让我算这样一个成本或者价格，我没有办法算，因为这是一种经济学上所说的外部性。所谓外部性，就是一项经济行为的外部影响。南马庄的生态环境，是南马庄的农民享有的，我们在座的消费者，远在北京，也不知道南马庄的具体情况如何，你让我为此付这样的费用，很难说服消费者。按照经济学外部性的理论来讲，兰考人民享受了外部性，你的环境好，水质好，身体健康，我们北京的市民并没有享受到这个，我们为什么要为此付费？我们还可以说，这是一种地区性公共物品（南马庄周围区域、兰考范围或者南马庄的黄河下游地区）。外部性也好，公共物品也好，应该由公共部门提供。不应该由生产者，或者消费者来承担。 实际上，若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讲，市场创造了这样的问题，却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 但我们可以转回头，放在公平贸易的框架下思考。如果消费者想得到安全、健康、稳定，又让农民能够维持他家庭生活的食物体系，我们就必须付出一个合理的价格。这样一个合理的价格，让他能够支持农民家庭生活、支持社区发展、支持环境保护，支持可持续农业实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用公平贸易体制这样一个思维，来取代自由贸易体制的思维，我们应该付出合理的公平价格，来取代所谓的自由市场价格。 在现在的自由贸易体制下，如果按照市场价格，农民不可能得到合理的补偿。我这里有一个案例。美国买埃塞俄比亚的咖啡，市场价格从1998年的每公斤1美元，下降到了2005年的每公斤30美分。这样一个市场价格，农民不得不接受。但是这样一个市场价格，埃塞俄比亚的农民能够活下去吗？他们最终活不下去，因为在这样一个价格下，农民每亩地的损失是大概200美元，整个埃塞俄比亚，仅咖啡贸易一项，一年就损失4亿美元。这4亿美元，占了美国对埃塞俄比亚食物、粮食援助的一半。表面上看，美国在帮助你，实际上美国把钱从农民的口袋里面，又掏回去了。在这样的自由贸易体制下，农民连基本生活都无法维持，谈何生态环境保护？又有何理由和责任，给你提供健康的食物？ 所以，我们必须在公平贸易体制下来制定价格。回到我们当前的订价实践，去寻求一个公平的价格。 我们可以参照一下去年的订价方法。去年订价的时候，我当时在美国，没有参加，但是我知道价格听证会的全过程。我们看到，我们公平贸易的方法是成本定价法，而不是市场定价法，不是按照市场价格来定，而是按照农民生产成本多少决定，我们在成本基础上付合理的利润，来维持他的生产，让他继续健康的生产方式。 就今年而言，无公害的大米，稻谷产量是900斤。加工成食用米，是630斤。按照现有的成本来算，大概1.88元的成本。我是相信农民提出的各项成本的，那么，生产一斤无公害大米，就是1.88元的成本，我们付了1.88元，农民就不赔钱了。但是，农民还有他的家庭生活，还有农村社区生活，还有我们今天所强调的生态环境。而成本中，只覆盖了对农民的部分劳动补偿，就是记录中的每亩地农民一个稻米生产季节投工8个。8个工的成本是240块钱。 但这个价格，还没有对农民的家庭生活、社区发展、环境保护、可持续农业发展，付一分钱，这是一个净成本价。假设你们提供的信息是完全真实的，我也相信你们提供的信息是完全真实的。这1.88元我们怎么进一步的算价格呢？按照去年的算法，要加40%到50%的市场流通费用，如果农民不直接向我们销售，他们卖给市场，市场会经过收购者、二级批发商、大型的粮油批发商，再经过零售商，一级级到我们手上，通常有40%到50%的附加价值，会加在成本的基础上。比如说，加50%就是2.82元；加40％，就是2.63元。 由于我们是消费者和生产者对接，流通费用实际上很少，这就是我们消费者和生产者可以议价的空间。比如，我们可以取一个稍微低一点的线，40%。另外10%让利给消费者，那么，就可以以2.63元作为一个参考价。 但这还没有考虑到另外一个因素，这样一个因素就是刚才何慧丽教授提到的生态成本价格。在公平贸易体系下，有这样一个费用，这个费用我们可以参照前一段时间我在美国的时候访问过的一个公平贸易公司来确定。这个公司叫做和平咖啡，和平咖啡公司有制订公平价格的一套体系。这个体系适用于它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八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公平贸易，他从这八个国家买咖啡豆，买回咖啡豆以后自己再加工销售。在支付的咖啡豆价格结构里面，对于不同的合作社有不同的付费结构：农场工人工资这一块占最大头，大概在51%到90%之间。加工成本在15%到31%之间，其余的部分，就是社会投资。社会投资是专门支持这个地方的社会发展的。比如说妇女协会、老人协会等社区组织，或者向有机生产转型与生态环境保护，或者技术设备、教育、卫生、信贷服务等等，这一部分占4%到10%之间（有一个特别的案例，是占了30%），但是大部分生产者取的社会投资比例是4%。我们如果参照这个公平价格体系的话，那还要再加4%，留做合作社发展。如果再加入这4%的话，就可能到了2.72。这是一个大体的参照价格。 另外两个品种，黄金晴由于产量比较低，它的价格比较高，我算出的参考价格可能在4.56元左右。有机大米的参考价格更高，我算出的可能在5.52元左右。这是我经过计算，大概提出的一个可能的参考价格。但这个在成本价基础上，以比率法参照流通费用制订价格的方法，可能还需要调整。 如果我们完全回到公平贸易体系下，去计算支持农民家庭生活、社区发展、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农业实践所需要的价格补偿，则需要更完全的信息。今年提供的信息，还不足以这么计算。 我的意见大体如此。最后想说一句话，消费者所追求的，不应该是口感，而是健康。如果消费口感，我们就会被别人骗，因为口感是可以制造出来的。如果我们消费“健康”，牢牢抓住“健康”，我们就有可能和生产者达成一个有效的联合。谢谢大家！ [本文为作者2007年11月4日在北京林业大学北路的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上举行的河南兰考县南马庄大米2007年价格听证会上的发言。]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小毛驴市民农园2011年CSA简报第10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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