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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媒介技术广泛深入的应用，人类知识生产与媒介话语的信息生产、意义生产已经混淆甚至等同，现代人类获得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类媒体业的话语生产，因此，具有传播话语权的国家或者集团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和把持了文化知识生产的权力，对媒介话语意义生产的争夺也是对文化知识生产的争夺。 萨义德认为，知识本身非常不稳定，“从来没有一种诠释、理解以及知识不会涉及利益。” [1] P212社会世界的知识与自然界的知识不同，所有关涉人文及社会的知识都是历史性的知识，是诠释的产物，事实的重要性来自于人们对它们的判断与诠释。人文社会方面的知识以不同的方式获得它的知识地位，有些方式是知识性的，有些方式则是社会性的或者政治性的，诠释是人文社会知识生产方式之一，是主体有意塑造并形成其关注目标的活动，而且必然是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中发生，由处特定位置、特定背景、在特定情境下抱持特定目标的主体以世俗化、历史化、脉络化的方式来进行，知识诠释极为依赖诠释者的身份、诠释目的。由于诠释者处于特定的时空位置，具有特定利益，处于复杂的从属关系中，因此没有真正所谓“客观”、“中立”与“超然”的知识诠释。“诠释是一种社会活动，而且无可避免地会与产生它的情境发生关联，这情境或是赋予它知识的地位，或是判定它不够格作为知识。任何诠释都不能忽略其情境；而且没有对此情境做诠释之前，诠释就不算完成。” [2] P211大部分被诠释为人类社会知识的事实与意义都将成为人类常识来理解，也就是沉淀为人类的共同经验与共同意识。当对知识的诠释被纳入权力结构之后，系统化的、有意识的人文社会知识生产实际上是对世界意义阐释权与文化秩序建构权的一种确立。 在媒介全球化的语境下，人们不可能超越媒介话语对世界与社会方方面面的阐释，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媒介话语获取外部世界的知识，但是这些都不是事物本身的直接具象化，而是媒介话语对它的再现与诠释。也就是说，所有关于社会、文化、文明等的知识，都是来自一种间接证据与媒介话语生产者所处的情境——包括时间、空间、历史情境、政治情势、主体自身水平等——的混合物，这种知识的生产主要关涉到创造知识的社会需求。“被拿来充当知识的其实是一种非常混杂的事物，决定它的因素主要为外在而非内在的需要。” [3] P215人们通过知识生产满足社会以某种秩序结构进行运转的需要。媒介话语作为一种对世界对社会的诠释与命名，其对事物的表述以及对事物赋予的意义，成为人们对事物认知过程中获取知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这些知识起作用的时候，也是它背后的权力在发生着作用。 伊尼斯指出了传播媒介对于知识的生产控制以及它与权力的关系。他提出了“知识垄断”的说法，是指某个集团因为掌控主要的媒介和拥有媒介的使用技能，控制和独揽了对社会信息与人类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拥有对世界的唯一解释权，成为政治权威或者文化权威，进而成为一种社会权力。塔奇曼认为，媒介话语是一种社会资源，它的建构是一种对社会生活的分析性理解，是一种知识性的诠释，同时也是一种权力资源，因为权力“就是通过传播某些知识并压制某些观念而实现的。权力也因知识作为社会行动资源的构成方式而加强。” [4] P199媒介传播的知识垄断打破了文明的时空结构，破坏了平衡的秩序。“知识的垄断或寡头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平衡就扰乱了。” [5] P2 媒介传播的知识垄断对文化的多样性是一个威胁，任何一种文明都有可能遭到媒介技术导致的知识的机械化破坏。媒介传播知识垄断形成还意味着获取知识的结构也成为垄断性发展，人们被笼罩在媒介话语生产与传播的知识网络中，被告知、被教育，被抑制了获取更多知识的可能性，人们自身获取知识与理解知识的能力逐渐减退，在理解的领域也失去了自己的判断认知和生产知识的能力，并且在经济与政治势力的作用下形成的媒介知识垄断最终会对文化知识的时间性造成伤害，在某种程度上阻隔了与传统的联系。在媒介话语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媒介知识垄断意味着一种媒介权力与文化秩序的确立。 在当下媒介全球化的世界，媒介技术尤为发达，人们接触媒介和讯息的机会大大增加，但是知识垄断依然存在，因为媒介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源为少数人所掌握，大多数人们没有媒介控制权并且缺乏反馈的机会，知识垄断以更为隐蔽的方式存在。现代人类很难逃离媒介话语对知识的“解释循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长期暴露于媒介环境下，对于媒介话语生产的知识习而不察，视为当然，缺少对资讯传播、媒介话语意义与知识生产的动机、过程、效应等方面的考察和批判。在伊尼斯看来，在这种渗透了商业主义的媒介垄断机制中，知识与信息无可避免成为了商品，媒介机构的专业阶层为人类生产观点、意见与知识，并通过媒介话语流攻势，使得人们成为媒介知识的牺牲品，而这些知识可能与事物的真相、人们的真实经验以及生活事务等并不一定有关联。 面对媒介知识垄断生产的现实，我们应当看到，媒介话语跨文化传播的过程充斥着媒介话语生产主体为追求意义阐释权与秩序构建权而进行的竞夺。通过媒介话语跨文化传播，媒介话语生产主体把对世界的表意与各种讯息转化为一定的知识体系，而这一知识体系又与特定的权力结构相互呼应相配合，共同巩固了既有的世界利益结构。这种由媒介话语权力垄断而建构起来的意义与知识体系必然具有其局限性，体现在媒介话语跨文化传播中媒介话语的阐释偏向与知识盲区，正如李普曼所说，“知识未必来自良心，而是来自良心所应对的环境。当人们根据情报原则行事时，就会走出去寻找事实，形成自己的智慧。当人们无视这一原则时，他们便缩进了自我，找到的也只是近在咫尺的东西。他们不是在增长知识，而是在扩大偏见。” [6] P281 笔者认为，要建立合理的媒介话语跨文化传播格局，在具体的传播实践中，我们需要通过媒介话语传播进行一系列的意义建构，从新知识生产的高度参与国际传播新秩序的确立，为世界的媒介话语跨文化传播提供一个新视角，将自身媒介话语的意义生产纳入到世界的新知识生产体系中，从而参与到世界意义秩序与文化秩序的重构中。 [1]［美］爱德华·萨义德，《报道伊斯兰》，阎纪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212页。[2]［美］爱德华·萨义德，《报道伊斯兰》，阎纪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211页。[3]［美］爱德华·萨义德，《报道伊斯兰》，阎纪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215页。[4]［美］盖伊·塔奇曼，《做新闻》，麻争旗、刘笑盈、徐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199页。[5]［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页。[6]［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1页。 欢迎关注“元浦说文”头条号 金元浦 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 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教育部文化部动漫类教材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中国传媒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博导 “元浦说文”由中国人民大学金元浦教授创办。目标在于速递文化信息、传播深度思考、汇集文化创意产业的业界和学术精英，搭建产学研的合作桥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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