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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28 04:01 | 豆瓣：monica 梅·萨藤在缅因海岸独自生活，以写作为业。她从抑郁症的泥潭中站了起来，然后说：“凤凰，是的，那种神话中的鸟，在火中化为灰烬，又从灰烬中重生……我会像凤凰一样从火中再生，更新一切，尤其是我心中的痛苦。” 她1912年生于比利时， 4岁时随家人移居美国，生活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她的父亲乔治 · 萨藤是一位科学史教授，她的母亲玛贝尔 · 萨藤是艺术家和设计师。梅 · 萨藤自孩提时代起就对文学和诗歌有着浓郁的兴趣，她19岁时游学欧洲，在巴黎生活了一年，此后每年访欧，认识了一连串杰出的朋友：弗吉尼亚 · 伍尔夫、伊丽莎白 ·鲍恩、朱利安和朱利娅 · 赫胥黎、柯特连斯基等等。受这些朋友影响，她于1937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四月相遇》（Encounter in April），次年又出版了第一本小说《孤犬》（The Single Hound），由此开启了漫长而成功的创作生涯。 知名文学杂志《巴黎评论》有一档经典栏目：作家访谈。半个多世纪以来，荣登这一访谈的作家包括海明威、聂鲁达、桑塔格、厄普代克、马尔克斯、昆德拉、博尔赫斯、埃科。《巴黎评论》每篇访谈都力求完美，整个周期往往历时数月甚至更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梅·萨藤迎来了《巴黎评论》的采访者。她在自己的日记《过去的痛》中写道：“1979年3月11日 星期五，《巴黎评论》的记者全天都在这里，这是一个刚从拉德克利夫毕业的年轻女人……没有万达的热情没人会来我这里，但我感到一点悲哀，我等了这么多年的采访者并不很理想。她对作品不太熟悉，也不读诗。那使我费了很多口舌谈了许多关于诗的东西。令人失望的是缺乏尖锐的问题，那种问题对被访问者可能是具有启发性的。我努力去接受她提供的一切，并尽可能去帮助她，这也许会使结果比我担心的要好一些。” 文中的采访者应为万达·乌尔班斯卡（Wanda Urbanska），1978年刚刚大学毕业，在《巴黎评论》任助理编辑。可以预料的是，这篇并不成熟的访谈并没有出现在《巴黎评论》上。我们看到的是四年之后的另一篇访谈，由卡伦·索姆（Karen Saum）完成。她是梅·萨藤长期的密友，也曾数次出现在《过去的痛》中。在1983年这期作家访谈里，已经获得读者和评论界认可的梅·萨藤回忆起年轻时“为钱而写”的经历：“我在剑桥生活的那段时间确实写过一些短篇小说……那些故事都不怎么样，我可不想看见它们重印。它们实在是…… 唉，有一篇很短的故事让我得到了600美金，当时那可是不小的一笔，我有点飘飘然了。我想，这可真不错啊，那就多写点吧！后来确实写了不少，但最终停下来了，因为当我坐在打字机前的时候，美金的符号就在眼前飘过。那是为了钱而写的。 不知为何我没法这么做。 她确实没法这么做。她的诗句如此清澈，容不下杂质。 “To be still, to be silent, to stand by a window. Where time not motion changes light to shadow." 访谈中还有这么一段对话。卡伦问：“从哪里开始，这样的结局就变得无法避免了？”梅·萨藤答：“从真挚的爱被玷污的那一刻开始。那是丧失一切、一无所有的转折点。接下来她就身处地狱了。”不知道有多少曾经身处地狱的人经历过这样的转折点。光与暗的分界，喜悦的终结。退回一步，是无知无觉的快乐；向前一步，是万丈深渊。梅·萨藤的处境不可谓不艰难，在她生活的年代，身为同性恋要承受比现在大得多的压力。《纽约时报》一位书评人公开指责她的新作是“同性恋小说”，而与她共度十余年人生的伴侣朱迪患上了奥兹海默症，忘记了过去的一切。在难以想象的伤痛中，她写道：“穿越痛苦的惟一途径是经历它，吸收它，探索它，确切地理解它是什么，以及它意味着什么……没有相同的爱，也没有相同的死亡，相同的损失：这些路我们是要独自走的。”被深渊回望过的人，恐怕都明白这个道理。 身为女性，身为少数群体，究竟要面对多少苛责？梅·萨藤在小说《报应》中借劳拉之口说：“ 我想，不论一个女人曾经拥有多少创意和力量 —— 就像你—— 我们都默许自己陷入各式各样的成见中。说到底，女人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并不会预设男人 “ 应该” 结婚、“应该 ”成为父亲，对吗？ ”如今我们似乎走入了四十年前美国社会的轨道。选择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几乎一定会招致指责。一个独自生活的人能够过得幸福吗？太多人急于评判，却不知道内心足够丰富的人会把孤独看作一场盛宴，因为它能提供安静平和的心态，以及源源不断的创造力。在一个理想的社会里，再小众的生活方式也会受到尊重；但即使没能身处这样的社会，我们也得宽恕自己，才会有力量前行。 《过去的痛》真实地还原了一颗敏感、热忱的诗人之心，却并没有囿于情绪的铺陈，而是更多地表达了对文学、历史、教育等诸多领域的关注。比如梅·萨藤对芝加哥贫民窟一所学校的描写： 它由一名黑人妇女所领导，接受的是五到十三岁的黑人儿童。她的名字是马瓦·科林斯（Marva Collins），学校命名为西区预科学校（West Side Preparatory School）。她曾在公立学校教书，厌恶过多的小玩意、工具、体育馆，和真正的基本教育的匮乏，尤其是阅读和写作，于是她决定在自己的房中开几个房间，她的房子在当地一排高大却多少有些荒废了的房子中间。她站在那里，痩削，棱角分明，有着一张极其热情的面孔和灿烂的黑眼睛，面对着一教室的黑人孩子，她命令他们努力学习，每天从八点到三点都不准玩耍，她给孩子们留家庭作业，孩子们也热心于此，他们上床睡觉时都带着书。他们读些什么？谁是他们喜爱的作家？当莫利·塞弗（Morley Safer）提出这些问题时，孩子们纷纷举手，一个大约九岁的男孩令人震惊地回答 :“乔叟、莎士比亚”，一个稍大一点的男孩回答“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此等等，很清楚，阅读已经成了他们生活中最大的事情。 被梅·萨藤视为挚友的卡伦问她：“如果您现在十七岁，看到七十岁的自己，会怎么想？”梅· 萨藤答道：“我想我会为自己骄傲。我做到了预想中的事情，尽管没得到多少帮助……假如十七岁的我知道自己出版了十二本诗集（那时候我根本没想到会有小说），我会觉得相当不错。我会说，你做到了自己该做的事。”  年轻时的梅·萨藤  查看原文 ? 版权属于作者 商业转载联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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