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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过很多作家的访谈，大多数时候，作家的表现都很让人失望，看着他们在台上紧张到不发一言，紧皱眉头努力寻找合适的词汇的样子，觉得很是尴尬。演讲相对好一些，因为提前做了精心的准备，写好了稿子，就算无法临场发挥，还可以念稿，总不至于尴尬冷场。但是访谈中，即兴发挥的东西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很多，你无法在一个瞬间，把思想编码为通俗流畅的文字表达出来，让聆听者明白你想表达的含义。更何况，很多作家都是习惯独处，他的思维是写作的思维，他的声音是头脑中的声音，而不是真正的发声。就如同一部作品在头脑中是完美的，但是写出来的时候总是差强人意一样，表达亦是如此。 像纳博科夫这样自负到目空一切的作家，他也会承认，访谈是他的软肋。他说他思考时像个天才，写作时像个优秀的作家，而说起话来却像一个不善言辞的孩子。所以，纳博科夫说让他接受采访必须满足三个条件：采访者的问题必须书面递交，他进行书面回答，发表时一字不差保持原样。国内的作家中，去世的木心也表达过类似的态度，他认为，好的采访者要懂得揣摩作者的心理，要有诚意，还得保持自己的个性，不能被牵着鼻子走。要把访谈当成创作，每个问题都当成一篇小文章，要有起承转合，应心会意，末尾的总结还要境界。这样的理想访谈只能书面访谈，面对面的对谈是做不到的。 理想的访谈是《巴黎评论》中的作家访谈。但是说实话，这里的“理想”也有虚构的含义，毕竟我们看到的都是文字，真实的对谈状态只有采访者才知道。《巴黎评论》的记者去访谈美国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的时候，被拒绝了两次，理由是他害怕自己变成一个牛皮满天飞，自说自话的人。而且他在答应访谈之前，忧心忡忡，一拖再拖，最后只能先给他看了采访提纲，写好回答，然后再进行面谈。这种访谈效果可能就有点打折扣了。 采访海明威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采访者发现海明威总是被提问的问题惊吓到，甚至令他失语，采访中的大部分问题他更愿意在读写板上完成。马尔克斯的表现好一些，他之前就是记者，很熟悉这种形式的对话，但是看到采访者的录音机时，还是会调动他的防卫机制，他说最好的访谈就是不做任何笔记，随意长谈。米兰·昆德拉的谈话更像是论文，枯燥乏味，他只谈论关于小说的话题，很少谈论自己。 另一位诺奖作家库切说出了作家不喜欢访谈的一个重要原因：“十次访谈里有九次是跟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交谈……对我来说刚好相反，真理是与沉默、内省和写作的实践联系在一起的。演讲并不是真理的源泉，而是一种驯化了的、临时性的写作。主持人或记者挥舞的惊喜之剑不是真理的传声筒，相反却是一种武器，是访谈这种固有的对抗性本质的标志。”换句话说，访谈的无聊在于，采访者与作者之间的对话并不对等，《巴黎评论》中之所以有很多精彩的访谈，就在于它从不是一气呵成的成果，就算采访者是一名作家，他可能需要大量的时间准备，并且和访谈者进行长时间的相处之后——即是说，完全取得了作家的信任之后——让他们放松的状态下，采取的一种闲聊机制。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面对陌生人我们无话可说，而跟熟人在一起滔滔不绝。好的采访者会很快把自己变成一个匿名的隐形人，他像一个热心的朋友一样聆听作家的讲述，而不会总是凸显出自己的存在感。 我的印象中，港台作家相对于大陆作家更健谈一些，更习惯面对媒体和闪光灯，侃侃而谈。他们比大陆作家更明白这个道理，如果你写不出一部力作，没有好的作品包装和代言，那就只能让自己的形象出现在舞台上，成为自己的代言人。借用奈保尔的话说，一个作家归根结底并不是他写下的书，而是他创造的神话，而神话存在于保存者的心目中。 这样的作家不需要写作，他只需要表演就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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