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新儒家：宇宙论者（上）

新儒家：宇宙论者（上）

各位书友好！昨天我们初步了解了新儒家兴起的历史背景，以及韩愈、李翱作为新儒家的先驱，提出以《大学》和《中庸》来重振衰落已久的“孔孟之道”。然而重振“孔孟之道”并不是重提一两篇古老的经典文本就能恢复的，和佛教经过了四百多年的中国化历程，已经形成了完整深厚的宇宙论和性命之学相比，儒学的形而上学相对太浅了。

社会人心已被佛教的性命之学吸收了过去，沉浸在万物皆“空”、修行成“佛”、来世解脱的思想中。同时期还有兴盛的本土宗教道教，其由阴阳学说、《易经》、道家思想结合，经过几百年发展，也已经具有了一套高度形而上的宇宙论，以及各种炼丹术，具有强烈的“出世”目的，追求一种超越现实的“长生不老”。

佛教的最终目的是要“引人成佛”，道教的最终目的是要“引人成仙”。而对于新儒学而言，最终目的是要“引人成圣”。与“成佛”、“成仙”相比，“圣人”并不是一种出世的状态，而是要在人世间承担起“修己治人”的社会责任，具有“佛”“仙”身上不具有的家国情怀。

如果我们回顾第四章“孔子：第一位教师”，可以看到孔子从“十五志于学”，到“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这是孔子从一个普通人上达到“君子”的阶段；而从“六十耳顺”开始，到“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才是孔子从“君子”上达到“圣人”的阶段。成为“圣人”，能够“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乃是儒家的最高理想。明代王阳明十岁时曾问老师：“何为第一等事？”老师严肃的回答：“惟读书登第耳。”阳明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王阳明年谱》）

然而“如何成圣”却是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先秦儒家并没有提到如何成圣的方法。孟子虽说要做宇宙的“天民”，可以自然发展人所固有的“四端之心”，以及培养一种“浩然之气”，但却显得颇为神秘，没有提出一种实际的让人感到可操作的方法。如果用道家的方式，容易走向道教出世修仙的道路上去。相比之下，佛教却有着细致的修禅方法，就连朱熹也不得不承认，佛教静坐、专一、观无常等禅修方法非常有效。

作为第一个开启宇宙论的新儒家，北宋周敦颐对“如何成圣”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主静”，或者“无欲”。“无欲”非常接近道家的“无为”和禅宗的“无心”。但佛教的“无心”几乎无所不包，出世倾向太重，而“无欲”的内涵则比较明确，不至于过度虚无化，与佛教的理念划出了界限。

“无欲”可以通俗的理解为没有“自私”之心。即人在面对外部发生的事情时，能够发挥本能的第一反应，而不是进行再思考、再权衡。一旦进行再思考、再权衡，无论是否出于私心（可能出于好心），也不是人最本能的那个反应，此时就已经不是“无欲”之状态了。而由于周敦颐继承的是孟子的“性善说”，所以，“无欲”引发的人本能第一反应是“善”的反应，人自然就会产生孟子说的“恻隐之心”。用周敦颐的话说，“无欲”的状态下，人内心里没有“自私”的因素，这叫做“静虚”。随之而进行的直觉本能的行动便是“动直”。人若有了“自私”的因素，内心就不可能“静虚”，行动便会有所轻重权衡，此时就失去了“公”性，不再具有“动直”的那种直截了当。

所以，人的内心就像一面明镜，时刻反照着镜前的事物。内心清明，镜子就反照出大公无私的外部局面和个人行为。要想“成圣”，就要“主静”，即保持人的“无欲”状态，这非常接近禅宗的“无心”而为的修行状态。只不过同样是“无心”而为的生活，禅宗的根本立足点在于万物皆“空”，而新儒家的立足点在于“有”。

在新儒家这里，完全借鉴了禅宗提供的方法。在成圣的方法上，新儒家像禅宗一样追求“心如明镜台”，并且要“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所不同的是，新儒家显然不会说“明镜亦非台”或“本来无一物”，因为只有论证万物的本体是“有”而不是“空”，才能在本体是“有”的基础上注入“圣人”入世修行的社会责任和家国情怀。

“成佛”的宇宙论意义是要与“宇宙心”合一，解脱轮回；“成仙”的意义是可以“长生不老”；那么“成圣”的宇宙论意义是什么呢？“主静”、“无欲”、“静虚”和“动直”这样的方法可以有助于“成圣”，但如果没有一个“超道德”的宇宙论价值，只有“方法论”不能让人发自内心的走上追求“成圣”的道路。而要建立这样一个“超道德”的价值体系，就必须重新构建儒家的宇宙论，以与佛教和道教的宇宙论抗衡。

周敦颐、邵雍、张载吸取了阴阳家、儒家、道家、《易经》、佛教、道教的思想，为新儒家的宇宙论创造了全新的理论体系。下一次再对他们三者进行综合分析。

飞鸿

飞鸿，理工出身，业余爱好钻研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