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道非诗人，而刺新法君臣云：“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有道之言，乃尔蕴藉！求之明人，如“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六宫处处秋如水，不独长门玉漏长”，稀于晨星矣。“六宫”联咏武宗巡游。“小犬”联，太祖破陈友谅，贮其姬妾于别舍，李善长兄弟有窥觇者，故诗云然也。善长得罪以此事，季迪亦以此致重典，况于直出者乎？
诗苦于无意，有意矣又苦于无辞。如聂夷中之“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诗之所以难得也。
汉、魏也，晋、宋也，梁、陈也，三唐也，宋、元也，明也，不须看读，遥望气色，迥然有别。此何以哉。辞为之也，犹夫衣冠举止，可以观人也。有意无词，锦袄子上披蓑衣矣。
诗贵活句，贱死句。石曼卿《咏红梅》云：“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于题甚切，而无丰致、无寄托，死句也。明人充栋之集，莫非是物，二李为尤甚耳。子瞻能识此病，故曰：“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其题画云：“野雁见人时，未起意先改。君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措词虽未似唐人，而能于画外见作画者鱼鸟不惊之致，乃活句也。咏物非自寄则规讽，郑谷《鹧鸪》，崔珏《鸳鸯》，已失此意，何况曼卿宋人耶！梅询退位而热中，其侄女咏蜡烛以刺之云：“樽前独垂泪，应为未灰心。”询见之有愧色。视《红梅》何如！
唐诗固有惊人好句，而其至善处在乎澹远含蓄，宋失含蓄，明失澹远。唐如李拯诗云：“紫宸朝罢缀鸳鸾，丹凤楼前驻马看。惟有终南山色在，晴明依旧满长安。”兵火後之荒凉，不言自见。但此法唐人用之已多，今不可用也。
诗不可以言求，当观其意。讥刺是人，不言其所为之恶，而言其爵位之尊，车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见其不堪，“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是也。颂美是人，不言其所为之善，而言其容貌之盛，冠服之华，而民安之，以见其无愧，“缁衣之宜兮”，“服其命服”是也。乔谓汉、唐为黄河，《三百篇》为星宿海。
严沧浪云：“诗不可太着题，不在多使事。押韵不必有出处，有字不必拘来历。下字贵响，造语贵圆。意贵透彻，不可隔靴搔痒，语贵洒脱，不可拖泥带水。最忌骨重，最忌趁贴。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音韵忌散缓，亦忌迫促。”
唐人之命意，宋、明或有暗合者，至于措词，则如北出开原、铁岭，五官虽同，迥非辽左人之语言矣。郡中即事，若宋、明人为之，必是直陈本意。羊士谔云：“红衣落尽暗香残，叶上秋光白露寒。越女含情已无限，莫教长袖倚栏干！”余友贺黄公曰：“是以思妇比孤臣，寓留滞周南之感耳。”余谓今人作此诗，人必共以无谓讥之矣，那得不共作直陈本意之诗乎！风气使然，智者莫如之何！
禅者有云：“意能划句，句能划意，意句交驰，是为可畏。”夫意划句，宜也。而句亦能划意，与意交驰，不须禀意而行，故曰“可畏”。诗之措词，亦有然者，莫以字面求唐人也。临济再参黄公案，禅之句划意也。“薛王沉醉寿王醒”，诗之句划意也。
问曰：“造句炼字如何？”答曰：“造句乃诗之末务，炼字更小，汉人至渊明皆不出此。康乐诗矜贵之极，遂有琢句。梁、陈别论。陈伯玉复古之後，李、杜诸公偶一涉之，不以经意。中唐犹不甚重，至晚唐而人皆注意于此。所存既小，不能照顾通篇，以致神气萧飒。诗道至此，大厄运也。”
盛唐人之用字，实有後人难及处。如王右丞之“鸾舆迥出千门柳，阁道回看上苑花”，其用“迥出”、“回看”，景物如见。子美之“石出倒听枫叶下，橹摇背指菊花开”，亦然。而“野航恰受两三人”，“旭日散鸡豚”，“受”字、“散”字更非他字可易，甚不费力。“宿火焰炉灰”，“陷”字精确，虽衰飒犹好。至杜荀鹤之“风暖鸟声碎”，方干之“香粳倩水舂”，“碎”字、“倩”字费力甚矣！
宋人诗话多论字句，以致後人见闻愈狭。然炼字与琢句不同，琢句者，淘汰陈浊也。常言俗语，惟靖节、子美能用之；学此，便流于尧夫《击壤集》五七字为句之语录也。
祖咏之“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曙色动危旌”，子美之“麒麟不动炉烟上，孔雀徐开扇影还”，其用“生”、“动”、“不动”、“徐开”字，能使诗意跃出，是造句之妙，非琢炼之妙也。
子美之“峡坼云霾龙虎卧，江清日抱鼋鼍游”，晚唐人险句之祖也；“盘涡浴鹭底心性”，王建诗之祖也。太白之“如何青草里，也有白头翁”，用虚字，流水对易见。子美之“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不用虚字，流水对难见。
刘长卿之“身随敝履经残雪”，皇甫冉之“菊为重阳冒雨开”，开晚唐门径也。
炼字乃小家筋节。四六文，陈诗之馀，炼字之妙，大不易及。子瞻文集只“山高月小，放落石出”八字耳。永叔曾无一字。唐诗炼字处不少，失此字便粗糙。画家云“烘染过度即不接”，苦吟炼句之谓也。注意于此，即失大端。唐僧无可云“听雨寒更尽，开门落叶深”，以雨声比落叶也。又云“微阳下乔木，远烧入秋山”，以远烧比微阳也。比物以意而不指其物，谓之象外句，非苦吟者不能也。
张蠙云：“墙头细雨垂纤草，水面回风聚落花”，花聚由“回”，草垂由“细”，工矣！
蔡宽夫云：“炼句胜则意必不足，语工而意不足，则格力必弱。”
宋人眼光见句法，其诗话于此有可观者，不可弃之。开、宝诸公用心处，在诗之大端，而好句自得。大历以後，渐渐束心于句，句虽佳而诗之大端失矣。
●卷二
问曰：“五言古诗如何？”答曰：“此体之名，失实久矣！汉固有高澹、浓诡二种诗，皆入歌喉，皆在乐府。乐府乃武帝所立官署之名。《古诗十九首》，谓是古不知何人所作之诗，亦在乐府中。故乐府之‘青青河畔草’，‘驱车上东门’，即《十九首》中之第二第十三首。而《文选》注所引《十九首》，谓之枚乘乐府也。《十九首》皆是高澹之作，後人遂以此为古诗，而以《羽林郎》、《董娇饶》等浓诡者为乐府。後人所见固谬，而此二种诗，终不可相杂也。”余友常熟冯定远班有《古今乐府论》，考据精详，而文多难尽载，举其要义曰：古诗皆乐也，文士之词曰诗，协之于律白乐。後世文士不娴乐律，言志之文，有不可入于声歌者，故诗与乐判。如陈思王、陆士衡所作乐府，其时谓之“乖调”。刘彦和以为“无诏伶人，故事谢管弦”是也。乐府之题有可赋咏者，文士为之词，如《铙歌》诸篇是矣。乐府之词，文采可爱，文士拟之，如《相逢行》、“青青河畔草”是矣。二者乃乐府之别支也。七言创于汉代，魏文帝有《燕歌行》，古诗有“东飞伯劳”，至梁末而大盛，亦有五七言杂用者，唐人歌行之祖也。声成文谓之歌。《宋书乐志》所载魏、晋乐府有歌行。行之为名不可解，仍其旧而已。亦有不用乐府而自作七言长篇，亦名歌行。故《文苑英华》又分歌行与乐府为二也。今人谓歌行为古风，不知所始。唐人不然，故宋人有七言无古诗之说。齐、梁之前，七言古诗有“东飞伯劳”、“卢家少妇”二篇，不知其人代，故曰古诗。或以为梁武帝，盖误也。唐初卢、骆所作，有声病者是齐、梁体；李、杜诸公不用声病者，乃是古调。如沈期“卢家少妇”，体同律诗，则唐乐府亦用律诗也。《才调集》目录云“古律杂歌诗一百首”。古者，五言古也；律者，五七言律也；杂者，杂体也；歌者，歌行也。此是五代时书，故所题如此，最为得之；今亦鲜知者矣！汉人歌谣之采入乐府者，如《上留田》、《霍家奴》、《罗敷行》之类，多言当时事。少陵所作新题乐府，题虽异于古人，而深得古人之理。元、白以後，此体纷纷矣。总而言之：制诗以协于乐，一也；采诗入乐，二也；古有此曲，倚其声为诗，三也；自制新曲，四也；拟古，五也；咏古题，六也；并少陵之新题乐府而为七，古乐府尽此矣。唐末有长短句，宋有词，金有北曲，元有南曲，今有北人之小曲，南人之误歌，皆乐府之馀也。乐府不难知，而後人都不解。请具言之，太白歌行祖述《骚》、《雅》，下迄齐、梁七言，无所不包，奇中又奇，而字字有本，讽刺沉切，自古未有也。後人宜以为法。乐府本词多平美，晋、魏、宋、齐乐府取奏，多聱牙不可通，由乐人于不合宫商者增损其文，或有声无文，声词混填，至有不可通者，非本诗如是也。李于鳞乃取晋、宋、齐、隋《乐志》所载者，章截而句摘之，生吞活剥，谓之“拟乐府”。而宗子相所作，全不可通。陈子龙辈效之，读之令人笑来。王元美论歌行云“内有奇语夺人魄者”，直以为歌行，而不知其为拟古乐府也。乐府词体不一，汉人承《离骚》之後，故歌谣多奇语。魏武悲凉慷慨，与诗人不同。而史志所载，亦有平美如班婕妤《团扇》“青青河畔草”，皆乐府也。《文选》注引古诗多云枚乘乐府，则《十九首》亦乐府也。伯敬承于鳞之说，遂谓奇诡聱牙者为乐府，平美者为诗。至谓古诗某篇某句似乐府，乐府某篇某句似古诗，谬之极矣！乐之大者惟郊祀，渠乃曰：“乐府之有郊祀，犹诗之有应制。”何耶？李西涯之乐府，其文不谐金石，则非乐也；不取古题，则不应附于乐府；又不咏时事，则不合于汉人歌谣及杜陵新题乐府，当名为咏史乃可。夫诗之为文，一出一入，有切言者，有微言者，轻重无准，惟取达志。李氏之词，引绳切墨，议论太重，文无比兴，非诗之体也。此语历六百年来，惟定远言之耳。而序讥太白用古题，过矣！其集古诗多可观，惜哉无是可也。古来言乐府者，惟《宋书》最详整，其次则《南齐书》，《隋书》及《晋书》皆不及也。郭茂倩《乐府诗集》为诗而作，删诸家《乐志》作序，甚明白而无遗误，作歌行乐府者，不可不读。左克明《乐府》只取堪作诗料者，童蒙所读也。杨铁■乐府，其源出于二李、杜陵，有古题，有新题，文字自是创体，颇伤于怪。然笃而论之，不失为近代高手，太白之後，亦是一家，在作者择之。今之太常乐府用诗，黄心甫《扶轮集叙》云“今不用诗”，非也。《史概》所载乃元曲调。
唐乐府亦用律诗，而李义山又有转韵律诗，杜牧之、白乐天集中律诗多与今人不同，《瀛奎律髓》有仄韵律诗，严沧浪云“有古律诗”，今皆不能辨矣。
问曰：“定远好句如何？”答曰：“好句何足以论定远？弘、嘉人岂无好句耶？唐人妙处，在于不着议论而含蓄无穷，定远有之。其诗曰：‘禾黍离离天阙高，空城寂寞见回潮。当年最忆姚斯道，曾对青山咏六朝。’金陵、北平事尽在其中。又有云：‘隔岸吹唇日沸天，羽书惟道欲投鞭。八公山色还苍翠，虚对围棋忆谢玄。’马、阮、四镇事尽在其中。又有云：‘席卷中原更向吴，小朝廷又作降俘。不为宰相真■事，留得丹青《夜宴图》。’以韩熙载寓讥刺时相也。又有云：‘王气消沉三百年，难将人事尽凭天。石头形胜分明在，不遇英雄自枉然。’以孙仲谋寓亡国之戚也。所谓不着议论声色而含蓄无穷者也。论定远诗甚难，若直言六百年无是诗，闻者必以为妾，若谓六百年中有是诗，则诗集具在，有好句之佳作有之，未有无好句之佳作如定远者也。”问曰：“二十年前叶文敏公题两先生诗草，有‘邢夫人见尹夫人’之句，人久以为定论。今之推重定远如此，得毋自以为地乎？”答曰：“心实让焉，何自为地？有好句之诗不让定远者，何独不佞？无好句之诗，他人不敢相强，余则实不敢与之并辔。十年以前，犹无此意，近日识见稍进，故如是耳。孰有无端退屈者乎？此中甘苦，心自知之。如张承吉诗云：‘马嵬宫柳正依依，重见銮舆幸蜀归。地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一往读之，似轻薄谑笑。夫僖宗之西狩，由奄人田令孜致之。承吉诗不言令孜而其意自见，此唐人能事也。见唐人意者尚不能作唐人诗，定远四绝句，能作唐人诗者也。”问曰：“先生近日所进如何？”答曰：向者谓古诗、唐诗各自成体，作唐体者不受困于宋、明，即得成诗。今知不然。汉、魏诗如手指，屈伸分合，不失天性。唐体如足指，少陵丈夫足指，虽受行■，不伤跬步。凡守起承转合之法者，则同妇女足指，弓弯纤月，娱目而已。受几许痛苦束缚，作得何事？唐诗尚不称余意，何况定远，又况自所作者而欲为之地耶？直是前步既错，末知之何耳！犹忆四十年前，见贺黄公《铜雀台妓》诗云抚金炉嗟薄命，八年两度见分香。’其刺子桓隐而切矣，定远敌手也。”
诗至《十九首》，方是烂然天真，然皆不知其意。以辞求意，其诗全出赋义乃得；兼有比兴，意必难知。
苏武、李陵诗，余疑是汉人送别之作，名苏、李。诗之叙景，必不绝远，而苏诗有“俯视江汉流”，“行役在战场”，何也？李诗亦不似二人情景。
《焦仲卿妻诗》，于浓诡中又有别体，如元之董解元《西厢》， 今之数落《山坡羊》，一人弹唱者也。
魏武终身攻战，何暇学诗，而精而老健，建安才子所不及。
魏文《代刘勋妻》二诗及《折杨柳行》，思无邪而词温厚，《三百篇》之遗声也。“西北有浮云”，宜是为中原人流寓江南者作。
王粲《从军诗》曰：“讨彼东南夷”者，乃建安十三年戊子曹操败于赤壁事，故又曰“白露沾裳衣”，“愁思当告谁”也。其曰“相公征关右”者，乃建安十六年操平韩遂、马超，故又曰“拓地三千里”也。其曰“朝发邺都桥，暮济白马津”，“率彼东南路，将定一举勋”者，当时十八年进军濡须，相守一月退军之事，故又曰“鞠躬中坚内，微画无所陈”也。赤壁、濡须事，措词得体。
凡拟诗之作，其人本无诗，诗人知其人与事与意而拟为之诗，如《拟苏子送别》诗及魏文帝之《刘勋妻》者最善；其人固有诗，诗人知其人与事与意而拟其诗，如文通之於阮公，子瞻之於渊明者亦可。《十九首》之人与事与意皆不传，拟之则惟字句而已；皮毛之学，儿童之为也。阮籍、郭璞诗有忧时虑患之意，文通所拟皆失之。
阮公《咏怀》诗云“驾言发魏都”，是司马未篡时所作。又曰“修竹隐山岑，射干临增城”，是为曹爽、贾充。其曰“葛ぱ延幽谷”，必言夏侯玄、荀勖辈也。又有曰“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言罹祸者且自危也。阮公一生长醉，而诗不言酒。傅玄诗云“秋兰岂不芬，鲍肆乱其旁”，必说时事。郭璞《游仙》诗有“逸翮思拂霄”一篇，是悒郁语，可见游仙是方外以自遣也。
沈约“生平少年日”、柳恽“汀洲采白”二篇，可以继美《十九首》。
杨素诗朴劲不似隋人。
《选》体之名，最为无识。西汉至宋、齐诗皆在《文选》中，以何者为《选》体？
贞观至景龙之五古，严为汰择，有善者止百篇。
张曲江五古胜于燕公。晚唐人诗之得理者，不下于曲江，而措词太远。
陈伯玉诗之复古，与昌黎之文同功。卢照邻《咏史》诗似子美，王■《古离别》似非排律。
陈伯玉之“故人洞庭去”，薛稷之《秋日还京》诗、《鱼山亭》诗，五古之至善者也。
王右丞五古，尽善尽美矣，《观别者》篇可入《三百》。孟浩然五古，可敌右丞。储光羲诗是沮、溺、丈人语。高达夫五古，壮怀高志，具见其中。子美称“岑参识度清远，诗词雅正”。杜确云：“岑公属词尚清，用志尚切，迥拔孤秀，出于常情。”王昌龄五古，或幽秀，或豪迈，或惨恻，或旷达，或刚正，或飘逸，不可物色。李颀五古，远胜七律。常建五古，可比王龙标。崔颢因李北海一言，殷■目为“轻薄”；诗实不然，五古奇崛，五律精能，七律尤胜。崔曙五古，载《英灵集》者五篇，高妙沉着。殷谓其“吐词委婉，情意悲凉”，未尽其美。
谓薛据“骨鲠有气魄”，斯言得之。陶翰诗沉健、真恻、高旷俱有之。■又谓刘眘虚“情幽兴远，思苦语奇”，得其真矣。馀如张谓、丘为、贾至、卢象诸君，俱有可观，合于李、杜以称盛唐，洵乎其为盛唐也。钱起、韦应物，体格稍异矣。
储不仿陶，而兴趣酷似。龙标“奸雄乃得志”篇，必为曲江、安禄山而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