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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书店里静谧的书卷气息和浓郁的油墨香。学生时期因为囊中羞涩，见了好书，就站在架子前读起来，直到店员过来催问才依依不舍地放下。当了记者，有条件东跑西颠，正事办完了就上街钻书店。别看县城集镇上的小书肆、小书摊，买书的人少，说不定能给你留下点干货。 这些年来，我买了不少书，由于搬家或出借，也丢了一些书。书成了我沉默的挚友，帮助我度过了多少寂寞的时光！ 检视一下我的藏书，单本书价最低者为1954年12月人民版、郭沫若著的《甲申三百年祭》，34页，定价0.09元，不包括四封，平均到每页2.6厘。书价最昂贵者要属全二十卷的《筮府珠林》，于2001年10月从北京白云观以420元请得，观内制作，原版影印，线装硬匣，读起来煞有介事的。原书价格落差最大的是中华书局1952年8月版的《易北河会师》，原书定价九千二百元，本人于1982年5月在西单中国书店（现已拆除）以0.15元购得。还有群众出版社1979年12月出版、清代朱逢甲著的《间书》，定价0.55元。今年8月，我在一个旧书拍卖网上看到买家最后以16元的价格竞得此书，比原定价高出了28倍！可惜当初我这本买书的时间地点记不得了，因此想到是不是该 从逛书店到逛书市，与书俱进。北京一年两届的书市乃读书人的节日，我当然场场不落。从书市里我也刨出过一些有意思的书。如2001年北京秋季书市，我以6元购得《易象通义》三卷，商务1936年版，品相较好。另一届书市，我掏到一套李贽的《初潭集》，上下两本，原价1.6元，现价25元，中华书局1974年版的，封面和书脊处有“国营七OO厂工会图书馆”的红印和编目号。从借书卡上看，只有该厂财务科的一位人士借阅过。书页基本清洁整齐。我总结出一条逛书市的教训：书市上的大陆货（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之类）你除非急用千万不要马上掏钱夹，因为下一届书市可能更便宜。有一年春季书市，我买过 都在讨论书价的问题。 手中有两本印刷情况相似的书，不妨做个对比——人文1982年12月版的《沈从文散文选》，425页，定价1.25元，如果不考虑印数的关系，平均到每页为2.94厘。浙江文艺2000年10月版的《张爱玲散文》，408页，定价24.8元，不考虑印数，平均每页6分钱。按《中国统计摘要2003》提供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字，1982年城镇居民人均月收入44.6元，2000年为523.3元。可见，8年里人均收入增长了10.73倍，而上述两本书每页的价格却增长了19.41倍。我们再把眼界放宽一些。依照马恩的观点，人们首先要吃喝住穿。那么，1982年一间平房月租3元左右，占44.6元月收入的6.73%；今天即使是北京郊区的一间平房月租也在200元左右，就以某人月收入1000元计算，也占去五分之一。你说他在买书的时候，怎能不左右掂量！ 新世纪的第一年，和几位同事去香港。除了奉命逛逛金店、采购首饰外，一有空闲，我就去街上转书店。香港人务实，大概读书的不多，书店很少设在临街的，你需要在五光十色的广告中细心寻找，即便找到了，多数也是进得楼来，再顺着墙上的指示牌登上若干层，最后转到后院某僻静处也说不定。店面规模一般不大，书籍密密麻麻塞满书架，你必须抻着脖子或蹲下贵膝耐心地淘。港台版的书均为竖排繁体，这倒不打紧。关键是书价，高得让内陆人肉疼。一本170多页、比64开略大些的书，标价42港币。掏银子的时候绝对是咬着后槽牙的。据我的观察，且不论盗版书，一般内陆卖20多元的正版书，香港得卖50-70元港币，而且从不讲价。在香港，左中右红黄黑的书随便你买，只要你付得起钱！ 书给用的人，是无价宝；给不读书的人，那就值不了几文。说一段明朝的姚旅《露书》里的笑话：一人去探望书法家王百谷，王正在写字，没来得及与之寒暄。该人大怒，指着王百谷道：“你以为你写的字很好吗？哼！在我们莆中一带都把它视同粪便！”以后这人又想求王百谷一幅字，碍于面子，不便索取，便令侍儿范鹿去求。王百谷也不答话，提笔便写。书毕，对范鹿说：“见了你家相公就说：又担了几石粪送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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