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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目录学研究》单行本。这个刊物在目录版本学界很有影响力，主编乃是目录版本学名家沈乃文先生。沈先生特别体贴各位作者，将收入该刊物中每一辑的文章都分别制作成单行本送给作者，以利于作者赠送他人。虽然这种做法原本是学术期刊界的贯例，然而现在能够遵从这种贯例的并不多，可见沈先生为人做事颇具古风。 两个月前，我到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搞讲座，在那里有位老师赠送了我两册目录版本学研究的单行本。看到这个书的封面，让我颇为欣喜，再看封面上的题款，竟然是石祥先生。我对这个名字很是熟悉，源于两三年前拜读过他的大著――《杭州丁氏八千卷楼书事新考》。这部书写得特别扎实，让我从中读到了未曾了解过的史实，只是在此之前没有想到过，这部大作的著者竟然如此的年轻。而与石祥先生的聊天，因为是彼此熟悉的领域，故感觉谈得很是畅快。可惜来去匆匆，在天津师大的短暂时间内，未能进一步向他请益，这也算天津之行的一个小遗憾。 《花花朵朵，坛坛罐罐》，这样的半通俗学术书，能够在今日畅销，可谓奇迹之一。沈从文先生的经历几乎是世人皆知，用不着我在此置喙，然而他还写过这样一部有趣的书，此前我却未曾得闻。能将这样一部书做得这么畅销，我还是很佩服该书背后的推手。某天我跟袁鸿惠君聊天时说及此事，她马上告诉我，该书乃是楚尘先生所做。 楚尘这个名字我听着耳熟，但对于记人，却是我长期的短项，努力回忆一番，还是没能将形象和名字叠合在一起。某天袁鸿惠约我到楚尘的公司一坐，我在那间雅致的办公室内，第一次见到本尊。楚尘先生很是爽快，他告诉我说，两年多前我在医院疗伤时，他曾陪伴朱旗先生去看我。他说自己对传统典籍的出版也很是留意，所以早就听闻过我的贱名，只是我跟他虽然都从事着跟传统文献有关的事情，但两人却像平行线一样，未曾交接。 跟楚尘的聊天颇为愉快，也可能是因为关注同一个行业的原因，用外交辞令来说，可以称之为“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地交谈”，我也借机从他那里听到了许多出版业的传闻，当然最为感兴趣者，还是这部《花花朵朵》的成书过程。任何的成功背后，都不那么简单。楚尘为了完成此书，竟然花费了五年多的时间，在顶着压力的情况下，才突破常规，把这部书做了出来，并且，将一部常销书做成了畅销书。 《中国文章学史》《李商隐选集》《洛阳伽蓝记》，这三本书也是楚尘先生所赐，因为这也是他主持的产品。可能是为了让我更多的了解他的出书风格吧。虽然那两部传统的书对我更为实用，而我对《中国文章学史》则更感兴趣，很想知道这是怎样的一个学科。 《沈从文说文物――民俗篇》和《古典时尚考》，我把这两部书放在一起论述，当然有我的刻意。虽然这是沈从文的另一部著作，但在制作方法上却跟《花花朵朵》差异较大，由此可见，楚尘作书确实是不拘一格，哪怕同一个作者，他也会量身打造不同的装帧，以此来符合书中所谈的内容。《古典时尚考》是楚尘文化公司另一类重要的着眼点。在他的公司内，这类的书还有不少，我在这里还看到了《列侬的绘画作品》等等，由此可见，楚尘文化公司之事业并不拘宥于某个专门的行业。 《评功过》《辨是非》《述见闻》，这三部书的作者都是前两年故去的著名学者来新夏先生。我跟来先生算是忘年交，我在他晚年方与之相识，虽然交往并不密切，却有着难以名状的默契。来先生可谓衰年变法，他在八十岁之后出书速度之快，远远超过那个年龄所能承受的强度，这应当就是平时所言的厚积薄发吧。然而他离世之后，出书速度丝毫未曾减弱，同样是每年有多部著作问世，背后的主持者，则是他的夫人焦静宜老师。焦老师为了弘扬来先生的思想，不知道下了多大的气力，这些成果摆在眼前，不由得人不对焦老师多出一份敬意。焦老师在赠书题款上一律写为“邃谷赠书”，邃谷是来新夏先生的堂号。我想，焦老师这样的题款，也依然是对来先生的思念与弘扬吧。 《国史慈溪人物传》，这是童银舫先生的又一部新作。童先生用功之勤令我特别佩服，我曾在其府上看到他编的那么多书，他至今还同时负责编辑四份杂志。对于编杂志的麻烦，我深有体会，因为写书是主动的事，而编书则是求人的事，每个作者的脾气禀性差异较大，而刊物需要定期出版，到了排版印刷之时，却始终收不到约好的稿件，那样的焦急非从事过这项工作者难以体会。而童先生的性格却始终是那样的不急不徐，淡定且从容，还能时时有自己的作品问世，如果不用勤劳来形容他，我还真的想不出其他更恰当的词句。 “寒香千古”笺纸。该笺为陈龙先生所赐，陈先生做事之认真，我在以前就曾领教过，起因当然是他赠送给我的雕版线装书，那部书的策划制作以及纸张的选择等等，全为他一手经办者。而今，这一套笺纸同样是他的作品。由此能够看得出，陈龙先生在努力恢复古代色纸的印刷，尤其那两张虎皮宣，基本跟民国时期的同类产品相仿佛。而笺纸的版式设计也同样素雅清淡，隐含着一种别样的清雅。 《见惯而怪之――教科书之外的历史》，收到李阳泉先生的这部大作颇感意外，我与他相识的这些年，李先生一直致力于佛教典籍的整理与出版，未曾想到他还有这样的一部作品。然细读他给我写的题记，称该书乃是重印，看来他早在这方面有所研究，只是我寡闻而已。
约十年前，经翁连溪先生之介，我得以结识李阳泉和赵连旺两位先生。那时正赶上少林寺准备整理藏经楼内的典籍，承少林方丈释永信之邀，我跟随这三位先生一同前往少林，在那里看到了楼内所藏的佛经，由此也了解到这些佛经有些是从该寺的下院汇集而来者。因为历史的原因，这些典籍残损过甚，永信大师对此颇为叹息，问如何能将这些典籍修复出来。回京之后，翁先生介绍了京城的修书高手董书承先生，董先生后来带着几位弟子前往少林寺修书，修了很长一段时间。在那之后，我与阳泉兄的交往也就多了起来。
《慈溪进士录》，王孙荣著。这本书从设计封面来看，显系与童银舫先生的那部大著为同一系列。在慈溪一地，外界最了解的藏书人计有三位：励双杰、童解舫，而第三位就是王孙荣了。我印象中自己跟王先生仅见过一面。大概是2008年，当时浙江萧山召开国际地方志学术研究会，在那个会上，我见到了慈溪三杰，因为不熟悉的原因，似乎跟王孙荣未曾接谈，但他沉稳寡言的形象却留在了我的记忆里。不过，我对自己在记人方面一向没有信心，但愿我的记忆未曾失误。如今得到了这部书，让我对王先生近来的工作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这两页诗笺，乃是出自戴新伟先生之手，他的书风很是令我喜爱。细读新伟兄所书的这两页作品，竟然是描绘藏书家袁思亮的外表及习性，我猛然想起自己曾写过一篇关于袁思亮藏书处的文章，似乎也用到了这段掌故。但新伟兄何以将这段掌故书之掷下，我却未得其深意，因为这位袁思亮身体魁硕，且为人诙谐，似乎都与我有着较大差距。当然我在这里不是暗夸自己是何等的苗条，但看到他的这段赠词之后，还是忍不住想去质问他：我有那么胖？然转念又想到了袁思亮的诙谐，而这位诙谐之人却又藏有那部极其重要的宋版书――《施顾注苏诗》，该书中的一卷而今又递传到了我的手中，按这个思路想下来，新伟兄应当是在曲折地在夸赞我有此书福。一念及此，大感欣慰，于是不打算去质问他了。但想一想，他不就是想夸夸我吗，竟然如此的曲折与隐晦，下次还是直接一些吧。
《常熟翁氏文化世家》《瞿氏铁琴铜剑楼研究》《常熟藏书史》，这三部书均是曹培根先生的大作。这次我的常熟之行虽然是为了讲座，但借机见到了多位旧雨新知。我对曹先生一直有着感念之情，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到常熟寻访藏书楼时，经朋友之介跟他取得了联系，而不巧他正在外面开会，于是派学院的司机带着我在常熟城内到处寻找，而尤为难得者，是我找到了封闭已久的天放楼。当时，我爬过那高高的大铁门，在那荒芜的废园内四处探访。三年前我再次来到天放楼时，这里已经修建成了一座精致的公园，虽然如此，当年的荒废感给我留下的震憾却让我不能接纳眼前的精致，而每念及此，我都会忆起曹先生给我提供的帮助。
这次见到了曹先生，让我很是高兴，他告诉我说，自己现住苏州女儿家，知道了我的讲座，特意赶回常熟，因为他不会开车，而是让女儿将其送回。闻听此言，更让我感念不已，这么多年来淡淡的交往，他却如此看重朋友间的情谊，而他赠给我的几部书，我却仅看过其中的一本，可见他这些年来笔耕不辍，对于常熟一地的藏书文化进行着深度的挖掘。 《文学书香录》《常熟文学史》，这两部书也是曹培根先生的作品，几年未见，没想到他已经在研究范围上作了较大的突破。十几年来，我所拜读过的他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对藏书文化的研究，这让我对他有了色调上的定格，而今得到他的这两部赠书，确实让我有些意外，但转念细想，其实他的研究依然属于惟精惟一，虽然在题材上有所突破，但研究范围仍然是常熟一地，而我此次在常熟的参观，更让我体味到了本地文化的独特性。在这里，不但有虞山藏书派，而更受人瞩目着，还有虞山诗派，虞山画派以及虞山琴派，这样的一个小地方，为什么能够创造出如此多的文化成就，我想，这也正是曹培根先生能够执于一端的主要原因吧。
《读书台》杂志，这是常熟市图书馆馆长李烨先生所赠，因为此杂志为该馆所办，内容全都是跟读书有关的文章，而这也正是我所喜闻乐见者，关于杂志名称的来由，我觉得必定是典出本地著名的昭明太子读书台，此台我在几年前曾经登临，并且在那里还发生了一段失而复得的趣事。而本次则进一步看到了读书台的侧旁原本就是常熟图书馆的旧址，在参观这组民国建筑时，我还意外看到了上次未曾找到的读书台文保牌。如此说来，该杂志以读书台为名，也有着多层的含意：一者，以这位历史名人为标榜；二者，本馆也曾建造在读书台的侧旁；三者，也可以将此三字解读为读书人的舞台，让每位爱书人能够登上此台，各逞其能的来表达对书籍之爱吧。我想这应当是该本杂志以此为名的着眼点。
《常熟图书馆古籍善本图录》，这本图录我在前些年就已得到，特别喜爱其中所收录的那些稿抄校本，这次在常熟接受记者采访时，我也谈到了虞山藏书派的概念。我的这个提法让记者大感兴趣，他追问了我之所言的依据，而本图录中所收之善本，基本上佐证了我的断语。此书为该馆所赠，其实我早已有之，但仍然贪得该书，这其中的心态只有我自己清楚，是怎么回事。
《常熟县志》《重修常熟县志》，这两部线装书同样是李烨馆长所赠，该书制作得颇为精美，而书中的内容也对我颇有用处，因为此行的目的中还有探访常熟一地书院的计划，而这两部书中能让我找到难以寻得的书院史料。
《钱柳说汇》，这是李烨馆长与另一位作者合著之书，就当地而言，在文化史上最为曲折丰富的故事，非钱柳莫属，而此次在常熟，我又听李馆几次聊到了钱柳的轶闻，都是我未曾听闻过的。对事实了解的越多，就会让自己分明的好恶心变得渐渐模糊，李馆的这部大作却将那么多跟钱柳有关的史料汇在了一起，这对于使用者来说，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而书前附有几十幅跟钱柳有关的绘画，这些画像更让人产生视觉上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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