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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外科分开的最早的历史记录 根据医学史，西方国家在3700年前就把医疗权管起来了，具体怎么管我们不清楚。但有一点我们知道，医疗出事故要处罚已经有了法律。公元前538年，巴比伦出现的汉谟拉比法典记载“那些对医学史有特别意义的法律——并不外科医生、兽医、女助产士、奶妈的法律，也根据法西斯来处理伤害罪。其中有九个段落规定了医疗费的管理以及关于病人的地位、适当的收费和处罚的关系的详细阐述。对治疗失败的重罚提醒医生在接收病人时要格外小心并要避免那些治愈无望或有可能引来官司的病人。法律也反映了内科与外科的巨大差别。内科医生，即处理今天所谓‘内科问题’的医生属于祭司阶层，他们的职业所造成的后果不属于那些处理伤害、医疗纠纷的法律所管辖的范围内。”“因为身体内部的疾病是由超自然因素引起，患这类病的病人要求助于神灵；外伤是由于直接的人为差错或伤害所造成，因此那些手挥‘青铜刀’的人必须向当局说明情况，外科手术的费用以及惩罚是有实质内容的，如果一个医生进行了一个大手术并搭救了一个贵族生命或视力，他的收入是十个银币；给平民进行同样的手术收入只有一半；如果病人是个奴隶，其收入则仅两个银币。然而，如果一个外科医生进行同样的手术导致一个贵族的死亡或毁掉了他的眼睛，医生的手将被砍掉；如果医生导致奴隶死亡，他必须提供一个奴隶来代替；如果他毁了一个奴隶的眼睛，他必须赔付给奴隶主相当于奴隶是价值一半的银币。”（洛伊斯·Z.玛格纳著，刘学礼译：《医学史》第31-3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 这个记录说明，西方自古的医疗发展，侧重于外力强加施术的大外科对抗疗法，这样的大外科最容易出事故。有医疗事故就会有医疗纠纷，因此就有了法律。但有一点他们的医学史也有说明，就是内科治疗没有法律规定的处罚条例。道理在于内科病比较复杂，一是行医者属祭司阶层，治疗行为都是用语言（安慰或做祷告）或药物，不会造成明显的伤害。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很多内科疾病，医生医疗所起的作用，占的比例很少，因为，家庭环境、感情纠葛、营养支持、生活安排等如果没有解决好的话，也同样会造成疾病治疗出错的原因。因此，治好治坏很难分清责任；加上古代祭司是上帝授权教会管理的，其中也涉及神权无法管理，法律无权干预。 上面的记录值得我们认真思考：西方在我们出《内经》1000年前，医学已经有了行政的严格管理，内外科的行政管理差别很大：外科治疗属手工技术使用，能直接造成病人的身体伤害；内科疾病被认为是身体内部的问题，治疗需要求助神灵的帮助，不会造成身体上的直接伤害。因此法典涉及外科伤害的条文非常具体。医疗管理处理内外科的差别，反映出西方当时的医疗实践状况已经被行政权力管起来。 但是，西方处理内外科医疗事故的差别，说明内外科治疗根本不是一码子事，病理、病因，以及疾病的表现各不相同。外科治疗纯是技术问题，而内科治疗很多情况决定于患者的思想、患者周围环境的影响，以及食物、工作等等因素，医生的技能和药物只能起到部分的作用。到今天，却被糟糕的科技大外科统合在一起，所有的内科治疗全部给外科化了。 古代西方是政教合一的社会。西方宗教认为人的生命是由万能的上帝创造和管理的，生命所生的内科疾病当然概由上帝委托祭司们来处理。生命和疾病既然是上帝专权独揽的领域，圣灵所辖，就不允许人类涉足。生命研究不被教会允许，内科治疗不属法律管理。然则内科疾病终究是生命活动障碍形成的疾病，不允许研究，便产生不了理论。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产生不了像我国《内经》一样的生命医学典籍的社会的和宗教的背景。 (二)公元前与我国出《内经》同期的希波克拉底，被认为是西方医学的奠基者。“最为重要的及有代表性的希波克拉底的医学著作是教科书《古代医学》。这部著作的主要论题是自然本身具有强大的治愈疾病的能力，因此医生的职责就是培养与自然治疗能力相互协调发挥作用以促进机体恢复平衡的技术。著作的另一些特点是对不同疾病症状的准确描述，对医学地理学和人类学的洞悉以及对气候、社会组织、宗教和政府对健康与疾病产生影响的阐释。”（《医学史》第79页） 希波克拉底的“自然治疗能力”也就是人体生命的自组织能力。医生的工作是调节它的内部平衡，这才是病人恢复健康的关键。（作者认为这是一种“技术”，反映了现代西方医学界的的落后，一些基本观念、仍未上升为理论。）这说明那个时期的医学思想与《内经》接近，希波克拉底已经认识到了，但是与中医比较，仍差一个层次。因为，中医的四诊八纲就是指导医疗实践调节机体平衡的术“方法”和技（实际操作）都齐备了。而他们却还停留在口头上。 “现代医生和病人尤其热衷于精确诊断疾病的正式名称，但这对希波克拉底式的医生却无足轻重。他们主要注重的是预后，不仅是对疾病的发展进程作出预见，而且要提供病史。对疾病的前后因果作论述，会给病人及家属留下良好的印象认为医生的知识技术精湛。同样，医生对危机和死亡的预见也很重要，因为如果这样做了，即使这些情况发生，医生也不会因此受到责难。”《医学史》第81页）这就说明现代医院里的医生，比2000多年前的希波克拉底式的医生差得多了。这种差距是西方社会逐步走向资本化造成的。以前注重预后，预后就是以有没有治愈作为标准，而现在的医生只要给病人开检查单，待单子拿回来后，告诉病人生什么病就算完成任务了。治病的本事一点也没有了。很多人从医院回来后都说：“这样的医生我也会当。”他们不需要把病治好，其实，不是不需要，而是不能够。因为，药是制药公司研制出来的，他们根本不知道会不会治好病。会不会治好病、治坏病或治死人，那是制药公司的事；会不会治好病是需要跟踪观察的，医生没有这样的责任，也没有这样的必要，因为，算不定几年后这药物就会被撤下架的，跟踪全属多余！医院里的医生的责任就在卖掉药物赚来钱。 医生既然是卖药的，当然就是不会治病的。他们见到癌症病人后，先预言他们的死亡日期以表示自己的内行；而且还增加了一个根本无法解释的概念叫“存活期”。他们把开始发现癌症，到经过治疗至治死前的这一段时间，称为存活期。哪个病人被治疗的时间越长，就算做医生的本事。这真是个笑话！被医生认为得癌症的病人，反正迟早都要死的，治死了就不用受良心谴责了。这才有“存活期”这个概念。所以，我认为，学校里和医院里传播这个概念，是有意把学生或医生的良心抹黑，这才能使化疗药高速度地卖掉。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医生对死亡的“预见”。免了吧！我所治疗的癌症病人大多数都突破了这种“预见”那该怎么说？实际上，现在的医生是利用这种“预见”恐吓病人，抹黑良心，使病人失去选择的时间，迫不及待地让他们手术或化疗而已。 古代西方医疗中的内外科分别管理是很严格的，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经营的医院里，反而把内科统合到外科里去了。这种做法说明医疗管理制度实际是倒退了。因为，资本医学的医疗，不是想治好病，而是想通过医疗赚钱，大外科能赚大钱就是大爷，小内科赚小钱就是小孙子。因此之故，不仅外科小病例如手指头扭伤或关节积水要动员你开刀，内科病一旦让仪器检查到结石、囊肿、肿瘤，更是非动刀不可。但是这么做，院方是赚够了，病人却遭罪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受医疗的伤害，在西方没有中医做对比较难发现。在我国，人们发现中医大内科的治疗能力远胜西医，因此也暴露了西方医学对抗疗法已经深深陷入万劫不复的误区。 （三）“尽管盖伦尊敬希波克拉底，但在治病时，他不愿处于被动地位，‘没有伤害’而束手等待病人的自然痊愈。在他的一本主要著作《治愈的方法》和其他许多文章中盖伦很清楚地阐明了这个观点。盖伦认为放血疗法适应任何一种疾病，包括出血和虚弱的病人。不过，确定需要放多少血，切哪根静脉的手术时机的选择需要很高的技术。在制定情况下，盖伦推荐每天放两次血，在病人晕倒之前，第一次放血应该停止，但是医生不必担心第二次放血会加重病人的无意识，因为第一次手术活过来的病人不会被第二次放血所伤害。盖伦非常热衷放血疗法，他写了三本有关这方面的书。”（《医学史》第108页） 西方医圣盖伦与东方医圣张仲景为同时期的人物。盖伦的解剖学知识确实比张仲景要好，但是治疗内科病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已经囊括大要，他的经方几乎囊括所有的“证”，而盖伦只知道切开静脉放血。学张这就是《内经》讲的“道”与《古代医学》讲的“技术”，经五六百年后，相差如此之大是什么原因？五百年是时间把差距拉开的。到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全世界被放血放死了2000万至5000万人。可是，以医疗为职业的医学，是绝对不愿意承认疗法错误的。这关系到医生的吃饭问题。 这也说明，以一种统一的疗法治疗不同的病人，缺乏理论的支持，忽略了人的个体特异性，即使这疗法是对的，也会在不同病人的身体上，出现不同的效果。由于这样的内科治疗会经常死人，就发展不起来。只有在化学药品出世后，利用对抗疗法的暂时效果，采用大规模的宣传、欺骗手段，一百使它走到了终点，再也骗不下去了。因为，对待病人出现的症状，是不能“对抗”的。例如发热用退热，疼痛用止痛，发炎用消炎，在人们对这些概念没有研究的时候，还可以骗一时。但久了，人们发现这些症状都是生命为维护生存的需要而出现的，是生理现象不是病理现象，欺骗就进行不下去了。这就好比说了一话谎话，就需要用更多的谎话来掩盖，结果是这些谎话构成了一个谎话理论体系，甚至建起了一个学术界。虽然能瞒得无知的群众，却瞒不了更上层的哲学家。 抗生素和激素类药物出世时，西方医学界以救命大王来欢呼它们的诞生，而现在怎么样？抗生素摧毁了人体内的微生态平衡，使人人体质下降；激素类药物无论治什么病，都造成药物依赖，使人体骨密度降低，免疫力减弱，导致各种疑难病发生。苦了的是使用它的孩子，本来只有一点咳嗽或鼻塞的，用激素类喷雾剂后，变成了萎缩性鼻炎、永远治不好的哮喘……被糟蹋了一辈子，多少父母因此而后悔而流泪？然而，医生又不得不使用它们，否则，就无药可用。现在卫生部要在五年内把它的使用量从96%减到3%，说明它知道了这种药物作害的严重性，但却无法马上除去。因为医院和医生靠它们赚饭吃的。也就是，国家不能阻止西医的医院和医生靠抗生素和激素损害人们的健康维持生活。这就是不讲生命医道而讲治疗技术的西方医学，才会产生这种无法收拾的后果。 （四）“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革命，大大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人们一方面用机械唯物论衡量一切事物，一方面在社会实践中积极追求利益，正是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意大利病理解剖学家摩尔干尼（1682-1771年）于1761年发表了《论疾病的位置和原因》的著作。他把病人临床症状与死后在尸体解剖中找到的病灶联系起来，这样，每种疾病与每种病灶就可以对号入座，还等于说找到了病灶就是找到病因。所以书名就清楚表明了‘疾病=位置=原因’三者关系，这样的病例在书中列出500个。摩尔干尼开辟了‘解剖病理学’的病灶（局部损伤）概念，极符合医学（笔者按：这里指的是资本主义需要的市场医学）利益，立即在西方海滨中引得一片赞扬声，并为他树立了纪念碑。直到今天，西方临床诊断就是找病灶的思想。（邹纪平著《反思西方医学》第77页，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2010年12月） 这书本来是经不起推敲的谎言，却被演绎数百年，从文艺复兴开始直到现在。为什么这几百年里，西医医疗的队伍不断壮大。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它跺跺脚，连美国总统都会心跳，政客们为了拉选票，不得不拿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作化学药品公司祭坛上的牺牲。 在医院里，从B超、X光透视仪、CT机、磁共振、PET扫盲仪，借寻找病灶收取高昂的费用，最终找到的病灶，凡是稍有一点哲学知识的人都知道：乃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因为医院如此借无用的仪器盘剥病人，医生变成了不会看病而光会开药方的木偶。西方医学的如此无耻使美国大发病难财。据2002年的统计，世界500强的利润，美国十大制药公司比其他490家的总和还多。它利用世界卫生组织把疫苗强卖给会员国，把无用害人的疫苗注射在婴儿的身体里。婴儿因这些疫苗而发生很多的疾病，有的甚至死亡。 病灶病理学成为外科技师侵入内科领域的桥头堡，西方的外科医生中的佼佼者，如莱恩，就“创造”了“自身中毒论”、比棱、亨特尔“创造”了“病灶感染论”等，由于他们所依据的理论基础不实，这些理论没多久，在西方海滨界里就被无情地批判。但是，批判归批判，却没有可替代的新理论，所以迄今为止，西方医学的内科，仍只能端老板凳。也就是按找病灶做内科的病因。否则，内科病人的生意就没法解决了。外科技师就成为内科专家，而病人却不知道，上医院找专家看病，唯一的方向就是让这专家用手术切除病灶。本事好的医学知识全面丰富的、什么病都能看的全科医生，诊费不如只懂一点手工技巧的专科专家。骗术成为海陆空赚钱的重要法门。例如“手术除根术”在病人的病历中不断出现，使许多人迷惑。但是，我发现几乎绝大多数癌症病人手术后不仅不能“除根”，还很快扩散、转移。 当然，对外科医生来说，找到病灶是很有用处的，马上就有大批手术费收入了。在我国，还可以收到一个大红包。中国人喜欢行贿，就像中国官喜欢贪污受贿一样。只要有一点权的人，都会利用手中的一点权为自己谋好处。这不怪老百姓。老百姓习惯于向有权的送礼物，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大私有体制。这种体制是所有的财产都是皇帝的，连宰相在皇帝面前都自称奴才。既然所有的东西都属于皇帝所有，我能拿到的就是我的，我能耗掉的就都是皇帝的。所以贪污、浪费、大吃大喝，就都发而不止了。 （五）一个新的以“病灶”为“据点”的装支架的骗局就将全面铺开。我的朋友王某，在日本留学，某天突然晕倒，到医院去进行了全面检查，医生认为是脑中某血管堵塞，做了手术并同等了一个支架花了30万元，但体质并没改善，仍经常作晕没倒而已。至于是不是因装上支架不发还是自己不发，谁也无法肯定。因为那次的晕倒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 心脏装支架早就有了。这里的血管粗，装也方便。一个比戒子还小的弹簧，就值四五万元，这个究竟要多少成本？这个成本确实不好算。从美国过来只几千元的，到中国就涨上十倍。美国公司不能顾中国的中间人赚这么多，它们几千元已经赚饱了，对它来说，你自己赚得越多越好，积极性越高。他们的产品就卖得越快。只不过苦了病人。全身无数的血管，谁都可能会发现一些堵塞。因为，据研究，身体里的微血管，细到只有0。4微米，只要有理由，谁都可以装。如果真的抗生素和激素不能再卖了，西医就将掀起一个装支架的高潮了。 查病灶到底有无用处？英国医学博士、名誉科学博士Vernon Coleman说：“几年前在美国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如果医生在诊断时更多地用他们的大脑而不是仪器的话，那么每10名死亡的患者中就有1名至今仍有可能活着。”（《别让医生杀了你》第4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这告诉我们，医院为提高患者的诊断费用，增加收入，就不惜提高死亡率和降低医生的诊断能力。这当然不只是医院有好处，而实际在推销药械公司的产品；也说明查病灶，除了外科手术有所有依据，对内科病的治疗毫无好处。 无论什么病，无论什么内科病，其实，西医的医生都不会治。不过，他们有的是一个不变法门——查病灶——忽悠病人。昏倒、头晕、头痛等都可以查查脑部有否血栓，如果查到了，就给装个支架。从头到脚，随便什么人在什么时候都可以查到某个有堵塞的地方，就可以利用不断增强的显微技术表明它的确诊，然后利用现代技术给你安个支架。至于这个支架对你的病有无治疗作用，或者有无损害，那与医生无关。医生的工作是发现堵塞和安装支架，不是保护你的健康。 我国的医疗，自古至今侧重于生命信息自控平衡的大内科针饵燮理治疗，极少手术行为，因而很少发生明显的医疗伤害事故，五千年的历史，从无医疗纠纷记载，也用不着医疗法律管理。也就是说，政府不管你有无医疗权，你会治病你就治。有故事说皇帝女儿生病，出榜招医生，有人揭榜了，他们从不问有无医生资格，也不问是否是哪个单位的主任或专家。 有个笑话说，阎王爷的母亲得病，就叫判官去寻找世界上最好的医生。判官找来了一个医生，给阎王爷的母亲开了方，却把他母亲治死了。于是他就责骂这个判官。然而，判官觉得很冤枉，说：我走遍全世界，只这位医生是最好的。阎王问理由。判官说：医生总有治不好的病人。每治不好一个病人，背后就会跟着一个冤魂。我看见这个医生背后，只站着一个，其他的医生背后都有很多冤魂。阎王又再派一个判官去调查,回来说：这个医生一辈子只治过一个病人，就把他治死了,因此，从来没有生意。可见，以有无行医资格作为判断中医、管理中医的方法，是违背自然规律的错误的方法。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道理是：一、医疗经验是从医疗实践中学会的。医疗实践越多，医疗能力越好。因此，古人才有“三代出名医”之说。二、做医生治疗都会有许多治不好的病人，治不好病不能用行政手段责罚，社会自然会责罚他，这就是他自然而然地没了生意。三、内科治病能否痊愈，因素十分复杂，连阎王爷也没法管。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病人的思想能否配合，故古人有“不信者不医”之诫。西方也有个概念叫“安慰剂效应”，意思是很多病人，只要党委会自己经过治疗一定会好的，这个治病的医生效果就会比较好。这种类“安慰剂效应”，在药物试验中表现尤其明显，所以西医做药物试验都必须官衔双盲，就是做试验的时候有无用药，不让病人和医生知道。四、内科医疗出问题难以鉴别，也不好管理，最好是无为而治。中医为什么如此完善，是因为自古就无为而治，这符合管理的规律；中医为什么衰亡？是被行政权力管死的！尤其是西医掌握了行政权力之后。 张仲景在《伤寒论》的“序言”里说自己宗族有两百多人，大多数死于伤寒。这说明，即使是医圣，治病也没准，也有很多人他是救不好的。但是，这些人的死亡却教给他许多治疗经验，使他著成这本万古不朽的医学著作。如果当时有西医这样的行政管理，认为他没有治好病人或经过他的治疗后死了，就吊销了他的行医资格，我们还有现在的中医吗？ （六）西医为什么在内科医疗上得不到发展，也是被过早的行政参与行政权力管死的！再反过来说，外科事故多，若不予管理，社会争闹就会多。这里的问题提示我们一定是哪里弄错了。我的认识是技术与医学混淆了。外科医生应称技师，而不能称为医生。由于概念混淆，本是内科病的也去看外科，出现的伤害必多。例如一位视网膜出血的患者，视物双个影。本应看中医内科，但他去找了眼外科医生，这医生知道他治不好，便告诉患者说这是不可逆的病变，只有用药物信注射此眼，把它弄瞎，才能保住另一只眼。所幸患者不听他的主意，便来找我，我用平肝活血法使之大为改善，虽没有完全治愈，但只差一点视力，眼睛被保住了。眼病各种各样很多，分科的医生只有用手术的本事，被弄瞎或增重的就多了。 西方医学从古代走到现在，从西方走到东方，虽然依靠它的政医一体的体制几几乎消灭了中医，但却使它自己的无能迅速暴露，被社会众多的人所认识。它的政医一体化，有它的好处，就是能把最坏的、死人的、令人生畏的、掌握权力的某些人暂时得到某种利益的医疗，迅速扩展到全世界，迫使各国掏空国库，导致产生世界性的医疗经济危机，因此不得不进行医疗改革。恰好，中国的中医既能治好病，又能省开支，与之相比，一在天上，一在地下，全世界这才开始睁开眼睛认识中医。 中华大地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连神仙也是普通人封的，才会出现封神演义、土地爷、关帝庙、妈祖娘娘以及全国各地各封的丰富多彩的人神文化。《内经》研究养生，就必然首先进行生命的探索，也就会讲解生命存在和长寿的道理。书中讲到圣人、真人等，只不过是指称那些特别善于养生的高人，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 由于化学工业迅速发展，西方的市场利用化工研究、研制和生产化学药品；并利用对抗疗法（对抗疗法不是治病的好方法。关于对抗疗法的剖析请阅笔者所著《现代医学和方舟子批判》）压制和掩盖病人症状，使患者暂时感到舒服，以达到卖药骗钱的目的。这种做法正好符合资本主义迅速回笼资金，谋求高额利润的要求。加上政医一体的体制，以医保的名义集中医疗资金，使西医规模迅速扩大。 尽管西方医学界也承认病人自身生命的能力的重要性，但为了药/械大老的利润和医疗界的生意，他们以科学的名义，强调以外力防治疾病，以此论调通过教育/媒体等宣传工具和政府组织，制造市场需求。这就必然给社会带来“医疗化的危机”。所谓“医疗化危机”，是指身体健康者本不需要医疗的，也会因舆论的误导而进入了医疗网络，被治出毛病来，甚至被说成或被治成不治之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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