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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中央欲削藩，地方就发难，分别掀起四场战争：七国之乱，二帝四王之乱，靖难之役，三藩之乱。
持续时间分别为一个月，四年，四年，八年。
双方领导为：汉景帝--吴王楚王等，唐德宗--朱泚李希烈等，建文帝--朱棣，康熙帝--吴三桂等。
结果：汉廷定乱，西汉由分权走上集权道路；唐廷定乱，中唐被迫继续维持分权道路；燕王逆袭，明廷改了主人，继续削藩走集权道路；清廷定乱，清朝由分权走向集权道路。这都是地方与中央博弈的情况。汉、明、清三朝都是初年分封、前期削藩，无论朝廷胜败，集权都取代了分权，皇室独大之势坚不可摧；唯唐朝，中前期形成方镇体系，中后期进行削藩，两败俱伤、互相妥协，维持平衡局面，皇室在总体上呈削弱之势。
关于削藩，还可以上溯到周桓王讨伐郑庄公，不过那时本就实行分封制，没想过中央集权的问题。周桓王无疑是极其失败的，他的前任，爷爷，篡位者周平王虽然权威遗落，但还可以以静制动，勉强维持下天子的样式。郑庄公击败周桓王后，周王室就名实相符地一落千丈了，直到齐桓公和管仲打出尊王攘夷的大旗，周王室才恢复到周平王后期的程度。
西汉削藩
西汉初年的无为而治，实际是维持互不找茬生事的和平局面，大家各自发展经济文化，于是文景之治应运而生。在晁错削藩成为汉廷政策之前，汉高帝忙于剪除异姓诸侯，把自己的子侄封出去掌控地方。吕后也是一个思维，忙着给吕家的侄子们抓权势。汉文帝以藩王登位，忙着与老头子们暗夺权利。另外汉初两代人都要面临匈奴的外部压力，所以就内外局势而言，无为而治就成了。当对地方势力无为后，诸王势力在文景之治的大好局面下崛起。
汉景帝时，中央已经算控制住了，匈奴的小打小闹也习以为常了，汉廷终于可以解决地方问题。双方火药味已浓，吴楚等七王率先发难，清君侧，汉廷可以说是仓促应战，但削藩之事却早已准备长久了，谋事既成，行事仓促也无大碍。周亚夫就是汉文帝早就留着景帝用的，袁同学也是早谋过了，杀晁错。中央方面顺理成章，七王们却还在自大成狂，结果迅速被逆推。遭受过东周数百年战乱又秦末汉初战乱的人民，好不容易才有个文景之治的年头，谁跟你几个乱臣混啊，加上那时农奴还比较多，人口流动性较低，七国之乱这场战争就是两支军队的事情，将领给力就行了。
平定了七国之乱，汉廷的威势大盛，为接下来的汉武帝推恩令少了很多麻烦。不过既然要等武帝来推恩令，说明战后的中央也妥协了，一方面梁王有点事，周亚夫有点事，另一方面刚经大战，要谨慎逼急了再闹个几王之乱，还要防匈奴趁机南下，这样一等又等了几十年才全面集权化，也迎来了西汉的强盛时期（武昭宣元）。
中唐削藩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西汉的削藩是皇三四代（景、武），早晨好办事，而唐德宗的削藩就没那么幸运了。盛唐也是不重来的，一场安史之乱耗费了唐廷整整七年的精力。安禄山755年底叛乱，史朝义763年初被传首京师，不知道哪位数学家喊出了安史乱有八年的句子。不过呢，虽然安史乱只七年多一点，但这个时间段的战乱却蔓延了十年多一点。在安史期间，吐蕃及其盟友们正吃了兴奋剂一样在唐的边境疯狂略地，但唐廷已无暇顾及。安史乱刚结束那年真是多灾，吐蕃人一下攻进了长安，唐代宗作为乱后重建唐朝的第一个皇帝，没能摆出救世主的pose，反倒继唐玄宗后成为第二个逃出长安的皇帝。不过偌大的唐朝还是有救世主的，郭子仪来了，吐蕃人不适应天气，又被唐的援军吓了吓，就跑路了。自从这以后，唐代宗就倚重郭子仪如姜太公，学起周文王来（一个被囚过，一个跑路过），之后三年里唐廷迅速平定袁晁起义，仆固之乱，方清起义，766年以后唐廷算是稳定了。但是，接下来的唐德宗却真不像周武王。
从世系算来，唐德宗是皇八代，李唐已经走到下午三点钟，不适合搞大动作。
唐代宗当稳了周文王，国家重建工作有了些起色，德宗一接班就改革税制，两税法出台了。建中新政的实施，天下人都以为他是周武王或者唐太宗，他自己也以为是。救世主郭子仪追随先帝去了后，河朔余孽又闹事了。安史乱后，残部因为弃暗投明，仍被任命在当地，唐代宗大历年间也像汉初无为时期一样，中央和地方尽量保持和平局面，随着重建工作的起色，地方势力又坐大，田承嗣闹了一翻，一向和蔼的代宗也就息事宁人了。德宗一上台，地方们暂时不敢妄动，但老爹死了，儿子要继承节度使位置，这就不得不动一动了。之前的节度使保证的是自己的权势，自己还没死就没管帅印能否传子的问题，代、德两宗交接时，也暂没管。等德宗坐稳位子后，就不得不研究下了：皇帝可以世袭，藩帅不能！于是削藩战争又开始了。
最初是两个要谋取藩帅世袭的被中央和周边藩镇一起打，形势一片大好。但是藩镇打藩镇，立了功就想伸手要州县。如果把叛乱的藩镇瓜分给周边藩镇，那不是灭了一个养肥了几个吗，这个赏不能给。但德宗算盘不精，不赏地盘，反而欲瓜分各镇以弱，于是两个乱镇变成了四镇之乱。783年，四镇藩帅继谋得世袭后，就进一步想谋得当诸侯国，纷纷称王（帝为天子，王为诸侯），朱滔冀王、田悦魏王、王武俊赵王、李纳齐王，另一个淮西节度李希烈称建兴王。该年又发生泾卒兵变，德宗成为第三个逃出长安的皇帝。一千多年后的武昌也发生兵变，士兵们觉得需要找个有威望的人来当督军，黎元洪就被逼着当起义军领袖了，这一幕在一千多年前的长安也上演。兵变士兵找来在京养老的朱泚太尉，拥立其为帝，朱泚以前是个藩帅，后来怕出事就自愿来京为质当“忠臣”，兵变一来没法演下去，就被推到叛军领袖的位置，称秦帝。既然局势已闹到安史乱的程度了，不久李希烈也称帝了。这场二帝四王之乱，眼看已成安史之乱（用七年还能平定），还要扩大为战国、三国（就没李唐江山了）。
可是戏剧性的逆转又发生了，784年正月，名相陆贽让唐德宗下了份《罪己诏》，援军源源不断赶来。这场削藩战争最初唐廷胜券在握，一两年功夫就逆转成二帝四王之乱，接着一年功夫又逆转成围剿“秦帝朱泚、楚帝李希烈”了。唐军在李晟、马燧等将来带领下，迅速灭了朱泚，三镇纷纷放弃王号，老实当土财主。接下来的的两年就是李希烈的艰苦固守了，只称王的可以赦免，凡是称过帝的一个都不能活。四镇只剩朱泚之弟朱滔还不思悔改，被唐军击败后，病死。786年李希烈也下了地狱。这场原本的削四镇的战争，就变成平定另外的二帝之乱了。
战后，唐廷妥协，被迫承认四镇割据的既成事实，但其余藩帅不得效法，否则就是朱泚、李希烈的下场。几个藩帅本来想直接当诸侯国，那样不仅世袭没问题，连境内一切官员任免都没问题，还能过把刘备、孙权的瘾（要做曹操太难办），但是战事逆转，也就妥协了，双方都回到战前局面。这一场削藩战让德宗变了很多，有不让他不愿再当明君的一面，也有令他政治成熟的一面。总之，一场大战下来，中央和地方都老实了，兵者凶器、不要妄动，一直到黄巢以后，藩帅即使叛乱也没敢称一字王、称帝，都只是在谋求世袭的可能。
明初削藩
有了西汉的皇三代平定七国之乱，唐朝的皇八代平定二帝之乱，以为有了结论，王朝早期好办事，到了中期就不要妄动了，结果下一个例子却又并非如此。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废相削将，一时中央集权大盛，但他依然如汉初那样，分封诸多子嗣当诸侯。其实，明太祖的分封与汉晋不同，汉晋分封同姓诸侯，是找个地方就封诸侯，明初分封出的具有诸侯大权的皇室成员，多是在边防一线，内固朱家之神器，外扼北元之兴衰。明太祖一世，自无大患，诸侯刚立不久而已，羽翼未丰，况且太祖是君又是父，权威俨然。同样如汉初的无为而治、中唐的家国重建，明初的休养生息，也使得边地诸王的势力崛起，尤以燕王、宁王为先。
太子早逝，太祖又随着而去，中央将相俱废，空有几大学者学晁错一般大刀阔斧。建文帝，按照辈分，也算个皇三代，正是明朝的朝阳时刻，重演汉景帝的故事也不在话下。然而，燕王朱棣却不是汉初的吴王、楚王之流，建文帝自然也不是汉景帝，李景隆更非周亚夫，方黄齐这几位学者似晁错，而明廷却无汉廷的积极刚锐。如汉、唐的故事，中央欲削藩，地方就只得发难了，依然是清君侧，靖难之役由此拉开。
最初的战事，其实也是上演的如汉景帝、唐德宗那样，明廷以为区区一燕之地，不足以撼动天下，事实也却如此言。燕王的反扑依然局限于一隅，明廷有足够的人力、物力，于是打了四年，燕王依旧距离明廷数千里之遥，看起来在已经巩固了天下的王朝里，要在其初期叛乱，是极为不利的，不论是前面的汉之七国，还是后面的清之三藩。休养生息，固然各地崛起，但中央更强，地方若不连成一心，是无法撼动朝廷的。即使如已经在王朝中期偏后的时候，藩镇发难，看似凶险，却也最终被平定。燕王这条大鱼，面对着明廷这艘巨舰，时日越久，作为以下叛上的一方，处境就越为凶险。
然而奇迹就这样发生了，燕王如何导演了这场惊天逆袭，至今我还感到万分惊愕。再强大的明廷，遇上建文帝这样的君主，李景隆这样的统帅，学者们的朝局，空有山东强将，徐家余勇，却还是被逆袭掉了。明廷就此一日变天，铤而走险的燕王朱棣，一诏直捣黄龙，就变成了明成祖朱棣（或明太宗朱棣）。
明廷被取代，削藩之事却仍在进行，朱棣变成了新的明廷，却更为强大，明廷由此又回到了中央集权之路。但新的明廷毕竟不同于旧的明廷，诸侯既削，管内有余，御外却也不足，于是明廷从南京到了北京，是为朝廷控国、天子御边，自代诸侯而为之。这都引起了一系列的影响，有利有弊，但中央集权本身即是利弊结合体，明廷代诸侯也不过在这条路上走远一些。
清初削藩
至于最后的清朝削藩，与前三个例子都不一样，三藩不但不是王室，连民族都不同，是前朝降将。作为新上位的康熙帝，历来的异族小心眼在康熙这里特别明显，即使你不反，我也要削藩逼你反，这样我更出师有名了。 虽然吴三桂已经很老了，造起反来却攻击力猛烈。只能说年轻的康熙在宫里擒拿同族的权臣鳌拜获得的成就感太过了，对于全国局势、各地督抚的态度过于乐观，瞬间半壁江山就葬送掉了。 不过，康熙年轻、吴三桂年老，这是这场削藩战争的关键项之一。吴三桂在事业正盛时，快不行了，于是也要过一把皇帝瘾。然而这样，本就唾弃吴三桂反复无常的万民，这下彻底看清了他不过是要拿万民性命去打造自己的吴氏王朝而已。 天下本无主，兵强马壮者为之。即使不得民心又如何，吴氏还有实力在，但是吴三桂一死，孙子吴世璠继位。在战争的关键时刻最忌讳的便是领袖更替，明太祖都坐稳江山了，传位孙子，结果还被燕王朱棣逆袭了呢，何况吴氏还处于战争状态，根本无从谈起坐稳江山，还传位给了孙子。结局是不言而喻的，三藩、明郑各怀鬼胎，康熙有时间打理京师，然后拉拢观望的各地督抚。一个有朝气的君主，带领一群因外在压力而抱成一团的一族，总比一个乳臭未干的吴世璠、首鼠两端的其他两藩、单干的明郑，要更靠谱一些。 经历了八年战乱，清朝终于平定了三藩之乱，再过几年又平定明郑，南方终于算是稳定下来。这场发生在清朝立国不久的战争，反而锻炼了成长中的清朝和康熙帝，暴露了八旗军入关后战斗力急剧下降的弊端而改革军队，通过战争清洗了一大批怀有异心的官僚和政敌。清朝终于开始了每个王朝前期该有的治世：康熙之治。 由此，清朝统治者更是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成为历代实际控制最得力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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