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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科考制度与冯梦龙 一、罢黜百家和选官制度的雏形 自人类社会摆脱愚昧，由迷茫混沌的神话时代，进入文明史以来就一直苦苦思索着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和谐相处”的理念就在有道之士也即知识分子之间逐步形成。 孔夫子为《周易·象传》就明确写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总体意思是君子要懂得顺应天道，懂得承载和包容。”老子在《道德经》中明确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正确论证了人和自然的关系。 只是在春秋战国之交“礼崩乐坏”的现实，象征封建秩序的“礼”被诸侯王的僭越所打破，孔夫子强调“克己复礼”，恢复上下有等，尊卑有序的封建秩序。“天”的自然概念才被赋予更多政治上的等级，同时孟子又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 孔孟的恢复周礼和民本思想的并行制约，对大一统专制权力是某种限制，因而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引来“焚书坑儒”的惨剧，帝国朝纲实施赤裸裸的商鞅、韩非的法家专制统治，导致了秦朝的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 汉武帝时代儒家代表人物五经博士董仲舒从先秦哲学中抽取天人合一因素，首次将天、地、人的三要素合而为一建立起王朝的统治秩序，为君臣百姓定位，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口号，将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纳入文官集团，成为君主的辅佐和老师，而重建朝纲。从而，也确实梦想消弭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和自由理念，提挚名缰利索，企图将其柔化为王朝政治的奴仆和家臣。 这种程序就是由原来九品中正制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人才拔擢制度，逐步转化为面对社会的广泛选贤任能。两汉时期设立太学，太学生经考试合格就可入朝为官，这是科举制度的肇始，文官集团由此逐步开始成形。 中国历代选官制度经历了所谓原始社会的禅让、西周的世袭、春秋战国的客卿、两汉的察举、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到隋代出现科举，唐宋时期逐步完备，明清时期达到顶峰，这是经过统治阶层御用学者精心设计深文周纳而形成的制度性安排。除了保留部分贵族身份的世袭以外，开始打破身份限制，面向全社会的官员选拔，其基础就是经过改造的儒家学说，建立在尊卑有序纲常礼教之上的九层之塔，在塔尖上的皇帝上接青云俯视众生，各个层级的官吏享受不同的雨露。金字塔底层的大门开始向匍匐的士人开放，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只能孜孜不倦不分寒暑地苦读经书才能攀上人生的高峰——实践读书做官的人生理想。因为书中自有万钟粟、黄金屋、车如簇、颜如玉在向他们微笑招手，这不能不是某种巨大的名利诱惑。这是封建社会符合人心需要的安排，是较为科学的人才拔擢体系和制度安排，体现了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也即纲常礼教的分层级实施的需要。尊卑有等，各安其道，上下同流，使得处于山野江湖的文人处士们仰望高山，一门心思孜孜不倦醉心于四书五经，矻矻不辍地热衷于科举考试，向着象征于高贵身份和权势顶峰的九层之塔攀登，直至位及人臣，成为帝王治国平天下的老师。这就是是士子们理想追求的最高境界了，排除了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这些杂音的干扰，自然心无旁骛地效忠于帝国事业，成为王朝栋梁，如此循环往复，王朝可以更换，帝国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万变不离其宗，凝固成超稳定社会政治结构。 二、文盲皇帝创立科举制度 王朝官僚结构的基础乃是人才的拔擢、官僚队伍的组建，这是帝国的执政基础。当武将们功成身退，以杯酒释兵权被荣华富贵圈养，或者被炮轰功臣楼处死，谋士杀的杀关的关、流放的被流放，协助太祖高皇帝打天下的那一代被作为子孙后代接掌政权的障碍一一剪除。这就是朱元璋对太子朱标批评对于臣下过于残酷后，丢在儿子面前的那根带刺的蒺藜，他是在为接班人的掌权剪刺，老子的深谋远虑却不一定为儿子所理解。但是儿子早夭，新即位的孙子朱允炆在政治上倒也少年老成，接受汉代吴楚七国之乱的教训，开始削藩，却反而为藩国所治，建文诸臣遭到了燕王朱棣的残酷诛杀，这些文臣武将可都是太祖爷爷留下的宝贵财富啊，尤其是那些抱着舍生取义效忠朝廷通硕大儒方孝孺为代表的文官中的佼佼者。 治国理政需要走狗和鹰犬管理这个庞大的帝国，帝国建政时期的高筑墙、广积粮已经完成，是到了称王称霸的时候了。王霸之业首要在于统摄人心，亟需筑起另一堵心灵的墙壁，归拢人心确保帝国的长治久安，将帝国那些有文化的子民圈养在王朝的城墙之内，这当然不单单是指物质上的，而是指思想文化的牢笼和高墙，省得这些读书人胡思乱想，枝蔓旁溢，红杏出墙生出是非而危及政权安危。也就必须建立完备的科举制度统一天下读书人的思想，增强文人们的政治意识以共识来统治天下。于是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程颐、朱熹的“从天理而灭人欲”无疑是帝国首选，政治是要讲大局的。大局就是帝国江山的永续永固，也即保证祖宗基业的永不变色。 朱元璋在起兵初期，就注重选拔人才，偿命各级官府每年推举贤才及武勇谋略通晓天文之士，如果遇到兼通文史者也在举荐之列。随着思想文化程度在定鼎江山过程中不断提高，朱元璋发现儒教自从在宋代经过周敦颐、程颐、张載、朱熹等一帮儒学大家改造后，变成了道学，按照冯梦龙的通俗化解释说：
（见江苏古籍出版社《冯梦龙全集·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第一页） 元章兄弟对于道学的理解在于他的敏而好学，勤而好问，因此而学问不断长进，这也归功于他身边那些儒家谋士不断地增加有关。比如他的谋士群中刘基、朱温、李善长之流都是学问大家一代硕儒，耳濡目染使他也成了半个儒家，尤其是看到“周程张朱之徒，皆以一介书生，教授后进，隐然以道统为己任，其学以致知力行为主，而归于本诚，故宋室之亡，节义之士独多。盖贤贤之提倡大矣。”（见中国书籍出版社王桐龄著《中国历代党争史》第171页）尤其是王朝沦亡之际，那些保持节义的大臣几乎都是儒家学者，如文天祥、陆秀夫等都是饱学之士，崖山一战南宋丞相陆秀夫背着少帝，投海自尽，许多忠臣追随其后，十万军民跳海殉国。真正是进也忠，退也忠，危难之际见臣忠，帝国难道需要的不是这样的忠臣义士吗？洪武二年，老朱命五经博士孔克仁教授自己的儿子诸子百家经典，并且命令功臣子弟一并入学听讲；同时昭告天下州府县设立学校。洪武六年，暂停科举，令官府举荐人才，以道德品德为主，才艺为辅，对那些聪明正直、贤良方正、孝悌力田、儒士、秀才、人才、耆宿皆礼送进京，量才擢用；各省还选拔人才进入太学学习名曰贡生，。洪武七年，下诏修缮曲阜孔庙，以孔子、颜回、曾晳三家为学说教授族人。洪武八年，昭告天下建立社学，请儒生教授民间子弟。洪武十三年，昭告天下学校师生，政府每天资助膳食。洪武十五年，诏诣国子监，祭尊儒学先师，是年八月，恢复科举考试，以后每三年一次成为定制。朱元璋对于帝国人才培养的计划步步推进，紧锣密鼓，一着不落。此时朝廷文官选拔，举荐和科考同时并举，两条腿走路。洪武二十五年，惊世大儒方孝孺在四川汉中出山，被聘为汉中府学教授，朱元璋第十一子朱椿被封蜀王，闻其贤名，聘请他到成都为王府世子老师，命名读书之处为正学。建文帝继位，方孝孺被诏到南京为翰林院侍讲，后转文学博士，成为朱允炆的老师。 朱元璋开始修筑一道思想文化上的高墙来统摄人心，当然高墙之上红旗高张，那就是“学而优则仕”的承诺和“读书做官”的吸引力。朱元璋揭橥这面大旗和当年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具有同样的意义，也就是功名利禄收买效忠朝廷的治国理政人才，这对天下读书人是颇有诱惑力的。宋代的程朱理学已经久经历练十分成熟。元代不谈，犬戎统治，何来文化？太祖以来开始推崇程朱理学，于是太祖皇帝开始将目光投向宋代孝宗皇帝在乾道四年（1168年）修建的县学、府学考试场所，进行扩建建立江南贡院。 三、靖难之役和方孝孺罹难 明成祖年间（1403—1424）经过二十一年的不断扩建，在南京秦淮河边出现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建筑群。此刻的南直隶省应天府俨然一所江南乡试的大规模科举场所横空出世，可同时容纳二万余名考生参加考试，规模一度时期超过北直隶省顺天府的乡试场所，这里所走出的举人进入进士行列的几乎占全国的一半左右。可以想见当年上海、江苏、安徽的考生长途跋涉风尘仆仆来到南京参加南直隶省科考的规模有多么大。 高墙大院建筑得很有特色，如同一座特制的大监狱，而和监狱比邻的却是作为“天下文枢”的孔庙，南京人称为夫子庙，仿佛和这些文化表征相配套的却是一河之隔的大石坝街，那里青楼林立，脂香粉腻，士子们科举考试结束，就可一步跨过文德桥来到南国佳丽的怀抱，去享受软玉温香的缠绵，这就是才子佳人们在读书做官的同时，去追逐书中自有颜如玉的乐趣。 追根溯源，支撑这座宏伟院墙的基础，就是统摄思想人心的儒家经学理论，而这时却有些捉襟见肘了。自从朱家老四发动“靖难之役”诛杀了自己侄儿建文君臣近万名后，他在儒家读书人的眼中就是“乱臣贼子”。因为他一口气杀了建文帝的老师当朝最最著名的五经博士方孝孺十族之众，足有873人。 有意思的是这本来是一次友好协商，但是气氛却被方老师冥顽不化的态度所破坏。在那场当着群臣面的著名辩论中，方老师义正辞严占尽道德优势，朱老四理屈词穷顿露窘迫丑态，于是一退再退，退无可退时，图穷匕首见，不仅活剐方老师，而且株连十族，祸及门生故友。 开始时双方似乎都引用了《春秋》来各自证明自己行为的正义性，当然以武力进行篡党夺权的家伙在引经据典的时候，显然有些强词夺理，被方老师四两拨千斤稍稍这么一反击，就完全败下阵来。颜面尽失的朱老四恼羞成怒，动了杀心。魔鬼动了杀心，灾难就要降临，面对灾难的方老师却是一个儒家学说培养出来的真正大丈夫，面对死亡脸不改色心不跳，大有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显然这种大义凛然使得朱老四相形见绌，反而加深了群臣对他魔鬼加小丑的印象，但是小丑和魔鬼向来不在乎别人的印象和历史的定位，只要统治得力，四海安宁，经济发展，民生安居乐业，发生在建文朝的那场腥风血雨也只不过是历史的瞬间，一切血腥的屠杀会随着历史的推移逐渐被人民淡忘。他们心目中一直认为强权就是公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儒家的仁政理念那是糊弄老百姓的，愚蠢如建文帝师生才信仰这套好看而不中用的东西，就是本朝的八股取士制度也只是手段，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一次性的屠杀，换来王朝的安宁，相对权衡，王朝的稳定是第一位的，人的生命在独裁者眼中也只不过是可以须臾牺牲的蝼蚁而已。 事件的起因是这样的，朱棣准备登基当皇帝了，拟请方孝孺为之执笔起草登基诏书，而老先生却穿着孝服，哭声响彻殿堂。那是对故主兼学生建文皇帝罹难的哀悼，也是对乱臣贼子朱棣的声讨。朱老四漫不经心地引经据典说：“我不过是学习周公辅助成王而已。” 显然在经学知识方面行伍出身的朱老四不如方博士。方孝孺反问道：“如今成王在哪里？” 朱老四冷笑着说“他自焚死了。” “那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弟弟？”那乱臣贼子无言以对，但是依然保持着风度。 朱老四慢慢走下宝座耐心地劝导说：“这是朕的家事，先生不必操心了。”并急吼吼地叫左右取来笔札恬不知耻地说“诏告天下，朕继承皇位，非借助老先生的生花妙笔不可。” 方博士掷笔于地，干脆对着乱臣贼子边哭边骂：“死就死吧，诏书绝不可草！” 朱老四顷刻拉下脸冷笑着说：“朕怎么可以让你速死，？即便你不怕死，也可不顾九族吗？” 方答：“就是十族又怎能奈何我？” 就这样方孝孺带领他家族和门生故友可以说是一支儒生团队，按照《春秋》的君臣大义慷慨赴死了。朱棣的谋士道衍大和尚曾在送朱老四靖难大军出征前劝阻朱老四：“占领了南京，一定要善待方孝儒，方先生的学问、品德都是非常优秀的，您成功之日，他是必然不肯投降的。杀了方孝孺，从此天下读书种子绝矣。”这是在北平郊区说的话，当时朱老四一口承诺。他实在是轻估了中国儒生对于气节的看重，方孝孺是殉难了，然而千秋忠义的美名却永垂史册。道衍大和尚果然一语成籖。言行刚正，风骨凛然的文武大臣慷慨尽节了。朝中只剩下那些趋炎附势吹牛拍马的不学无术之辈。这一恶果要到后来编撰《四书五经大全》才显示出来，当然朱老四皇位虽然得来不正，也希望天下读书人都能够效忠于他，这一精神武器，非儒家的《春秋》经典不可。 燕王朱老四抢班夺权成功了，诏书不诏书仅仅是形式，只要权在手还怕没有人抱粗腿，他摇身一变成为永乐皇帝。枪杆子夺权的道理，比方老师那些腐儒的道德说教要有用得多，但是统摄人心还是需要笔杆子来润色标榜的。也许从方孝孺的死，看到了儒生们忠义的神奇魅力，他也要将儒家学术用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了，培养自己的方孝孺。 四、人才匮乏和教材粗制滥造 永乐十二年（1414年）他苦心孤诣组织编撰了十多年的《五经大全》和《四书大全》终于颁布了。虽然这两部结构庞大的套书涵盖了儒家所有经典。明末大儒也是冯梦龙的苏州小同乡顾炎武却认为，成祖搞出的这些玩意儿全是剽窃抄袭粗制滥造的东西“无非盗窃而已”，知识产权的来源就很可疑，其实施的效果当然也是可疑的，这些却是延续明清两代的五百多年的政治思想源泉。如《春秋大全》完全是抄袭元人汪克宽《胡传纂疏》，《诗经大全》则全袭元人刘瑾的《诗传通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进一步考订：《周易大全》是割裂董楷《周易传义附录》、胡一桂《周易本义附录纂疏》、胡炳文《周易本义通释》四书拼凑而成，《书传大全》则完全抄袭陈栎《尚书集传纂疏》，陈师凯《书蔡传旁通》，《礼记大全》采之儒之说凡十二家，也就是说这些煌煌巨著都是毫无独创性拼凑而成的盗版图书。顾炎武慨叹说：
（见湖北人民出版社何耿镛著《经学概说》第110页） 其中的潜台词是，莫非你个乱臣贼子在靖难之役中已经将建文帝属下耿直忠贞的臣子如同方孝孺那般的通学硕儒都杀干净了，只剩下一些只会剽窃抄袭的庸常之辈来编这本大杂烩似的《四书五经全书》，自己受骗了还不知道，还要骗天下读书人！ 五、末世科举制度渐至没落
原本明代进入官场有着多种途径，并非只有科举一条道，首先是进入国子监这类中央级的高等学府，被称为监生，进入国子监即可做官，勋贵子弟入学叫着荫监，也即具有高贵血统的子弟托庇祖宗恩荫，入学做官的意思；科举考试的称为举人，考不上入学被举荐入学的称为举监；投资花钱入学的称为例监。到了明成祖时期，由于生员太乱，官场充斥滥竽充数者，朝廷万法归一，只设科举一个入口，而监生直接做官的机会越来越少，科举考试成为进入官场的主流，统一了标准，以八股考试为取仕标准，公平竞争，优者胜出。屡试不中，确有才华者，通过举荐进入恩贡，称为贡生。冯梦龙就是皓首穷经，在二十七岁中了秀才后，参加乡试屡试不中，在五十七岁作为贡生进入官场，也只能充当下层胥吏。 这样朝廷就将社会的贤达人士，也即从大到小的治国理政人才按照等级纳入统治集团，以官位、俸禄、特权为诱饵使之充当封建君主的臣仆和奴才。奴才和鹰犬的培训考核制度磨灭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追求自由的狂狷之心，变得俯首帖耳循规蹈矩起来，削去了浑身的芒刺，变得圆滑顺溜了才能作为支撑王朝的栋梁被重用。然而，作为王朝的股肱大臣治国理政的人才尤其是军政大员在失去了创新能力之后，王朝的生命力就开始萎缩。从中国最早的大一统帝国汉朝开始的国子监培养人才以五经考试取仕，到唐宋逐步填充完善如唐太宗亲自注疏《孝经》，到程朱理学对于儒家学术的全面重建，内容不断丰富。科举制度也从程序上不断严格，以至到明清时期完善到了成熟，成熟过后就是腐烂坠落，也就是到了该死的地步了，这就是物极必反，好了就是了了的辩证，到达顶峰期也就开始逐步下滑，当然这其实是随着政治制度的腐败而如影随形般失落的。任何制度仅仅成为某种形式也就成了某种摆设，更何况是涉及国家长治久安政治稳定的制度。 这项制度曾经作为帝国人才的孵化器，从制度设计的理论指导开始就是君臣良性互动相互制约的理想型体制设计，然而理想归理想现实归现实，现实总是冷酷的，因为这种设计本身就是磨刀石，磨砺出了帝国政治的双刃剑，帝王和文官集团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当帝王不耐烦文官的制约就会依靠外戚和宦官集团相抗衡，或者干脆自己赤膊上阵对于文官集团进行屠戮，大多数的诏狱就是这么形成的。权臣和阉党集团的背后依然是专制王权的阴森森的影子在作祟。此刻，权臣和阉党周围吸附的依然是文官集团分化出的吹牛拍马助纣为虐之辈，成为奸佞团伙，围绕着昏庸残暴的皇帝。这样文官集团中坚持循天道而制约天子的忠臣就会群起以春秋大义捍卫体制的纯洁性，于是“党锢之祸”自汉代始而历朝历代不绝，成为外戚和宦官集团的伴生物和文官集团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 行至晚明，引发了阉党集团对于东林党人的群起迫害。才有了后来南明小朝廷的阉党和东林党人暗中较劲，各自推举新皇帝的人选。小福王朱由菘勾结太监集团和军人集团合流拉拢马士英、阮大铖对抗史可法和钱谦益等东林党人使自己登上皇位。而矛盾的肇始却可以追溯到神宗年代东林党人发起的那场“国本”之争，是立万历宠妃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还是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万历无法扭转“立长立嫡”祖宗之法的权威性，不得已只能将朱常洵封为福王，去洛阳就藩，从此种下了福王父子与东林党人的深仇大恨。 科举制度中最直接最权威难度最高的就是考试制度。明代各州府县都设有官学，入学者称为童生，无论老幼只要是考不上秀才的都叫童生。这些童生必须沿着县试、府试、院试、乡试的台阶亦步亦趋步步为营，随着考试等级的提高，难度也不断增大，进入乡试首先确认身份，防止假冒，一旦发现，终身不得应试。然后进入全封闭的如同监狱般窄小的号房，仅南直隶应天府的江南贡院号房就密密麻麻连片如云高达20664间，供考生白天考试，晚上睡觉之用，号房宽三尺，长四尺，高6尺，号舍无门，按照《千字文》编号，考生验明正身后，对号入座，自备油布做门帘以遮风挡雨，号舍内墙离地一二尺，之间砌有上下两道砖槽，上置木板，板可抽动，白天下层木板当座位，上层木板可做几案写作；夜晚抽出上板与下板相拼接，便成床榻，供考生卷曲而眠，。考试三日，考生吃、喝、拉、撒、睡、答题全在号舍之内，不得离开号舍一步。（见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杨新华、卢海鸣主编《南京明清建筑·江南贡院》第82页） 就这样经过县试、府试、院试、乡试、举子们在过五关斩六将地进入京城参加礼部主持的会试，最终杀到天子脚下，进入皇帝法眼，这就是科举考试的最高境界也即是殿试。 殿试由皇帝亲自命题，亲自监考，亲自排出名次最终考中者被称为金榜题名，统统成为天子门生。这种门生和老师其实是相互的，科举中的成绩优异者最高的理想境界其实也是成为帝王之师，辅助有道君主按照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原理，将自己修炼成贤明君主、模范皇帝的老师顾问，最终治理王国，夺取天下。儒生中的最不济者也是希望成为为人师表的一代宗师。
六、落魄贡生经学大师冯梦龙
冯梦龙一边在科举路上孜孜以求，一边为了谋生担当私塾教师，只是到了历经无数次的考试而失败后的五十七岁那年，才被举荐为贡生担任了官学中最最底层的丹阳县学训导后升任教谕，步履始终徘徊在民间私塾和官家的县学老师之间。
然而，冯梦龙所教授的内容依然难脱儒学的窠臼，无非四书五经，而老资格的秀才冯梦龙不愧这方面的行家。他不仅是四书五经优秀的教授者，还是这方面教学辅导材料的编写者，甚至还延伸出了许多历史文学作品，都是畅销书。这一方面是生计所需，赚些银两养家糊口；另一方面也展示了他的绝世才华是全方位的除了小说、戏曲、民歌以外，他的经学、历史知识也足以担当国家重任。然而，他最终职务也仅仅是七品知县而已，这在以贡生入仕者中已属凤毛麟角。 请看在四书诠释方面他有《四书指月》对孔孟经典四书做出了通俗化解释，即使今世阅读也不无裨益；在经学方面他有《麟经指月》把儒家学说作为经来解释是从《庄子·天运篇》开始：孔子谓“老聘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以为久矣”尤精于《春秋》并专就春秋四传《左传》、《国语》、《公羊传》、《谷梁传》专门撰写了《春秋衡库》和《春秋定旨参新》两书长篇累牍对于春秋经义加以阐述，他曾经引用北宋理学大家胡安国的《各传序略》云：
（见江苏古籍出版社《冯梦龙全集第十六卷·春秋衡库第一页） 胡安国这此篇序言中已经将《春秋》大义阐述得非常明白了。故过去就有“孔子著春 秋，乱臣贼子惧”一说，目的仍属为了在礼崩乐坏的乱世维持君臣大义的纲常礼教，维护尊卑有序的等级，安顿王道乐土的秩序。 当然，冯梦龙为了总结历史教训，以史为鉴，根据中国的二十一史编著了《纲鉴统一》又是厚厚两大本，明末著名学者著名抗清领袖黄道周在崇祯壬午年（1642年）的夏天为本书作序。时间离明王朝的覆灭还有一年多一点点，由此可以推测出在天崩地坼的紧要关头，冯梦龙与诸多抗清名士一样是准备维护王朝一统而不惜牺牲自己身家生命的。在通俗小说方面他在丰富的经史知识基础上改编充实了历史小说《列国志》纠正错讹，补充史实，创作诗词，增加体量，润色文字改写成《新列国志》，也就是当下流传，由蔡元放加注的《东周列国志》。 钱穆曾经很清晰地梳理过儒家学说的脉络，儒家的主要政治思想核心并不体现在《论语》当中，而是体现在《春秋》里。他认为： “隋唐以前人尊孔子，《春秋》尤重于《论语》。两汉《春秋》列博士而《春秋》又几乎是五经之冠冕。《论语》则与《尔雅》、《孝经》并列，不专设博士。以近代语说之，《论语》在当时，仅是一种中小学教科书，而春秋则是大学讲座。……此下魏晋南北朝以迄于隋唐，《春秋》刊于经，仍非《论语》所能比。” 关于冯梦龙对于《春秋》的熟悉程度其弟冯梦熊在《麟经指月》序言中不吝笔墨夸奖他的老兄：
（见江苏古籍出版社《冯梦龙全集地17卷·麟经指月第二页》） 冯梦熊也是秀才中的优秀者，因此有可能被当地府学推荐到国子监当太学生，然而他和他哥哥冯梦龙一样毕其一生就是一个白衣秀才，却是苏州有影响的诗人，其诗作磅礴大气，雄浑悲壮，也是一个“贫贱不能移”具有大丈夫气概的狂狷之士。可惜不愿屈节阿附权贵，不愿降尊纡贵卖文媚俗以求温饱，最终死于饥寒。他在这篇序中，饱含对兄长的赞美之情，以诗人的笔触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其兄自小就对《春秋》情有独钟的画卷。赞美老兄胸中的学术见解绝不亚于晋代文武全才的学者兼大军统帅的杜预，梦龙老哥整整花费了二十来年的心血来写作注释《春秋》，欣慰地了结了一桩夙愿，可谓持之以恒，精研覃思，条分缕析，还原了《春秋》本来面目。其对《春秋》的熟悉程度，犹如老官吏破案手到擒来，更像是老和尚解经鞭辟入里，作品语言之生动，字句之传神，如同明灯照耀留下烛影；仿佛梅花临水疏枝斜出，夺自然之天韵，显独具之匠心，仿佛得到孔老夫子梦中真传。其注解的《公羊传》、《谷梁传》完全具备了古代经学的精髓，而光阴荏苒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家老兄一直没有碰到以《春秋》出题的试卷，一直未能中举，只能抚书感叹到：‘我怕我苦心孤诣创作出的作品被泥土所侵蚀，被蠹虫所蛀蚀’。梦熊本人也受教于老哥，钻研《春秋》，同样受到影响，我们弟兄两至今还是仕途无望啊。 翻开浩繁叠卷的《冯梦龙全集》我们可以发现有相当篇幅和图书是对四书五经的注解和诠释可谓经学方面的通家，尤其是儒家经典《春秋》的专家。这些其实都是用作科举考试的教学用书，用现代语言来说也就是叩开科举大门的敲门砖，冯梦龙用二十多年心血铸造了这些砖头一样厚重的图书，用于叩开仕途大门，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扇沉重的大门对他紧闭着。只是在他的晚年，崇祯皇帝终于悄悄隙开一条缝，使他终于钻进了大门去了边鄙小县福建寿宁，担任了四年知县。对于朝廷在摇摇欲堕时期的知遇崇祯皇帝及其王朝，虽然他这个芝麻绿豆小官，难以窥见天颜，但是皇帝就在自己身边，皇帝的安危始终在心底荦荦挂牵，就是煤山殉国了，崇祯他老人家的英魂须臾也没有离开过自己，这就是作为臣子效忠情结。这既是老秀才的报恩思想，也是他对于《春秋》大义的坚守。 明代科举的选题就是依托于这样的历史典籍，加上后来人的注释，包括历朝历代五经博士的注解中的语句提炼而出，让士子们根据现实进行阐发而做成策论。这些其实都是从官方指定的教材也即《五经大全》中选择考题。尤以南、北直隶和各承宣布政使衙门组织的省级考试（乡试）最为严格，一般三年举办一次，因时间是在八月份，被称为秋闱。乡试规模大，难度也大，特别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但凡中举者日后不是地方官就是京官。乡试分为三场：第一场是官方指定教材四书五经中的教义；第二场，试诏、诰、表、章等官场应用文的写作；第三场，试经史的策论。三场考试分别定在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黄昏时交卷，如果没有答完，则发给三根蜡烛，蜡烛燃尽仍然未答完题的，被强行拖出考场。考试结束后，考生退场收卷、弥封（糊名），然后由助考官员用朱笔誊抄一遍，防止作弊，保证考试的公正性，最后送主考、副主考会审确定名次。 可以想见，当年我们的主人公冯梦龙先生从青春焕发的年轻秀才一直考到鬓发皤然的老年生员，每三年要骑着小毛驴往返苏州、南京两地，每一次的乡试就是一次体力和脑力的双重消耗，从青年考到老年，冯梦龙在年轻学子的讪笑中依然是一位著作等身而又善于指点江山的白衣卿相。从心底来讲是十分失落和悲哀的，而且这些考试虽然被称为是秋闱，南京的气候却是秋老虎式的炎热和潮湿，在那窄小的仿佛鸽子笼似的考棚里挥汗如雨苦思冥想地做那些毫无情趣的八股时文对于头脑敏捷，行动迟缓的老人委实也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 此项制度在唐代初现雏形，形成规模。当唐太宗站在金马门上看着新科进士鱼贯进入朝堂，感慨得意之情油然而生，他挥舞着宽袍大袖得意地长啸道：“天下英才尽入吾榖中”，可谓“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都是当年女娲留下的五彩石啊，是用来弥补王朝缺失的利器。到了宋明两代科举在注疏经典方面走向完备，考试制度也走向成型，形成严密的拔擢程序和严格的考试标准，也即人才的选拔、培养、举荐和考核的八股取仕制度，走向了成熟也即走向了僵化，开始由兴盛滑向衰落，而王朝末世苍天已经是难以补阙了。 冯梦龙并不知道科举制度那些光鲜照人的外表下面，又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辛酸和不可与外人道的罪恶，能够录取的不一定是人才，徘徊于科场之外的有时往往又是人中豪杰，后来的曹雪芹也有如斯慨叹“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尤其在礼崩乐坏的王朝没落期，科举也堕落成一场认认真真走过场的儿戏。 明代以八股时文取仕。八股文形式僵化，内容空洞，无病呻吟。永乐时颁布《四书大全》，以朱熹注为正宗。参加科考的人只读朱注《四书》，却很少披览《五经》的，所以明人学问非常狭隘浅陋。还是那位喜欢挑刺大思想家顾炎武十分透彻地揭露:
顾炎武所披露的晚明科举之弊端：首先士子们所读皇家钦定《四书五经大全》已是明成祖一朝，在建文儒臣大量被屠戮后人才匮乏之际，由一帮不学无术吹牛拍马的家伙剪刀加糨糊，剽窃前朝学者的拼凑之大杂烩，教材质量有瑕疵；其次命题的考官本身素质不高，舍弃内容较经典的《春秋五传》，专捡较为容易的《四书》命题，给以《春秋》为专业的学者冯梦龙的阐述带来障碍；再次，类似冯梦龙这样持身严谨的通学大儒必然不屑于搞那些鸡鸣狗盗的小动作去博取功名，而很多富家子弟则花巨资聘请家教，将有可能出题的《四书》章句事先做好范文，默默背诵，临到考试按照熟记之考题，对号入座，自然无所不中；其四，考官遴选人才以貌取人尽是年少俊美的小鲜肉，类似冯梦龙这些老秀才鬓发如雪，一袭旧袍看相已是老朽猥琐，更加不入考官法眼，以至屡试屡不中，只能走选贡这条路，充当风尘俗吏。最后顾炎武总结道“过去别人用十年寒窗读经所下的功夫，如今一年即可完成；过去需一年所学习的知识，如今一个月即可偷工减料地完成；这种成于抄袭的投机取巧的假学问，如果突然问其未读过的经典，一定是茫然不知为何书。所以我认为八股文之为害，等于当年焚书坑儒，是一种败坏人才的举措，危害性甚至超过当年秦始皇在咸阳近郊坑杀的四百六十多个儒生。”因为这项制度面对的是天下成千上万个读书之人。 冯梦龙在他的《警世通言》中讲了一个《老门生三世报恩》的故事。话说明代正统年间，广西桂林府兴安县一个老秀才鲜于同久试不中，直到头发胡须花白还夹杂在一群年轻的秀才队伍中参加每三年一次的乡试，遭到同行的奚落耻笑。用冯梦龙的形容是“科贡官兢兢业业，捧着卵子过桥，上司还要寻趁他。”老秀才所过的桥也就是科举考试通向仕途的独木桥，他青年时代也是神采飞扬的少年神童，曾以优异的成绩考中秀才后，就开始捧着卵子像独木桥进军，科举应试也确实是读书人视作生命线唯一一条终南捷径，一直考到三十岁上按照资历可以升贡了，也就是说作为老秀才可以不参加乡试，按照科举的制度设计将秀才中的优秀者作为向皇上贡献的礼品举荐到国子监读书成为贡生，一年期满后可以出任衙门中的下级官员充当胥吏，挤入体制当中成为钱粮师爷或者县学、府学中的老师、校长一类。这种官场中的风尘俗吏被称为浊流，是当不了大官的。然而这位自视甚高老秀才却不肯放弃科考这条生命线，八次出售让出了贡生举荐名额，在得到一大笔金钱后，继续混迹于年轻的科考大军中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学官和小鲜肉们的冷眼，强作欢颜地在嘲笑中继续走着自己的科举之路乐此不彼。在此落魄之际，他慨然吟诗一首鼓舞自己的斗志，估计这首诗也是出自冯梦龙的手笔，因为这篇小说被学者们认为在“三言”中是唯一一篇冯梦龙原创的作品。冯梦龙艰难的科举之路有着太多与鲜于同的相像之处：
故作潇洒中渗透着老秀才科考之路的艰辛和悲凉，然而又不失雄心壮志，忍辱负重提着卵子去不畏艰辛地继续着自己的科举之路，或许走过这条幽暗狭窄的小桥就能通向绿树蔽天阳光明媚的彼岸，因为孟夫子曰“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行拂乱其所为”最后的坚守也许意味着最后的胜利。这些表白简直就是冯梦龙本人的写照。从来这些步入朝堂的那些大老绅士们，都是讲究资格出身的，他们只是看中了功名不看重人的才华和品格。当年楚国的狂人接舆在孔老夫子座驾前目不斜视高歌一曲。歌词大意是：“凤鸟啊，凤鸟啊，你的德行为什么这样衰微？过去的就不要再说了，未来还可以追赶得上。算了吧，算了吧，现在从政的人多么危险啊！”实际是当着圣人之面大发人才未有知遇之人的牢骚。而朝廷对于人才的追求只是叶公好龙当不得真的。如果还是和金榜题名没有缘分，我宁愿穿着布衣青衫终老此生了。铁砚磨穿了那才是真正的豪杰，熟读春秋在晚年求得功名的还有汉代大儒平津候公孙弘，这些人成为我人生榜样啊。此诗写得颇有“李广难封，冯唐易老”的感慨和悲凉，站在此岸世界，看着远方的落霞孤鹜，秋树长天，彼岸不可见兮，唯剩悲伤。哎，还是当朝大佬们有眼无珠不识他这样的龙凤人才啊。冯梦龙和鲜于同心心相通惺惺相惜欲说还休呢。他们都如同卧槽的骏马、困潭的卧龙，痴心地苦苦等待伯乐的发现，鄙视叶公似的官场伪君子。 于是冯梦龙在他的苏州苍龙巷憨愚斋书房里，咬着笔杆，对着四五竿翠竹、一二丛芭蕉绿树和满目清癯的梅花开始构思他的乌托邦，显然他将他的美丽科举梦托付在他小说主人公鲜于同的身上，让这位老秀才在晚年如愿以偿进入天子门生的行列，步步高升，然后以儒家忠义思想去报恩以偿夙愿，从而塑造儒家忠义人格的光辉形象，使这篇小说充斥满满的正能量。即使其中渗透着诸多因果报应的说教，在文学史中几乎被后来的冯学专家们所忽略，但是却是冯梦龙真实身世写照和其价值观的体现，本文不得不进行详尽的解剖。因为此类仕途经济在当下也为公务员们所热衷，甚至到了礼崩乐坏的时代衍化出太多丧心病狂不择手段地疯狂，制造了许许多多的政治、经济、社会丑闻，这些丑闻所拼凑的官场世像比之冯梦龙时代所诞生出的世像小说《金瓶梅》所描绘春宫图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首先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得社会财富巨额积累更加集中在权贵阶层的手中，而导致了他们实际生活中的骄奢淫逸为所欲为，传统价值观在统治者的整体堕落中的崩溃，他们所倡导的理论与他们的实践严重脱节，用朱熹的话说叫着“先知而后行”用王阳明先生话说叫着“知行合一”也即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以良知作为道德杠杆作为价值支撑。然而，良知在心目中失去了地位，没有了摆放的地方，人心只能沦于空空荡荡的堕落，欲望的张扬充斥其间销毁了支撑人的行为准则，欲望就犹如脱缰的野马肆意践踏着原野，而使得人欲横流，腐败蔓延，贫富悬殊的差距越拉越大激起民变，社会就会出现动乱，外敌就会乘虚入侵，王朝就沦于内外压力下的解体。那种统治机器在诚信丧失、基础动摇的基础上沦于空转，王朝统治者们枕于安乐，麻木不仁，王朝统治也就在阵阵歌功颂德的青词中一天天地满足中一天天堕落。那些符合时代精神的新价值观正在封建的回光返照中艰难地成长着，即将为呼啸而来的异族统治者更加严酷的思想统治和政治钳制所扼杀，新社会的曙光也就成为夕阳长久地消失在地平线以西，不得复明，这就是中国明清交替之际的劫难。 我们可爱的冯梦龙先生在他诸多改编的唐宋元明爱情小说中闪烁着诸多商业文明的人性之光。在这篇标准的正能量官场小说中依然还是以儒家原教旨主义的“学而优则仕”塑造着鲜于同的光辉形象，证明着没落王朝的科举制度虽然在拔擢人才方面有着遗珠之憾，但是是金子终将闪光的大团圆似结局依然使士人们寄托着诸多水镜幻影，忍不住投身其中进行着一场猴子捞月似的人生泅游。 因为鲜于同没有被体制所埋没、所腐化，而是在腐败的体制中脱颖而出，成了忠义的典型，然后成了督抚，终于实现了人生的理想，这是冯梦龙为自己画的一张蓝图。 首先这必得设计一个救世主的形象，伸出观音大士的臂膀将他从科举苦海中打捞出来。这个人出现了，就是兴安县的蒯遇时。老秀才在县学一次偶然的测试中，文章进入蒯知县的法眼，虽然蒯知县事后深深后悔竟然被这位屡试不中的科考“老前辈”所蒙骗，然而知县的赏识毕竟给他人生幽暗的隧道照进一缕阳光，使他在冰冷的体制中挣扎的心有了一丝温暖，冯梦龙为这丝温暖又赋打油诗一首感叹鲜于同时来运转，此诗通俗易懂，对于人物外貌和内心刻画都十分传神：
就是指这位其貌不扬，着装陈旧的老汉被身穿豪华时髦的年轻秀才轻蔑称为“前辈”的鲜于同，在他的文章被蒯知县一次偶尔的疏忽中拔得头筹后又进入三年一次的秋闱省试也即是乡试中的举人考试，这可是进入官场的第一道门坎，他必得迈过去也就是鱼跃了龙门，可以直达天庭了。碰巧这位蒯知县被征聘出任乡试的《礼记》房考官，因为明代科考的题目均出自四书五经中题目，由秀才们点评做出和时政相关的策论，而考官和秀才们钻研的也各有侧重，凑巧鲜于同于考官蒯时通有相同的爱好，研读的经书也一致。而冯梦龙研究的重点则是《春秋》一直碰不到出《春秋》的考题，就毕其生未能中举，这种科举考试也像是轮盘赌，凑巧押宝押对了满盘皆赢，有时是靠手气和运气的。鲜于同押宝压得顺手，在喝醉酒之后，又腹泻得肚里空空，在昏昏沉沉中只是顺手写来，也不想高中，却偏偏无心插柳柳成荫，得中高魁，再次夺得文案之首，偏偏兴安县只中了他一个举人。这样顺利进京参加会试，又在考试前的当晚梦里梦到考题出自《诗经》，事有凑巧，蒯遇时因为官清正升任礼部给事中，又入经房担任考官，这样无巧不成书地按照自己的理想境界编书，鲜于同没有不高中的。当然这是小说家言编造痕迹太重，失去了真实性。这种府试乡试到京城会试手续繁杂，程序极严。主考官与考官之间隔着几层，也即秀才、举人的墨卷要由考官重新誊写成朱卷才能呈主考审阅，免得认得字迹，而为熟人作弊。所以冯梦龙为了使自己小说主人高中实在编造了太多的偶然。这次会试不出冯梦龙编造鲜于同高中，顺利进入殿试。一般殿试也只是走走形式，显示一下天子门生的权势而已，而且不出所料六十一岁的老举人被考上二甲头等，得选刑部主事。当然比他年轻十一岁的蒯遇时就这样在诸多的偶然中，成了鲜于同的三世老师。门生要报老师的三世知遇之恩，随着鲜于同由刑部主事外放台州知府、惠宁道兵宪、河南廉使直至浙江巡抚，可谓青云直上，晚年得志，一路风光一路报答小蒯当年知遇之恩，连续三次使得蒯家逢凶化吉，直到自己的孙子和小蒯的孙子在老鲜于的辅导下同窗读书，在鲜于同九十一岁告老还乡的六年后，两孙儿统统高中进士。冯梦龙的科举梦在他的精心策划下完美告结。 然而，现实归现实，小说归小说。现实永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完美。冯梦龙的乡试之梦一直延续到了五十七岁的当儿，才放下卵子被补了贡生，去了江南的丹阳县先是当上了训导后是升任教谕。直到六十一岁才升任远在福建的边鄙穷困之县的寿宁当了四年知县，开始践行他的济世报国的梦想，可惜他没有鲜于同那样的时运，尽管他干得非常出色。然而，在仕途上他终其一生是一个用于科举敲门的砖块，尽管他是一个分量很足的金子，他阐发出光芒体现在他对经学的研究方面，他是四书五经的诠释者普及者，科举通俗教材和教学辅导用书的编写者。官场的尝试只是人生游戏中的偶然，他对这个给他创造偶然机会的崇祯皇帝视为恩师，终生效忠，践行了自己作为儒家学说忠实弟子的诺言。他因此在那个社会顶天立地，光彩照人。
2016年7月24日于秦淮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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