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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解读： 一、《醉翁亭记》之寓事于景，在乎山水之间 ～～碎语闲言～～  说起宋朝的欧阳修，就会想到“唐宋八大家”这个称谓，以及那么多脍炙人口的“古文”。 往“古”里说，先秦的诸子散文，虽说距离我们时代遥远，但读起来并非有很深的“隔世”之感，特别是精炼的语言，博大精深的思想，给后世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秦汉、当然主要是汉朝的散文，读来亦让人感到亲切，无论是史传散文，还是议论散文，均行文朴素无华，言之有物。可到了南北朝时，出现了骈文这一文体，遣词造句十分华丽，然而言不由衷，给后世的文风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 中唐的古文运动，一经韩愈、柳宗元登上文坛，便扭转了这种艰涩浮艳的“今文”文风，学习“古文”（古典散文）成为古文运动的追求目标，意在创立时代的“复古”散文，颇获成效。可惜到了晚唐，骈文再现，竟历五代至宋初而未衰。就像我们的“党八股”和如今充满“套话”的“官样文章”，很难使其“绝迹”。这样的文章枯燥乏味，多为歌功颂德，或无病呻吟之作，纵然有语句华美、节奏铿锵之表， 其内容实不足论！ 宋初的散文，就是一派“歌舞升平”，严守骈文的“格律”，少谈现实，使文坛萎靡不振。就像中唐韩愈领导的古文运动一样，欧阳修领导的诗文运动，同样获得成功，一改文坛的死气沉沉。 欧阳修，并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他四岁丧父，家境贫寒，然聪明好学，当时的人称其为“奇童”。及至长大，已满腹经纶，二十三岁中进士，开始了仕途生涯，从政四十年，历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为官。其间，因支持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为时一年零几个月的政治改革），被打成“同党”，贬为地方官。 欧阳修的名篇《醉翁亭记》，就写在他被贬的庆历（仁宗年号）六年（1046）。四十岁的欧阳修，虽因支持和同情范仲淹的改革而无辜遭贬，并未就此消沉，那种“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胸怀，显示了自己的光明磊落，确实是一种情操和气节的表白。 欧阳修被贬滁州（今安徽滁县）知州（汉时称太守），醉翁亭就位于今滁县西南约七里。《醉翁亭记》，写的就是“太守”与众宾客到醉翁亭一游这件事，是一篇短小而优美的游记。 文章大体分成四段： 先写去醉翁亭途中山色之美：“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那种寄情山水，自得其乐的“一日游”，明快而豁达。 于是，在似醉不醉之中，联想四季变幻的美景，心情更为之动：“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那种在乎山水之间的情思，又被浓浓地渲染了一番。 此游当然不是“太守”和众宾客一行的“净山”之游：“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音与搂）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一派与民同乐的景象，“太守”的政绩，于此可见一斑。欧阳修为官一方，看来深受百姓的拥戴。 “一日游”到尾声了，文章最后一段写道：“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不知太守其乐之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为谁？庐陵欧阳修也。”那种与民同乐，与宾客同乐的境界，是欧阳修所向往的，因为早在战国时代，孟子就对梁惠王言道：“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这大概才是一种和谐社会。 《醉翁亭记》寓事于景，欧阳修所在乎的其实是他的政治理想，他支持“庆历新政”，何罪之有？ 古文解读： 二、《祭十二郎文》之古文的亲情  唐宋八大家当首推韩愈，他不仅给后人留下了近四百篇散文佳作，还留下了一片感人至深的亲情。 每读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就被那种发自肺腑的哀辞所感动。此祭文写于唐德宗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时韩愈任监察御史，按说三十六岁官位至此，算是仕途看好了。忽闻自己的侄子老成（即十二郎）死于宣州（今安徽宣城县），悲痛至极，一种歉疚的真情便油然而生。他“使建中（韩愈的仆人）远具时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灵”，写下了这篇祭文。 他不能忘记与侄儿从小就相依一起的往事，并不因为身居官位而有丝毫的冲淡。他在祭文里写道：“吾少孤（三岁丧父），几长，不省所怙（音互，依靠），惟兄嫂是依。中年（指其兄值中年），兄殁南方，吾与汝俱幼，从嫂归葬河阳（今河南孟县西）；既又与汝就食江南（指宣州），伶仃孤苦，未尝一日相离也。”叔侄俩跟随寡嫂（对十二郎来说就是他的养母）艰难度日，那悲苦的童年如何能够忘怀？他与侄子辈分上是上一辈下一辈，从小孩子的心理上由于年龄差不多，实在是情同手足。今侄子即殁，犹如断手足，其情愈悲，便完全在情理之中了。 韩愈出身官宦世家，祖父当过桂州都督府长史，父亲韩仲卿任过武昌（今湖北鄂城县）县令、秘书郎，且具文才，曾编撰曹植文集。三个叔叔都或为官地方、或官至监察御史、礼部郎中。韩愈的上面有两个哥哥，大哥韩会无子，由二哥韩介（早亡）的儿子老成过继。大约在韩愈十岁的时候，大哥韩会受到政治牵连被贬今广东韶关的韶州，当然举家南迁。仅两年后，大哥病逝，全靠寡嫂郑夫人携两个年幼的孩子，护送丈夫的灵柩归葬老家河阳祖坟，然后居于宣州别业，即韩文中所说的“就食江南”。这一段时日，对郑夫人是太悲苦了。韩愈在祭文里如同对着亡侄说：“嫂尝抚汝指我而言曰：‘韩氏两世，惟此而已！’汝时幼小，当不复记忆；吾时虽能记忆，亦未知其言之悲也。”说来，韩氏不是长寿家族。按韩愈说的“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逝”，即有位兄长夭折、二哥早逝、大哥病逝时年仅四十二岁，父亲在他三岁时离世，亦属壮年。当嫂子的怎么不为韩氏的“烟火”着急？ 韩愈与侄儿一起生活到十九岁，真可谓“未尝一日相离也”！唐德宗贞元二年（公元786年），韩愈离开宣州，赴长安应进士试，但至贞元七年连续三试未中，到贞元八年才登上进士第。大概在贞元六年回宣州看望嫂子和侄儿，那时他正走背字的当口。再过四年（贞元十一年），韩愈前往河阳祖籍扫墓，恰恰碰上侄儿“从嫂丧来葬”。韩愈的嫂子郑夫人于贞元九年去世宣州，其情可见《昌黎先生集》卷二十三的《祭郑夫人文》。这次遇上侄子，虽已中进士，但并未踏入仕途。又过了两年（贞元十二年），谋得董丞相（董晋）属下汴州（今河南开封）的节度推官一职，算是从政的开始。逢侄子来探望，住了一年，拟回去接家眷来汴州，孰料贞元十五年董晋“薨”（对二品以上官位死的叫法），十二郎举家来汴州终成泡影。董丞相死后不久，汴州发生兵乱，韩愈只能他就。如是坎坎坷坷，再也没能圆了与侄儿相聚的夙愿。 祭文是这样写的：“吾年十九，始来京城。其后四年，而归视汝。又四年，吾往河阳省坟墓，遇汝从嫂来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州，汝来省吾，止一岁，请归取其孥（接家眷）。明年，丞相薨，吾去（离开）汴州，汝果不来（结果没能来成）。是年，无佐戎徐州（另就武威节度使张建封属下徐州的节度推官），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罢去（贞元十六年张建封去世而再失官职），汝果不来。”韩愈的仕途，直接关乎侄儿来到自己的身边，可天不作美，奈何不得啊！他也曾退而求其次：“图久远者，莫如西归（回老家河阳），将成家而致汝（安置好了接你过来）。”可侄儿竟先自己而去了，至此，韩愈心如刀割：“吾与汝俱少年，以为虽暂别离，终当久与相处，故舍汝而旅食京师，以求斗斛之禄；诚如其如此，虽万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辍汝而就也！”读至此，亦觉肝肠寸断。不是文字致此，是叔侄之情太深厚了。 韩愈的祭文，就如坟前的哭诉，乃至到最后，并未悲痛欲绝，想到的是，将来只要有能力迁葬，一定重葬十二郎于祖坟，唯此才能了却为叔的心愿！ 呜呼！亲情至此，其深莫可测也。 古文解读： 三、《滕王阁序》之传诵千古  王勃的《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即《滕王阁序》，写于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年）九月，是王勃前往交趾（在今越南境内）探望父亲途中路过洪州（今南昌），正赶上洪州牧阎伯屿为重修滕王阁工程竣工、值重阳佳节之际在滕王阁上大宴群僚，遂即席创作了此文。孰料次年，王勃便在渡海中溺水身亡，而留下了这篇千古绝唱。 如今，于1989年重阳节落成的滕王阁，若从其始建于唐高祖永徽四年（公元653年）算起——那是李渊为自己的二十二子李元婴调任洪州都督时建的——已是第二十九次重建，距故址仅百余米，可谓历一千三百三十余年再获新生。这位在贞观年间被封为滕王的李世民的弟弟，再也不会想到他的“王号”得以流传后世，是因为阁名，还是因了一位才子的文章？真的是没有滕王阁，就不会有王勃的文章，没有王勃的文章，滕王阁哪里会流芳千古！ 说起《滕王阁序》，很多人会背诵其中的佳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景色之美，对仗之工，实乃整个文章的点睛之笔。 其实《滕王阁序》通篇华丽，结构顺畅，是通俗化了的绝品“骈文”。静下心来读此文，是一种情景交融的心灵享受。 文章一开始就落笔不凡，直书滕王阁所在地的气势：“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说此洪州大有来历，汉时为豫章郡，唐时更名洪州，设有都督府，对应天上翼、轸星宿，形成分野之势，与衡山和庐山相接。于是滕王阁居高临下，以三江为衣襟，将五湖作衣带，控荆楚而连闽越，难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在这样的楼阁上举行宴会，无疑将是一段佳话。所以年轻的王勃极有分寸地写道：“童子何知，躬逢胜饯。”才华与谦恭，相得益彰。 文章接着以三个段落，写登阁赏景之绝美，赞与会文士之才华，佳句迭出，用典深沉，孰能不为之触景生情？王勃亦不例外，不免悲从中来。以下的文章段落写道：“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沟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怀帝阍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那种以汉时贾谊被贬长沙四年后，终得汉文帝召回未央宫正殿宣室议事为寄托，联想到自己的身世，实在是一种报国无门不堪言的苦闷。 王勃毕竟年轻，尽管“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命运坎坷不顺）”，心胸还是很开阔的，他直抒应该具备的志向：“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哪里能到老了而改变自己的信念）；穷且益坚（境遇艰难），不堕青云之志。……北海虽赊（遥远），扶摇可接（可乘长风抵达）；东隅已逝（喻青春逝去），桑榆非晚。”他还借历史人物，表露了自己的心声：“勃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无路请缨（无处请缨杀敌），等终军之弱冠（与终军一样二十来岁的年龄，意为却不能像终军那样向汉武帝请缨出使南越）；有怀投笔（有志投笔从戎），爱宗悫（音确）之长风（羡慕南朝宋人宗悫那种愿乘长风破万里浪的气概）。……杨意不逢（遇不上蜀人杨得意举荐司马相如得见汉武帝），扶凌云而自惜（惋惜空有凌云志）；钟期相遇，奏流水以何惭。”其中最后两句，化钟子期“知音”之意，犹言向与会的各位诉诉衷情，也没什么可自惭的，正是由衷之言，意味深长。 王勃的《滕王阁序》，就当时的盛宴而言，是在抛砖引玉，以期在座“群公”登高作赋。文章的结尾，终使滕王阁之会成为千古佳话。 今再录于下：“呜呼！胜地不常（美景不常），盛筵难再；兰亭已矣（兰亭雅兴已逝去），梓泽丘墟（西晋石崇的金谷园已成废墟）。临别赠言，幸承恩于伟饯（幸蒙都督恩遇饯别宴会上）；登高作赋，是所望于群公。敢竭鄙怀（敢抒心怀），恭疏短引（恭成此序文）；一言均赋（请各位按韵赋诗），四韵俱成（我已完成四韵八句）。请洒潘（晋朝名士潘岳）江（文才如长江），各倾陆（晋朝名士陆机）海（文才如大海）云尔。” 王勃若不是英年早逝，其仕途如何？虽不可知，但王勃作为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他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初唐四杰”。闻一多说他们“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为都相当浪漫，遭遇尤其悲惨”，可谓这四位才子更多的是文学气质，很难说他们能像韩愈那样，即是古文大家，又身居官场高位。王勃以人生二十七岁的年龄意外辞世，却留下了那么多的诗文著作！每读其诗其文，就好像看到云雾中的滕王阁，巍峨而飘渺。 古文解读： 四、《秋声赋》之悲秋之感  《欧阳文忠公文集·居士集》卷十五里的《秋声赋》，是一篇赋秋声的佳文，那种悲秋之感，如从天落，读之亦为之一叹。 此文作于宋仁宗嘉佑四年（1059），这时的欧阳修尚值壮年（五十三岁），任翰林学士、给事中，充御试进士详定官，仕途看好，按说不该有消极的心绪。而十三年前（宋仁宗庆历六年）写《醉翁亭记》的时候，因支持范仲淹的改革，被打成范的同党，已贬为地方官（知滁州），也就是作者在文中自谓的“太守”（汉时郡长官的称谓，宋时称知州）。那时的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写景、写亭、写与民同乐，豁达地表达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的积极向上的情怀，全然不像《秋声赋》因闻“秋声”而感叹人生易老、官场无常。当然，这与年龄有关，四十岁是不惑之年，有一种冷静在里面；年过半百是知天命之年，心生感慨也是一种洞察。 《秋声赋》文短意深，字美而富于韵味。总体以散文形式为“赋”，行文间或有骈文之偶、之韵，但不受骈文格式的限制，读来非常流畅，已完全不同于汉赋。要说，唐朝杜牧的《阿房宫赋》就已散文化了。欧阳修作为北宋文坛领袖，在诗文革新中反对浮艳的文风，提倡平实的“古文”，《秋声赋》自是这样的作品。 文章写夜半读书，忽然听到自西南而来的声响，极感诧异，初闻如细雨落叶之声（“初淅沥以萧瑟”），再闻如涛声大作（“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及至听到如金戈铁马奔腾（“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便叫醒睡在身旁的童子赶紧出去看看。小孩子到外面一看回来说：“星月皎洁，明河在天（银河灿烂），四无人声，声在树间。”言罢倒头便睡，哪里听得进老人家的絮叨？ 作者自管发表议论，由风而发出对秋声的感叹：“噫嘻，悲哉！ 此秋声也，胡为而来哉！”在他看来，秋声者：“其色惨淡，烟霏云敛（烟雾飘散，云彩聚集）；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奋发。……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一气（秋气）之余烈。”就是说，万木凋零，全由秋声引起。至此，还嫌不够透彻，遂说到自然规律（“天之于物，春生秋实”），用音乐五声里的“商”声比喻来自西方的“秋声”；用五声里十二律里的“夷”比喻杀戮，因此说：“商，伤也，物既老而悲伤；夷，戮也，物过盛而当杀。”仿佛告诉世人，人老则悲，物盛则亡，人世的变迁，包括生老病死、官场沉浮，都是无法抗拒的。 可以想见，作者面对孤灯、书卷，听外面秋风在树间发出的种种声响，一时思绪万千：“嗟乎，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唯物之灵。百忧（诸多忧虑）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衷，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完全拟人，一言以蔽之：人活在世上太累了！最后似乎清醒了：“奈何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戕（音锵）贼（残害），亦何恨乎秋声！”秋声所带来的悲切，其实与秋声何关？这时终于明白了，悲秋不过是自我多情！不过是无助的叹息而已。 作者回到现实中来：“童子莫对，垂头而睡。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余之叹息。” 总之，秋，给人以太多的悲凉。 古文解读： 五、《沧浪亭记》之在乎“沧浪”之间  庆历初年，可谓多事之秋。按说从庆历三年（1043）十月开始的“新政”，如能坚持下去，至少可以在宋朝立国八十来年这个至关重要的历史节点上，发挥关乎王朝走向的积极作用。可惜连皇帝老子也不得不向保守势力妥协，而于庆历四年六月将主持改革的范仲淹调离中央去应对西北边防的吃紧局面，转年正月，正式罢去范仲淹的参知政事（副宰相）职务，并罢去改革派富弼、韩琦的枢密院副使（分管军政的副长官）职务。这样，“庆历新政”宣告失败。 不仅如此，文坛领袖欧阳修也被视作范仲淹的同党于庆历五年贬为滁州“太守”，他在庆历六年写下了有名的《醉翁亭记》。也是在这一年，范仲淹写下了《岳阳楼记》。还有一位，即跟随欧阳修进行诗文革新的苏舜钦，因为一向主张改革弊政，支持范仲淹，受到权贵诬陷，在庆历四年遭遇免官，尔后写下了《沧浪亭记》。 这位苏舜钦，如后来欧阳修为他写的那篇《湖州长史苏君墓志铭》里所说的：“位虽卑，数上疏论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难言。”《宋史·杜衍传》里也提到他“议论稍侵权贵”，被排挤是必然的。 可以想见，二十七岁就中进士的苏舜钦被免官后的心境。大概就在他写《沧浪亭记》的这段时间里，他作了一首五律《沧浪亭》：“一径抱幽山，居然城市间。高轩面曲水，修竹慰愁颜。迹与豺狼远，心随鱼鸟闲。吾甘老此境，无暇事机关。”两相对照，可看出他决心隐居苏州，终老此身。看似超脱，实有心中块垒。 但不管怎么说，他心静如水，能在困境中“扁舟南游，旅于吴中（指苏州），始僦（音就，租赁）舍以处”，先找个地方住下来再说。这就是他在《沧浪亭记》一开头所记下的。只是住所狭小，闷热难当，一时间“思得高爽（高朗清爽）虚辟（空虚开阔）之地，以舒所怀（郁闷之情），不可得也。”这与贬为滁州知州（汉时称太守）的欧阳修，以及虽遭贬谪却仍担负地方要职的范仲淹不一样，他得靠自己创造一个寄情山水的安身之处。 也是一种机缘，他在文章中写道：“一日过郡学（苏州的官立学堂），东顾草树郁然，崇阜（高山）广水（阔水），不类乎城中。并水（沿水）得微径（小路）于杂花修竹之间。东趋数百步，有弃地，纵广合五六十寻（一寻为古之八尺），三向皆水也。……予爱而徘徊，遂以钱四万得之，构亭北碕（音奇，曲岸），号沧浪焉。” 他所描写的沧浪亭之美是这样的：“前竹后水，水之阳（水之北称阳）又竹无穷极。澄川翠榦（音干，小竹），光影会合于轩户之间，尤与风月为相宜。”看来，清澈的流水、翠绿的竹林，一经山光亭影融于风月之中，真是美不可言。此时的苏舜钦，那颗郁闷的心终于得到了大自然抚慰。 于是，就像文章所记，他时常“榜（驾）小舟，幅巾（闲散而不著冠）以往，至则洒然（无拘无束）忘其归，觞（饮酒）而浩歌（高歌），踞（蹲坐）而仰啸，野老不至，鸟鱼共乐。”他在这种物我两忘的境界里，体悟到“形骸既适则神不烦，观听无邪则道以明（事理彰明）；返思向之汩汩（音古，急迫状）荣辱之场，日于锱铢（卑微小事）利害相摩嘎（摩擦碰撞），隔此真趣（指寄情山水），不亦鄙（可鄙）哉！” 正是这种体悟，他才能在文章的最后写道：“惟仕宦溺人（使人沉迷）为至深。古之才哲君子，有一失（指沉迷官宦）而至于死者，多矣；……尚未能忘其所寓（指寄情沧浪亭），自用是以为胜焉（用以克制自己）。”用今天的观点，似嫌消极，但只要放在庆历初年保守派是如何扼杀改革的历史条件下，这便是非常清醒的批判了。 难怪苏舜钦把建好的亭子“号沧浪”了。是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愿苏君魂归“沧浪”。 古文解读： 六、《上宰相书》之韩愈“跑官”  韩愈是中唐的文坛领袖，他和柳宗元一起倡导的古文运动，一改魏晋南北朝以来浮艳的文风，回归到了先秦两汉散文的质朴。他们自己也写了大量质地很高的古典散文，终使“古文”得以复兴。 文如其人，从韩愈的散文作品里便可看到他的为人为官，尽显那个时代一个正直文人的风骨。 《昌黎先生集》卷十六里的《上宰相书》，虽说是一篇求官的文字，却表现出了一股不卑不亢的正气。上书求官，用现在的眼光看，这是在“跑官”嘛。是啊，在古代走仕途并不可耻，唯此方有可能实现个人的政治抱负。就拿后来他在贞元（唐德宗年号）十九年（803）做了监察御史来说，因为上疏极力主张减免百姓租税而触犯了权贵，被贬阳山令，但他不改敢于直言的本色。元和（唐宪宗年号）十二年（817）韩愈因平淮西立有战功，升任刑部侍郎，后由于谏宪宗迎佛骨又被贬为潮州刺史。由此可见其为官为人之一斑。 韩愈出身官宦之家，然而他三岁丧父，由大哥、大嫂（大哥韩会、大嫂郑夫人）抚养，到了大约十岁那年，大哥去世，一直跟着寡嫂，境遇比较凄凉。 贞元二年（786），十九岁的韩愈离开了寡嫂娘儿俩赴长安，开始迈出了试图跻身仕途的第一步。考进士是由礼部主持的，考三次不中，直到贞元八年（792）才得登进士第。后考吏部主持的博学鸿词科，竟三考三落，一直没获得个一官半职，其郁郁不得志的心情可想而知。 《上宰相书》正是写于此时，一共写了三书，第一书写于贞元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处于困境中的韩愈，此举亦属无奈，不过所谓上之求人、下之求位乃“古之君子之道”，恳请上面“录用”，说起来本无不可。 韩愈在“上书”的台头不得不谦卑地写道：“谨伏光范门（此门通中书省宰相的官署）下再拜，献书相公阁下”，但紧接着引经据典，说明发现人才、教育人才、使用人才的重要。遂举出《孟子·尽心上》所说君子之三乐，他写出大意：“孟子曰：‘君子有三乐，王天下不与存焉（成就天下之乐不如君子之乐）。其一曰，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于是顺理成章得出结论：“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材，将非吾君与吾相乎？幸今天下无事，大小之官，各守其职，钱豆甲兵之问（日常经济军事上的事）不至于庙堂（不至于麻烦朝廷）。论道经邦（论政治国）之暇，舍此宜无大者焉（没有比培养和使用人是更大的事）。”求官而有道理，这已经提高到了比较高的层面，即对于中央政府而言除了论道安邦，还有什么比选拔优秀“干部”更重要的事情吗？这于己于宰相，都无私弊之嫌，韩愈可以说下去，宰相亦可以读下去。 这时的韩愈便开始了自我推荐。说自己“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于工商贾之版（意谓名列儒士户籍），其业则读书著文，歌颂尧舜之道。……其所著，皆曰六经之旨而成文。抑邪与正，辩世俗之所惑。”韩愈推荐的是自己的才学，以及尊奉儒学的人格。当然也顺便谈到了自己的不顺，所谓“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寄希望于“上”能“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言词略显谦卑，却是面对“遑遑乎四海无所归”这个残酷的现实，和盘托出，反显真诚。 韩愈“跑官”的上书，接下来的文字，体现了他的胆识和敏锐的观察。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这一段：“上之于求人，下之于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尔。”即是说上面求人才，下面求官位，互相有求是一致的，实为向宰相提出自己的政见。他就此认为：“苟以是而为心，则上之道不必难其下，下之道不必难其上，可举而举焉，不必让其自举也；”就是说，平心而论，上面不要难为下面，下面也不要难为上面，可提拔就提拔，不必让下面自举求位。而事实上却是：“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进者几希矣。……而方闻国家之仕进者，必举于州县，然后升于礼部、吏部，试之以绣绘雕琢之文，考之以声势之逆顺，章句之短长，中其程式者，然后得从下士之列。然有化俗之方，安边之画，……万不有一得焉。”实际上这是在针砭时政，批评当下“提干”的弊端。当下的做法是，不经过朝廷的“组织部门”这个门槛想当官很难，不要说还要过“必举于州县”这一关，再经吏部、礼部的考试，看应考者能否写官话、套话的文章（骈文），一经进入这个刻板的程序，就有可能踏进官场。而那些有真才实学（文韬武略）的人，能凭着自身的才干步入仕途，成功者“万不有一”。最后，韩愈把自己写的一些文章，以“附件”呈上，“冀辱赐观焉”，务请上面给看看。他相信自己的文才，更希望上面通过这些文章而更能够了解自己的才学、人格和抱负。 一千二百多年前的韩愈，竟是这样“跑官”，如今的“跑官”者焉能望其项背！ 古文解读： 七、《赤壁赋》之映美文  不管是“文”赤壁还是“武”赤壁，只要提到赤壁，就会让人联想到发生在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的那场著名的赤壁之战。 这时的曹操，早在建安五年（200）经官渡一战，就以弱以少，以声东击西、后发制人的战略击败了袁绍，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所以，曹操挥师（号称八十万大军）兵临长江，欲灭孙权、刘备，从而建立真正的一统天下，那种志在必得的气势，对割据江南的孙权与刘备而言，真的是如泰山压顶。 这是一场斗智斗勇之战，谁能正确分析战前的形势，谁能有更胜一筹的谋略，谁就多了一份胜算的可能，一页风云人物较量的历史大幕就此拉开。孰料，孙、刘一方上演了以少以弱，巧施诈降与火攻之计，竟大胜曹操，三足鼎立之局遂不可逆转，赤壁也就成了流传千古的名胜之地。 六百多年后的唐朝诗人杜牧，时任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刺史，曾游黄州城外赤壁，借与嘉鱼（今湖北省嘉鱼县）古战场赤壁同名，写下了有名的七绝《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从特殊的视角，漫步江边而联想到当年赤壁大战已烟消云散，虽说折戟沉沙，但还是记忆着那段血与火的历史。由此诗人大为感慨，认为年仅三十四岁的周瑜占“天时地利人和”之便打赢了这场战争，否则，他年轻的爱妻小乔和孙策的遗孀大乔这对貌美的姊妹，难免为曹操所得而“深锁”供曹操晚年作乐的场所——铜雀台里了，真是世事难料啊！事实也确实如此，历史上大的较量，非此即彼，全在一种际遇之间。 到了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文坛领袖苏轼因反对王安石的熙宁变法，遭“乌台诗案”之变，被贬黄州团练副使，不准参与政事。这种由文字入狱，尔后遭贬，在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的宋朝，也算严重事件了。 要说王安石，是得到宋英宗之子宋神宗的仰仗，才得以实施变法的。变法始于熙宁二年（1069），陆续提出诸如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等九项具体措施，试图富国强兵，倒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遭到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的反对，苏轼亦在其中。元丰五年（1082），被贬的苏轼，曾两度游览黄州赤壁，在郁郁不得志的背景下，写下了自由赋体抒情散文《赤壁赋》。 《赤壁赋》有两篇，或称《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前一篇，是排遣贬官苦闷的作品，那寄情山水风月之中，似显消沉，却蕴含着老庄思想，并不沉沦，反尽显旷达的情趣。作者采用了赋体，有精彩的押韵与对偶，又不拘泥于传统赋体的格式，无论从叙事、写景，还是聊发议论上，写得极为流畅，堪称一篇优美的抒情散文。 文章开门见山，叙说壬戌（元丰五年）七月十六日与友人夜游赤壁，为美景所陶醉：“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于是“举酒属客（向客人敬酒），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饮酒、诵《诗经》佳句，一派文人雅兴。但见“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月映水气漂浮于江面之上），水光接天。”这高月悬空、雾气蒙蒙、天水一色的夜长江景致，作者赋予了道家的超然：“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呼入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任凭一叶扁舟，飘荡于茫茫的江上，那是何等的意境！再加上《庄子·逍遥游》里的“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之意，难怪如《抱朴子·对俗》所说的“古之得仙者，或身生羽翼，变化飞行”了。这是怎样的洒脱，完全把遭贬弃之九霄云外。 这才接下来有“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的情怀。所歌为：“桂櫂（音照，桨）兮兰桨，击空明月兮流光。渺渺兮余怀，望美人兮天一方。”但这最后一句，反映了失意官场的无奈，想慕贤人，正是苏轼所谓“渺渺兮余怀”的注脚。且有客吹箫伴奏，其效果是“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是类似儒家思想的某种流露，也在情理之中。所以作者颇严肃地问同舟之客，何以声音如此悲凉？ 客人回答说起曹操在赤壁大战在即之时踌躇满志，也吟起了“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的诗句，那种“酾（音湿，斟）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认为：“哀我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你，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想于悲风。”这类感叹，仿佛是说许多事情明知不可得，或可寄托在曲调里，伴着秋风吹奏出来，如此而已。这倒是对苏轼的遭遇比较贴切的劝慰。 并非作者对客人的劝慰不买账，而是有更宽广的胸襟，因此对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指水），而未尝往也（意为照样长江后浪推前浪）；盈虚者如彼（指月有圆缺），而卒莫消长也（最终并无增减）。……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苏轼便以如此通达的见解，化一丝悲凉为愉悦。 文章的结尾很有意思，写主客俱喜，洗杯再饮，直喝得杯盘狼藉，昏昏欲睡，竟不知已到天亮！ 让我们也高兴地吟诵这段文字：“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古文解读： 八、《兰亭集序》之赏心悦目  亲朋好友聚会，自古有之。东晋第五个皇帝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初三，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做东，广邀四十多位社会名士，聚会会稽山阴的兰亭（今浙江绍兴西南兰渚山），边赏景，边饮酒，边作诗，可谓盛况空前。 那时的饮酒，完全不像如今的“酒局”，动辄“走”一个，多有喝高了的。兰亭聚会有个饮酒的游戏规则，让荷叶托着酒杯放入溪流，漂到哪位面前哪位便须现场作诗一首，作不出就罚酒一杯。据说，王羲之等二十六人不辱使命，而王献之等十六人则未能到位赋诗，被罚饮酒。这样下来，得诗三十七首，汇集成《兰亭集》，于是有了大书法家王羲之手书的行书《兰亭集序》。此样聚会，大概绝无仅有。 《兰亭集序》不仅展现了行书书法的至高境界，其文亦属上乘。文章开头的记事、写景一气呵成：“永和九年，岁在葵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音戏）事也（指三月初三在河边的祭祀活动）。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字俊文美，读之有一种陶醉之感。 此次应王羲之邀请的多为名门望族，大家很平等，一无今天的“官本位”。因为“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视宇宙之大，仰察品类（万物）之盛，所以游目骋怀（放眼四望而能舒展情怀），足以极视听之娱（极享所看所闻之愉悦），信可乐也。”这种把自己置于大视角之下，才有真正融于山水的体悟，是对大自然的特殊审美。此时的情怀，如信马由缰，驰骋在天地之间。 所谓乐极生悲，作为这次聚会的召集人，王羲之也难免心生感慨。他想到人之厮守，不过在抬头低头的瞬间；或心怀抱负，促膝论之于室；或有所寄托，而放浪形骸之外。凡此种种，虽各不同，但一经得到，哪怕短暂，便“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但这些转眼便事过境迁，惟空怀感叹。于是进一步想到：“况修短随化（寿命之短全凭天命），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王羲之出身琅琊王氏，可谓名门望族，其伯父王导在东晋政权的建立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样的家庭背景，使王羲之学养深厚，为官为人不同寻常。他在《兰亭集序》的最后一段，写出了他对前人“兴感之由”的独特看法，认为他们也“未尝不临文嗟悼”，却“不能喻之于怀”。他们不过“固知一死生（生死一样）为虚诞，齐彭殇（长寿短命一样）为妄作”，等于“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深感可悲，故呼之曰：“悲夫！”所以，他一定要“故列叙时人（与兰亭会之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确实“有感于斯文”，那一丝忧郁，是在追求江南秀色的宁静，是魏晋风度的时代变迁。只消再欣赏一下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丧乱帖”、“快雪时晴帖”，以及“十七帖”，就会领略到“兰亭序”文章的俊雅和飘逸。 古文解读： 九、《陋室铭》之陋室“排解”  想起中唐诗人刘禹锡的《陋室铭》，全文八十一个字，试背之：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这当然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佳作。在“文革”年代却是被批的对象，认为封建士大夫“孤芳自赏”，诬百姓为“白丁”（ 其实“白丁”是指没有地位的市井富豪，多为俗官所结交），捧反动学术权威为“鸿儒”，必得高呼“是可忍孰不可忍”！似乎不“踏上一万只脚”不能解阶级之恨。如今已成笑谈，不必为刘禹锡“落实政策”了。 刘禹锡不仅仅是诗人，亦是一位思想家和文学家。唐顺宗永贞元年（805），他和顺宗当太子时的老师王叔文，以及柳宗元等结成了政治改革派别，以反对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和反贪为政治目的，发起“永贞革新”。可惜仅百日，遭宦官俱文珍联手地方节度使势力的反扑而失败。翰林学士王叔文被新即位的唐宪宗赐死，时为屯田员外郎的刘禹锡等革新派被贬外州司马。 与这次事件有关，刘禹锡有两首七言绝句，一首是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写的《游玄都观绝句》：“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到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这年，刘禹锡“承诏至京”，作诗“戏赠看花诸君子”，借游玄都观赏桃花，写自十年前被贬，现以朗州司马身份又重返长安，见新权贵们把持朝政愈发腐败，遂以“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嘲讽之，结果又被贬出京。另一首是写于唐文宗大和二年（828）三月的《再游玄都观》：“半亩庭中皆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距前一首已相隔十四年，加上“永贞革新”失败后的前十年，一共二十四年，星移斗转，权贵们成了过眼云烟。这使刘禹锡十分感慨，遂再赋诗讽刺之。 从两首七绝来看，无疑表现了作者政治立场的坚定，显示了不屈的风骨。 回过头里再读《陋室铭》，虽不知此文作于何时，一定是写于贬谪期间，借陋室作铭文，抒情明志。他一如既往，不与权贵同流，视荣辱名利为身外之物。文中“南阳诸葛庐”，极言他仰慕南阳诸葛亮。诸葛亮在《出师表》里写道：“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三顾于草庐之中。”诸葛亮不求闻达，只为辅佐刘备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志向，深深打动了刘禹锡。那句“西蜀子云亭”，是他对西汉杨雄（字子云）“清静亡为，少奢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汉书·杨雄传》）的恭敬。两位古人，皆是他的师表。 《陋室铭》的结尾句，可谓高调收笔。《论语·子罕》云“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是啊，小人居之，焉能有此气概！ 雨仍在下着，一洗热浪；清俊《陋室铭》，堪送清凉。 古文解读： 十、《正气歌序》之泣鬼神  读宋文，特别是南宋文章，那种强烈的爱国气势，或慷慨陈词，或满篇悲愤，使一段段国破山河在的风雨历史，尽现眼前。 老将宗泽连上二十余疏，坚决主张北伐抗金，其中那篇《乞毋割地与金人疏》，对赵构即位四十天（其时在1127年六月）竟毫无作为，愤愤直言：“今四十日矣，未闻有所号令，作新斯民（政改以振奋民心）；但见刑部指挥有不得謄播赦文于河东、河西、陕之蒲、解（意为看到的是不向沦陷区行文大赦抗金义军）。兹（指此不大赦之行为）非新人耳目也，是欲西晋东迁既覆之辙耳。为是说者（主张弃地、议和、南逃者），不忠不孝之甚也！”言辞激烈，对此卖国行径，上批皇帝老儿，下批奸相佞臣，真的是不吐不为之快，乃一代抗金名将的心声！ 宗泽在这篇“上疏”的最后写道：“臣虽驽怯，当躬冒矢石，为诸将先，得捐躯报国恩足矣。臣衰老，不胜感愤激切之至。”他作为东京留守，是何等盼望“中央”一声令下、即可率大军渡黄河、会合已然联络好的两河义军百万之众一鼓作气驱除金人而收复失地啊！他身为东京留守，有效组织了东京保卫战，在建炎元年（1127）十一月痛快淋漓地击溃了金人发动的对开封第三次围攻！可以说这是他生命最后时刻所面临的一次绝好的北伐战机，可惜壮志不能酬，终因上疏无果忧愤成疾，转年八月大呼三声“过河”而卒，乃成千古恨！ 终南宋一朝，惊天地泣鬼神的文章不绝于世。李纲的“议国事”、太学生陈东的“上高宗第一书”、胡铨的“戊午上高宗封事”、岳飞的“五岳祠盟记”、虞允文的“论今日可战之机有九疏”、陆游的“跋傅给事帖”、楼钥的“北行日录三则”、辛弃疾的“审势”等等，直到文天祥的“正气歌序”、陆秀夫的“拟景炎皇帝遗诏”等等，无一不言惟战才能雪耻，无一不言外侮之痛。 文天祥的《正气歌序》，是为自己在元都燕京被囚于兵马司狱中所创作的那首有名的《正气歌》写的序。文天祥所处的时代或可说是“后南宋”时代，因为一般以元军于德佑二年（1276）攻陷临安（杭州）为南宋灭亡的标志。但以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为代表的南宋军民不甘当亡国奴，继续起兵抗元，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 文天祥两次为元军所俘，“后南宋”帝赵昺祥兴二年（1279）十月，被押送至燕京。忽必烈软硬兼施迫其降，而文丞相不为所动，遂被囚三年面南殉国。《正气歌序》最后写道：“孟子曰：‘我善养我浩然之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作《正气歌》一首。”一身正气的民族英雄，给后人留下了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文天祥身陷兵马司狱中之时，张世杰崖（去山字头）山一战，全军覆没，海水尽红，陆秀夫身背小皇帝赵昺跳海。至此，“后南宋”亡。 陆秀夫是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的进士，在杭州陷落之后，断然扶持宋度宗的两个尚幼的儿子益王赵昰（音是）、卫王赵昺先后为帝，继续打着“宋”的旗号苦苦抗元，力图难以恢复的恢复。 陆秀夫代小皇帝宋端宗赵昰写《拟景炎皇帝遗诏》是在景炎二年（1277），他以临危的赵昰的口吻写道：“惟此一发千钧之重，幸哉连枝同气之依（意为艰危时刻的千钧重担，幸有小弟赵昺可委以后事）。卫王某（指赵昺），聪明夙成，仁孝天赋，相从险阻，久系本根。可于柩前即皇帝位，传玺绶。”无奈的哀怨之气，溢于“遗诏”之中，当时的气氛可想而知。 据《宋史·陆秀夫传》记载，当赵昰一命归天的时候，“群臣皆欲散去”，陆秀夫义正严词：“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将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兴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数万，天若未欲绝宋，此岂不可为国邪？”所讲极其在理，遂“乃与众共立卫王”，一个风雨飘摇的朝廷，吞下了大宋三百年弱势路线的苦果。至少，此时的君臣宁可最后一搏，也不会像徽钦二帝那样跪拜在金人的淫威之下。 “遗诏”最后言道：“呜呼！穷山极川，古所未尝之患难；凉德薄祚，我乃有负于臣民。尚竭至忠，共扶新运。故兹诏示，想宜知悉。”与其说这是最后的哀鸣，不如说是发生在七百三十多年前一个民族之不可为而为之的呼声，并且身体力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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