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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读书，五六岁以“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开蒙，识字写字。之后学习对对子并诵读《幼学琼林》、《蒙求》等，随后习诵《千家诗》等诗词文赋。再后即进入《五经》或《四书》系统。唐宋间，主要研习《五经》，明清两朝以《四书》为主。自进入了《四书》、《五经》系统就算为学开始。 古人年少时读书分四个步骤，一为朗读，二为背诵，三为默写，四为训解。背诵由“三百千”而诗赋而《五经》而《四书》而“三史”（“三史”为《史记》及两《汉书》）。背诵典籍是古代学者取得成功与成就的必修课。一般在二十岁之前这些功课基本完成，进士功名多数在二十至三十岁之间取得。再后进入著书立说阶段，即古人所言“君子三立”之“立言”。 唐代科举制度确立，考试内容以经学为主，兼有诗赋。经学是中国固有之学也是考试大纲。 经学是汉武帝所立的国家官学，是后世研究《十三经》的学问。经字本义为织布机上的纵线，横线称纬。以道路为例，南北向称经，东西向称纬，如地球经纬线。经线是织布的主干，后寓意为根本义理法则，天地人之纲常。 周秦时期有《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此谓之经书，与之相对有纬书。秦时，《乐》散佚不存。至汉代为《五经》，《易》为群经之首。之后，《礼经》分成《周礼》、《仪礼》、《礼记》三部典籍，所谓一礼变“三礼”。《春秋经》分出《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所谓《春秋》变“三传”。此《九经》之谓，成于唐代初期。至唐代晚期，又增加《孝经》、《论语》、《尔雅》成《十二经》。至宋，《孟子》列入，终成《十三经》。此后再无变化。 《四书》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部典籍合称。《论》《孟》为《十三经》之二经，《学》《庸》原本是先秦著作，后被西汉学者戴圣辑入《礼记》（又称《小戴礼记》，因其叔父戴德亦研习《礼经》，戴圣遂称小戴）。南宋时，大儒朱熹把《学》《庸》从《礼记》中择出与《论》《孟》合并，作《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世间遂有《四书》，又曰《四子书》。自唐朝至清代，科考试题以《五经》及《四书》为范围。唐宋重《五经》，明清以《四书》为要。 中国学问于经、子两门之外还有史学与诗赋等。古代没有现代意义的学术分科，只有书籍分类。西汉学者刘歆以内容对书籍进行划分，称“七略”，即：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唐代分成甲乙丙丁四部，明《永乐大典》及清《四库全书》为经、史、子、集四部。晚近西学东渐。鉴于西方现代学术分科，国人把经、子两部称作义理之学，史部称作考据之学（经学之训诂考据另谓之“小学”），集部为词章之学，其他称作经世致用之学。义理之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框架及核心价值所在。此话题甚大，涉及二千多年学术史、思想史等。知者自知，不知者亦非两三句话能以知，故不赘言。 古人念书有两个途径。一是就读塾馆，又谓私塾。二是在家学习，即把先生延聘家中教习子女。各地城邑乡村皆有塾馆，每年用不了几个钱即可入塾馆学习。县、州、府、省均有官学。学到一定程度即可报名参加县里考试，称县考。之后府一级复试，称府考。再经省官学最后考试，称院考。被录取者即为“生员”，俗称秀才。生员即进入官学学习，雅称“入泮”。学习三年，应考乡试。 一省或两省每三年于秋季集中举行一次考试，称乡试，雅称“秋闱”。考生限于秀才，中式者称举人（类似于汉魏时期的孝廉）。次年春天，各地举人云集京师参加国家统一考试，称会试，又曰“春闱”，中式者称贡士。约一月后，皇帝于保和殿亲自主持考核贡士以作排名，称殿试。殿试后，贡士赐名曰进士出身。至此，功名仕途学业就算完成。 南宋以后，书院创始。书院是官办专门研习学问的机构。不以应考科举为主要目的，重实学轻举业。书院于明清两朝极其发达，凡州县、府、省皆有书院一家或数家。掌书院者称“山长”，一般为致仕名宦硕儒充任。教授者一律为饱学之士，督抚疆吏亦亲临授课。明清时的督抚大多政、学两门皆显赫。既是显宦大员又是学界名流，学优则仕在于此。 凡有志于实学者，完全不受科考局限，所学贯通经史子集，精于本业而学于广博。古代所言学者皆为通才，没有只读经而不知史，亦无只会诗文而不通经史者。中国学术源头的经，初始功能就是史书，而后世的史中又满含经义。专则精，博则通，二者兼备，可言精通。就中国学问而言，眼下无一人能担得此二字。 例一：有一天司农官朱载上谒见苏轼，门房已通名禀报苏轼，而东坡却久候不出。朱载上欲走，又虑及已通名报姓。欲留，又颇倦乏。久之，东坡始出，遂向朱载上愧谢久候之意，并曰：“近来放松了日课，失于探知。”坐定，朱司农问：“先生所言日课为何？”东坡答：“抄《汉书》。”朱曰：“以先生之天才，开卷一览，可终生不忘，何用手抄？”东坡答：“不然，我读《汉书》，至今已抄三遍矣。起初，一段事抄写三字作为标题。之后以两字标明，今日只一字。”朱司农起身，曰：“不知先生所抄之书，肯否赐教否？”东坡命老兵于案上取来一册递给朱司农阅览。朱视之，皆不解册中所写为何意。东坡云：“足下可说一个字。”朱遂念了一字。苏轼应声背诵出数百言《汉书》原文，无一字差错。朱公又挑拣数字屡试之，东坡背诵大段皆然。朱载上叹曰：“先生真谪仙之才也。”（谪仙：谪居世间的仙人） 隔日，朱载上对其子朱新仲说：“东坡尚且如此，中才之人，岂可不勤读书耶！”（参宋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一》） 宋人何薳《春渚纪闻.卷六》：“晁丈无咎言：苏公少时，手抄经史，皆一通。每一书成，辄变一体，卒之学成而已。”晁无咎，名补之，字无咎。与黄庭坚、秦观、张耒并称“苏门四学士”。他说苏轼每抄一遍经史，即变换一种字体再抄。凡数遍，既练字又读书。此条可作为上条补证。 例二：清初名流谭吉璁，字舟石，经史大家。顾炎武（字亭林）云：“舟石先生勤于读经，叩其书斋，插架《十三经注疏》，手施朱墨，始终无一误句。我行天下，仅见此人。”注疏二字为学术用语。注为注解，疏是阐释注文。自汉代起，历代学者皆对经书作注疏。古人皓首穷经，著述浩如烟海。顾亭林说行天下仅见此人，可知谭吉璁的经学功夫。（参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四笔.卷一》） 再看顾亭林如何习经史。顾亭林年少时教授乡里，每年春夏温习经史。他选出声音洪亮者四人，设左右座，各置注疏本于案上。顾亭林坐中间，案上亦有经册。先令一人朗诵，遇其中字句不同或疑问，众人详细辩论。读二十页，换一人接续，每日至一百页止。《十三经》研读完，温习“三史”。如此，顾亭林之学精熟而博通。（参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四笔.卷四》） 古时学者或曰学家，无一例浪得虚名，皆实凿博洽。反观吾辈，比如本人，所阅经史尚且不过数册，遑论背诵。书名倒是知道几个，大概也不如卖书伙计渊博。今、古人读书为学完全两路，已然不可比附。 本人存有两部《四书》古籍，都是家里留下的旧物。一部是“扬州八怪”之郑燮（号板桥）手抄《四书》，民国四年（1915）五月奉天作新印刷局刊印本，共六册。另一部是明万历朝内阁首辅张居正（号太岳）著《四书集注直解说约》，初刻于明万历元年（1573），清康熙丁巳（1677）秋，八旗经正书院翻刻本，徐乾学（号健菴）作序，共十二册。拍了几幅照片如下：
明万历朝内阁首辅张居正著《四书集注直解说约》，共十二册。张居正系嘉靖朝进士，隆庆朝拜相，授东阁大学士，后为建极殿大学士。万历朝阁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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