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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销通草画19世纪兴起于广州。当时主要用于出口，题材以反映清末的社会生活场景和形色人物为主，诸如官员像、兵勇像、杂耍图、纺织图、演奏图等。作品的人物刻画采用西方绘画原理，与传统中国画风格迥异，但又反映出中国的本土风情，所以深受当时西方人的喜爱。在当时通讯渠道有限的情况下，通草画对西方了解中国、特别是广东的社会生活和自然风貌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通草画，曾经在十八、十九世纪从广州黄埔港运往西方各国，并在西方风靡一时，相隔百年后，却在原产地广州渐渐湮没在时光的烟波浩渺中。 遥想当年，在广州这个“一口通商”的繁华口岸，通草画作为最受欢迎的外销画，最兴盛时整个广州城绘制通草画的画匠多达两三千人。热闹的黄埔码头上，启程归国的西方人将这些带有活色生香中国印记的画作捎往遥远的异国他乡。 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周游东方时，获赠十几本、300多张通草画，至今仍保存在俄罗斯皇家博物馆中。而在英国、瑞典、美国等欧美国家，上至皇家宫廷、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下至寻常百姓人家，通草画带着浓浓的旧时广州记忆依然为人们所着迷。然而，在故土广州，通草画却几乎绝迹。 今天，我们带着这段失落百年的广州记忆，走上了寻找通草画的旅程…… 浙江大学药学系薛祥骥教授指出，我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知道通草这种植物，并取名于“有细细孔，两头皆通”之意。其“叶似蓖麻，其茎空心，中有白瓤，轻白可爱”。据专家介绍，通脱木喜欢温暖、湿润的气候，容易生长。十八九世纪的广州，盛行用通草片作画，也和通草的简便易得、物美价廉有关。 然而，时过境迁，随着外销市场的中断，当年在广州唾手可得的通草来源——通脱木，时隔百年也几乎“绝迹”，连树种较齐全的华南植物园里也没有。 对于消失已百余年的通草画制作工艺，今天的工匠们已一无所知，制作通草片的手工作坊也濒临灭绝。为了一睹通脱木真面目并且研究通草画的工艺及源流，使这种承载着广州乃至中国文化符号的历史“芯片”得以传承。 广州博物馆程存洁博士费尽苦心好不容易在网络上发现了一条“贵州省贵定县通草片加工厂”的信息，并顺着蛛丝马迹两次深入贵州贵定县铁厂乡芭蕉冲偏僻山林，找到一位叫王玉龙的手工艺人，实地考察生产通草片的全部过程，终于使这一乏人问津的手工艺秘诀得以公示天下。 由于直接取材自植物茎髓，通草画的保存十分不易。据程博士最新研究发现，和普通纸相比，作为绘画材质，通草片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不怕光照射，不怕虫咬噬，也不怕水浸泡。但画在通草片上的矿物颜料就另当别论。“通草画的颜料是否怕光、怕水，还需进一步研究。”与此同时，通草片质地松脆易裂，容易折断，极难保存。如何保护好现存的通草画，使其延年益寿，尤其是面对自然原因使其破裂时，该如何修复，是程存洁博士目前正在着力研究的问题。 “通草画对社会生活描述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宫廷院体画和中国传统的文人画，成了十分难得的反映广州口岸社会风情的珍贵资料，极大地补充了中国传统的官修史书和文人笔记的文献记载之不足。”程博士说。这些通草画使广州的历史风貌被鲜活地留存下来，俨然一幅广州的“清明上河图”。直观生动的图画对于研究当时广州的人文、服饰、造船、街头职业、生活情趣和审美观念等方面的历史变迁，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而英国学者伊凡·威廉斯表示，通草画作为特定历史时期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是文化和社会史的生动见证。在程博士看来，通草画也应该像印度的贝叶文书一样被作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和传承，因为它是世界性的。 程存洁介绍说，他看到一些收藏者喜欢按纸本画的处理方法来粘贴通草水彩画，即将通草水彩画的四角用黏性材料来粘贴，结果导致凡是被黏贴的地方均折裂或折断，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其实，由于通草片质地非常脆，这种画千万不能折叠，一旦被折叠，其破坏更是毁灭性的。适当的保护措施是将通草画放入用绫缎或较为坚硬的纸本框好的框内，而不是用粘性材料直接将通草片黏贴在纸本上。针对这种水彩画的质地，未来对于通草画的保护工作则显得尤为突出和紧迫。 通草，不是作画的颜料，而是画作的“纸”。它是五加科植物“通脱木”的茎髓。据《广州植物志》记载：通脱木，别名通草，生长迅速，繁殖极易，茎髓洁白轻软，名为“通草”。《红楼梦》中，元春元宵节省亲，荣国府却已是满园“春色”，原来“柳杏诸树虽无花叶，然皆用通草绸绫纸绢依势作成”。 据程存洁博士介绍，至今，广东、浙江、贵州等地依然保留有使用通草片制作人造花鸟、盆景的工艺，通草片也用于出口制作圣诞节的装饰品。此外，通草还可入药，有清凉、散热和镇静之功，早在《本草纲目》中就有记载。 通草画，就是画在通草片这种特殊材质上的水彩画。自古以来，世界各地皆有特殊的记载人类生活信息的材质，比如古埃及的纸莎草纸、死海的羊皮古卷、西域高僧携来的印度佛经贝叶等等。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广州成为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中国风”劲吹欧美。程博士说，当时照相术尚未普及，来访广州的外国人迫切希望能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带回本国，于是广州创作和生产的外销画因其写实性强而成为外国人争相购买的物品。而研究通草画历史多年的英国友人伊凡·威廉斯告诉记者：“当时西方人甚至说，没光顾画匠的画室，几乎就等于没到过广东。” 伊凡在研究中还发现，在当年，适用于水彩的纸张，因为太昂贵而无法符合廉价的彩色图画巨大的需求量。于是广州的画家开始使用一种更便宜的材料。通草片取自植物茎髓，唾手可得、价廉物美，尤其是这种材料质地轻白，上彩后色彩亮丽，立体感强，人物栩栩，景物生动，深受外国人喜爱。此外，它材质轻薄、便于携带，比起象牙、玻璃、瓷器等艺术品，价格便宜，携带也更方便。
程博士说，当通草这种新型绘画材料初传入西方时，因为质地雪白而被西方人误以为是由稻米制成的，因而被西方人称为“Rice-paper”。也有人认为是桑树制作的，也称作“桑纸”。慢慢的，原有的中文名词“通草”却被人渐渐地遗忘，代之以中文名词“米纸”。这种中英对应的译名一直误传至今。据伊凡先生著文介绍，在欧洲博物馆和图书馆的目录中仍见有“米纸”和“桑纸”之名。 19世纪初，来华的西洋画家带来了西方写实绘画风格，通草画作为特殊的带有中国风情的“历史记忆品”，将中西画法融会贯通，将东方风情和西方审美趣味合二为一，吸引了大批西方顾客。所以通草画上的人物虽身着晚清中式衣衫，眉目描画上却明显着色较重，且鼻梁偏高，有明暗色块处理，形象上颇像外国人。
外销市场的火热需求使广州画室作坊一时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1835年的一份材料表明，在广州十三商行附近有约30家商店卖通草水彩画。1848年一位外国游客游记显示，19世纪中叶广州有两三千人被雇用制作这种画。从外销到海外的通草画上的商标及外国人游记中，可以看到通草画的早期生产基地主要集中在广州十三行商馆附近地区。当时，从广州归国的西方人行李中携带几本通草画就像今天我们出国时购买异国他乡明信片一样留住记忆。
19世纪40年代，随着摄影术开始普及，照相业开始逐步取代外销画家的工作。同时，鸦片战争之后，香港及东南五口通商，广州不再是外国人进入中国的唯一港口，广州外销画家的创作内容、方式以及画室的设立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据程博士介绍，现存的通草画记录显示，目前看到的最早的通草画作于1825年，时至20世纪30年代，通草画就彻底从海关出口清单上消失了，随后也渐渐消失于广州人的记忆中。 据程博士介绍，当时广州外销画家在紧靠广州十三“夷馆”的同文街和靖远街建起了画室，这样外国商人在广州期间，便可以很方便地去这些画室挑选或订购作品。怀远驿和瑞兴里都是当时生产和出售通草画的基地。
据程存洁考证，从通草画画面上所描述的文字也可以判断创作这些画作的画家们熟悉广州社会风情。比如，在一册“刑罚题材'通草画内，看到一幅“砍头示众图”，画面上立有一块告示牌，上面写着“特受南海喻……”等文字，说明这幅画是描述发生在广州南海县的事。 此外，通草画所描绘的题材极为广泛，主要表现为广州的风土人情、百姓日常生活，农村和城市劳动者耕织养蚕、采茶、捕鱼、家具制作、瓷器生产、街头买卖、节庆、习俗、戏剧表演等社会生产和文化生活情景，以及花鸟鱼虫、植物、动物等等，可谓当年社会生活和自然生态的全景描图。
而广州作为“一口通商”的繁华口岸，得风气之先的新式西洋事物也得以呈现。比如，在广州博物馆馆藏中，就有三幅反映新式消防制度的画作，从居民急搬，到消防队员扛梯子、挑水桶、推水车，非常生动。 “带着写实笔触与喜剧意味的情节，仿佛扮演着一出出东方情调的大戏。”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毛民博士一针见血地对这些画作作出评价。
选自：新浪博客 阅读推荐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方魂牵梦萦的乡土 乡愁 · 乡音 · 乡情 欢迎关注：乡土人文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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