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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头炕热:南面为君还是东方不败?

 木头1018 2016-08-05

哪头炕热:南面为君还是东方不败?

衙门口朝南开……

这句俗语说出了一个常识,小到州府县衙,大到紫禁城皇宫大内,其朝向一般都是坐北朝南。

正如《易经·说卦传》所载: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

面南背北,讲的是君临天下称孤道寡。

北面称臣,不是战场的Loser就是货与帝王家的文武艺人。

说到风水朝向,不管信不信这一套,中国人大概很少有人不知道要朝南才比较好,开发商卖房子往往也会特意强调所谓南北通透。

南面向阳为上佳之选,似乎是不证自明的规则。

但是,真的从来如此么?

先天八卦的方位是天南地北,离东坎西,离为日,坎为月。

以前我们分析过,先天八卦之所以是这样的方位分布,因为上古时代天的概念可能就是来自太阳,对北半球尤其是北回归线以北地区而言,太阳始终偏于南方天空,再加上太阳和月亮的东升西落,自然而然就产生了东南西北(或前后左右)四个方位的概念。

日月与地球关系密切,太阳尤其重要,这应该是人类认识自然的必然感知。

换句话说,东南西北的方位概念与规定,自当源于太阳。

即使到今天,我们以地球自转的方向为东和西,与太阳的东升西落大体也是等义的。

不过,还有差别。

太阳从东方升起,但因为地轴的倾斜,太阳所升起的那个东方,会在南北方向上发生漂移,冬天偏于东南方,夏天偏于东北方。

问题来了。如果单纯以太阳升起的位置为东方,那么,这个东居然是会变的!

面朝大海,遥望太阳跃出天际线,这个日出东方的东,时而在左,时而在右,并以年为单位形成一次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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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若干年的观测和记录,自然会发现这种以年为单位的周期变化,于是,在这些上下游走的东方里面,取正中的那个位置规定为正东。

如《淮南子·天文训》所载:

日冬至,日出东南维,入西南维;至春秋分,日出东中,入西中;夏至,出东北维,入西北维。

冬至,太阳从东南方升起,落入西南方。

夏至,太阳从东北方升起,落入西北方。

只有春分秋分的时候,日出日落的位置才是正东与正西。

既然方位的概念来自太阳,那么以理推之,在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当中,东方才最为重要,唯先有东(前),才会有西(后),更遑论南北(左右)。

既然看太阳才能定方位,而日出的东又会来回漂移,那么按常理来说,日出之东显然比太阳始终偏于南方天空的南更为重要。

所以,按道理来说,古人应该会更加偏爱东方而不是南方。

而太阳升起的东方会移动,所以,就确定了正东正西的坐标系来说,这种对东方的偏爱应当具体表现为东以及东北和东南。

是否有太阳崇拜不好说,但这个逻辑是合理的。

方向定位很重要,甚至是王权与政治的一部分。

《周礼》开篇第一段就说要辨方正位: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天官冢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

那么,古代的都城是否都坐北朝南呢?

非也。

我们来看几个史前的例子。

三星堆遗址,年代在公元前5000-公元前3000年,其城垣轮廓是东北-西南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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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城内的建筑基址,也多为西南或东南朝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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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金沙遗址,年代为公元前1200年-公元前600年,属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有可能是三星堆文明衰落后古蜀国的都城所在。

金沙遗址发现的若干大型建筑基址和数十座一般居址,其朝向“基本为西北-东南向”,居址附近的l000余座古墓也是“均为西北-东南向,头向西北或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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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属金沙时期的成都城北羊子山土台遗址,是发现的同时期全国最大的祭坛,其方位同样是斜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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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1956年在羊子山遗址发现了5件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实物遗迹,其年代在公元前1万年以上,比三星堆、金沙都要更早。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碳14校正年代为公元前2500-公元前1900年,据称有可能是尧帝时的都城所在,为中国所发现的最早的国都(尚未定论)。

陶寺城址已发掘两期,从早期城址扩展而成的中期城址面积达280万平方米,是龙山文化时期最大的城址。

陶寺早期城址平面呈椭圆形,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560米,东西两墙的方向约为北偏西45°,城址整体呈西北-东南向。

陶寺中期城址平面为圆角长方形,南北长约1800米,东西宽约1500米,其建置与早期小城一致,东西两墙的方向也约为北偏西45°,城址整体仍呈西北-东南向。

在陶寺城址东南部还发现了大型墓地,1000余座墓葬绝大多数都是头向东南或南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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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年代为公元前1900年-公元前1500年左右,属夏商时期。其城址平面形状不规则,已探明部分东西两面城墙走向为北偏东45°,城址整体呈西北-东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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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几处遗址可见,那时的古人或许更青睐东南方向。

当然,这此遗址的坐向选择离不开具体的地理环境,如山川走势河水流向等,甚至应当是主要的决策因素。

不过,请注意,可能是环境决定了坐向,但是否更有可能因为有这样的坐向偏爱所以古人们才选择在这样的环境建城呢?

那么,东南方有什么特殊之处?

日出东南维,是冬至。

日出的位置不断向东南方向移动,到冬至时就是极点。

因为冬至时太阳直射南回归线,从此以后,太阳开始向北移动。

冬至是一年中白天最短夜晚最长的一天,此后白天开始逐渐变长。

事实上,在古人立竿测影制定历法的实践中,冬至和夏至是最重要的两个节气(冬至竿影最长,夏至竿影最短),而冬至更是最早确定的一个节气。

如果从阴阳的角度来看,冬至正是阴极(夜晚最长)生阳之时,此后阳气渐生,白天越来越长,可算是一年的真正起点。

确实,周朝就是以子月为岁首,即十一月冬月是一年的开端,那时候的春节,就是冬至。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之大事,在于祭天。

何时祭天呢?

历朝历代,祭天大多都在冬至(个别朝代不是,如汉成帝、唐睿宗、明太祖等在孟春正月祭天)。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祭天,是民国三年袁世凯以大总统的名义祭天,1914年12月23日,正是冬至。

冬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冬至的太阳,就是从东南方升起。

上述史前都城遗址对东南方的偏爱,或许与此有关。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以君王所在的宫殿和祭祀祖先的宗庙作为城市建筑的代表,那么,商周时期确实已经在使用坐北朝南的坐向(并非正南方向,以朝南略偏西为多见)。

但是,如果用城市的朝向来考察的话,坐西朝东才是曾经的主流,西汉未及东汉以后才转变为坐北朝南。

比如周期。武王灭商以后,西周开始经营东都洛邑,于周成王五年建成并迁都到这里。

作为王城所在,洛邑分为城与郭两部分,天子所在的宫城位于城市西南,称为“小城”,百姓、军队、奴隶及手工业作坊等分布在东部区域,称为“大郭”或“东郭”,城与郭之间有围墙或沟壕,其整体朝向为坐西朝东,东门是正门。这种建制亦为各诸侯国所仿效。

事实上,成周洛邑是坐西朝东,西周大本营的宗周丰镐二京虽然有城无郭,但也是坐西朝东。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定都咸阳,“秦都咸阳和中原大国国都一样,采用西部小城连结东部大郭的布局……整个咸阳布局依然是坐西朝东,仍以东门为正门,东门阙一直造到了东海边的朐县(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直对咸阳都城的东门。”(杨宽)

当然,如果单看宫殿和宗庙的话,秦朝及此前的秦国也是坐北朝南的。

刘邦得了天下以后,西汉的长安城仍然是坐西朝东的城市,但到了西汉晚期,开始向朝南发展,从此以后,中国都城的格局就由坐西朝东转变为坐北朝南了。

到隋唐时期,不仅坐北朝南,还有了由北向南贯穿整个皇城和郭城的“中轴线”,整座都城有了东西中轴对称的布局。

坐北朝南,正式成为都城营建的标配,并成为风水和民俗里的天然之选。

比如北京,从南边永定门到北边钟鼓楼,这是北京城的中轴线。作为明清两代的紫禁城,北京故宫当然得位于这个中轴线的中心,堪称坐北朝南君临天下的典范。

面朝东方,那是因为心中有太阳,沐浴在阳光下是每天新生活的开始,同时也深知,太阳总在升降,昼夜循环亘古不息,我们每个人,不过太阳之下微尘般的存在。

坐北朝南,也许我们已发现太阳总在南方的天空游走,也许此时的我们,已成为太阳本身,不再需要对着天空仰望追随。

又或者,太阳曾经是天空的主宰,但后来人们发现,北极星稳坐中宫,斗转星移而北极不动,那里,才是真正的帝王所在。

面南背北,方能俯瞰天下。

坐北朝南,才能临治四方。

此时的太阳,虽然确实给予这个世界以光明,但终究也只是奉命行事吧。

曾经逐水草而居,曾经在马背上横扫欧亚,蒙元帝国也是懂风水的。

1256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东北20公里的滦河之畔,忽必烈驻帐于此。

从扎下帐蓬那天起,这片称为金莲川的草原,开始向城市进化。

宫殿拔地而起,墙垣把牧场变成花园,1260年,忽必烈在这里登基继承汗位。

三年汗位之争,阿里不哥败北,1263年,这座被称为开平府的城市再次升级,成为蒙古帝国的都城,名曰上都。

与之相对,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位于北京地区的元大都。

大都成为新的帝都后,上都就成了北戴河或承德避暑山庄,是蒙元皇帝们的夏都。

这里曾经是“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成为上都以后,“山拥石城月上迟,大安阁前避暑时。”

《马可·波罗游记》的描述或可见一斑:内有一大理石宫殿,甚美。其宫舍内皆涂金,绘有种种鸟兽花木,工巧之极,技术之佳,见之足以娱人心目。

这座草原上的城市,是中原人士刘秉忠为忽必烈规划设计的,中原文化在这片原来只有帐蓬的草地上完美地铺陈开来。

上都有三重城垣,宫城、皇城和外城由内而外,宫城位于皇城的正中偏北,皇城位于外城的东南。

而上都的朝向,近乎完美地对准北极星。

城墙之方正,定位之精准,恐怕在历史上难寻先例。

可是,又能怎样呢?从此就能江山定鼎万万年了么?

1368年,元大都失守,元顺帝北撤草原退回到上都,此时的上都,早已被红巾军焚掠殆尽几成废墟。

一百多年前的忽必烈就是在这里从帐蓬开始的,元顺帝再次回到这里的时候,也只能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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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城垣环绕,市井喧哗,而今仍旧还是一片莽苍苍的绿草地。

只有这些青草,年复一年地追随着太阳,春生夏长,一岁一枯荣,一如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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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不定点,江山多移易。正如《周易·系辞下》所说:

易之为常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自古君王总以天命自居,不论天命有常或是无常,唯变所适,总归是最终的游戏规则,因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

向着太阳也好,独占北极中宫也罢,从来不会有什么东方不败,南面为君也还得“道之所在”,唯其如此,才能“天下归之”,因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有道才能得天道,守德才能得天命。

更何况,不仅日出的东方会漂移,所谓不动的北极星又何尝不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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