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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序言 一般提起铜器的收藏，主要指汉代以前的铜器，即夏商周三代铜器。但由于中国内陆政策对青铜器交易的相关的限制，市场铜器交易的主体集中在晚期铜器上，即宋代以后的铜器，尤其是明清时期的铜器。明中晚期时文人士大夫十分重视铜器的收藏及工艺美学研究，如屠隆《考槃余事》，文镇亨《长物志》，袁宏道《瓶史》等著作，对铜器的收藏，鉴别，使用都有论述。明代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繁荣，出现商业集镇和资本主义萌芽。明代的文人雅士对铜器制品有着大量的需求，随之也出现了一批制作铜器的能工巧匠。当时最为著名的制铜名家之一当属胡文明（1573-1620）。据明人《云间杂志》记载，胡文明擅长铸铜炉与文房器具，按古式制彝、鼎、尊、卣之属极精，价亦甚高，誓不传他姓；时礼帖称“胡炉”，后亦珍之。其工艺特点主要是重精工浮雕，锦绣錾地，局部鎏金错银。因其工艺复杂，他们的作品制作技艺精湛，广受喜爱，在中外私人收藏和博物馆中，也保留了一定数量的属胡文明款识的铜器(图1、图2）。然而除胡文明外，善于制作这类鎏金铜器的还有朱震明（图3、图4），王敬怀（图5），李齐云和卢惟良（图6）等，由于这些制铜工匠史料未曾记载，且传世作品较少，而容易被大家忽略。但这些制铜工匠与胡文明或存在着师承关系，或相互影响，他们的作品制作精湛，并不逊于胡文明的铜器。本文主要意在总结于现今资料中出现的吴兴卢家的几件铜器，并和胡文明的铜器进行对比，简单探讨这类晚明出现的鎏金铜器的特点。
图2 明 胡文明鎏金花觚 1599年 图2-2 明 胡文明鎏金花觚款识 1599年 图3 朱震明制铜鎏金瑞兽纹簋式炉 图4 朱震明制铜鎏金瑞兽纹簋式炉 图5 明王敬怀造香插 图6 卢惟良款 局部鎏金铜海水异兽纹长方盖盒 2.吴兴卢家与胡文明的鎏金嵌银铜器 2.1 产地与商品化生产 宋代以后制铜的中心在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包括安徽，江西，浙江地区。制铜名家辈出，如宣德年间的锡器名家朱端，明万历、天启年间的施家的铜炉，晚明蔡家的铜炉，石叟的嵌银铜器（图7）和晚明上海松江胡文明的鎏金银铜器等。当时对铜器工艺品市场需求较大，因而产生了家族氏的手工作坊生产，最后由商人进行销售的运作模式。使得像石叟、胡文明的铜器更可能成为了一种品牌，也就是说大多数作品并非工匠本人制作，在完成原型创作后，按样制作或者仿制占这类作品的很大一部分。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落款相同的铜器作品在风格、工艺和质量上都有差异。胡文明的筒式炉，大多是铜片敲击成型，纹饰以锦绣錾地配以花卉，杂八宝为主。但也有炉身主体铸造成型，纹饰后錾刻者（图8），从制作工艺讲，更接近卢次洲款识的鸟纹鎏金银铜炉（图9）。 图7 石叟款 嵌银铜器一组 图 8 胡文明款 山水人物筒式炉
图9 晚明 卢次洲款 鸟纹鎏金银铜炉 2.2 吴兴卢家铜器实例 目前已知的出版资料中确定吴兴的卢姓工匠有三人 — 卢惟良，卢次洲和卢明德。这一小节，主要列举出版传世的的吴兴卢姓工匠的作品，并与胡文明的铜鎏金作品及明代的瓷器和漆器上的纹饰做比较。 我对于胡文明外的晚明鎏金铜器的关注，始于一件刻卢惟良款的局部鎏金海水异兽纹长方盖盒（图6）。这件盖盒著录于1991出版的The Second Bonze Age: Later Chinese Bronzes（第二个青铜时代：中国晚期铜器）书中。这本书是研究中国铜器的一本重要著作，是由Sydney L. Moss出版，该公司是1910年成立于英国的老牌古董商，主要经营中国和日本艺术品。国外古董商对于中国晚期铜器的研究，关注的较早，始于上世纪70年代，Sydney L.Moss公司的现任经营者Paul Moss是中国晚期铜器收藏和研究的重要推广者之一。盒盖上面铸造的图案为渡河的大象、马和狗（图10），盒子侧面的纹饰以汹涌的波涛做地，铸有在海水中翻腾的海马、翼龙、大象、狮子和白泽等海兽（图11）。这类纹饰始见于明代永乐宣德年间的官窑瓷器中，并一直延续到清代（图12）。这类海兽题材的纹饰也常见于胡文明的铜器 （图13、14）。盒子侧面铸造出的有翻滚的水点的海水纹饰，在同类作品中较为少见，但是可以比较嘉靖、万历时期的官造漆器（图15、图16）。Paul Moss在书也把这件作品上的纹饰和胡文明铜器上的海兽进行对比，认为前者的刻划力度好，更自然，程式化程度低。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上的差异，应该是受当时工艺的影响。铜盒以红铜为原料铸造而成。铜盒底部四面都有打宽洼线，即看到的凹槽，凹槽内近外沿1/3处由黑色的线，是铸造后拼接的痕迹（图17）。笔者推测盒子铸造出来后，四面海兽纹饰的版拼接到盒子上，这样子对纹饰细节精致的表现提供了工艺基础。典型的胡文明的炉都是采取敲击成铜片，加热后成型，对于器耳和底部采取二次焊接的办法成器，纹饰进行后錾刻。
图10 卢惟良款 局部鎏金铜海水异兽纹长方盖盒 盒盖
图11 局部鎏金铜海水异兽纹长方盖盒侧面
图17 卢惟良款 局部鎏金铜海水异兽纹长方盖盒底部拼接痕迹
图12 宣德青花矾红海八怪高足杯
图15 明嘉靖 剔红海水龙纹盒
图16 明嘉靖 剔红八卦纹漆碗 署卢惟良款的铜器还有另外两件作品，一件是广东省博物馆馆藏的长一米的嵌金银八宝纹铜琴（图18）；另外一件是铜嵌银局部鎏金八宝纹筒式炉（图19）。前者十分罕见，胡文明的作品中并没有类似作品，而且这类纹饰局部嵌银嵌金的做法，在胡文明的铜器中未见到，蝴蝶纹饰的使用也具有较强烈的个人色彩，这种纹饰更接近于清初康熙时期五彩瓷器上的百蝶纹（图24）；后者和胡文明常见筒式炉的制式相似，这种锦地杂八宝纹饰的铜器是最为常见的的胡文明铜器作品（图20、图21），而这种锦地纹饰和杂八宝纹饰都可以参见同时期万历时期的瓷器（图22、图23）。前面这种特殊的风格也许可以为鉴别一些未带款识的“卢惟良风格”的嵌金银铜器提供线索。如这两件嵌银花觚和铜瓶的风格和纹饰十分接近卢惟良的八宝纹铜琴（图25、图26），而明显区别于胡文明风格的同类作品（图27、图28）。从造型上看，嵌银花觚的腹部鼓大，更接近于明末清初花觚瓷器的造型。胡文明的花觚仿商周青铜器风格更加明显，更接近于三代铜器的造型。
图 18. 嵌金银八宝纹铜琴
图20 胡文明款 铜鎏金杂八宝纹纹筒式炉
图21 胡文明款 杂八宝纹鎏金铜罐
图22 明万历 笔管各类锦地纹示意图
图25 铜嵌银嵌金蝴蝶纹花觚
图26 铜嵌银嵌金蝴蝶纹花瓶
图27 胡文明款 铜鎏金仿古兽面纹出戟花觚
图28 铜鎏金杂八宝花觚 此外前文提及的一件刻有吴兴卢次洲款的鸟纹鎏金银铜炉（图9），是已知吴兴卢家的另一位工匠。筒式铜炉以红铜为原料，炉身整体铸造而成，三足后焊接而成，这件铜炉也是卢次洲目前为止仅见的作品。器身纹饰独特，三只小鸡围绕着相望的公鸡母鸡，另一面树下有两只嬉闹的鸟（图29）。前面的主题纹样是以明代成化斗彩鸡缸杯的纹饰为摹本（图30），后面的图案更接近于景德镇御窑厂出土的宣德青花蛐蛐罐上的纹饰，这种题材在明初官窑瓷器中更为常见（图31）。这个炉子从工艺和纹饰上都区别于常见的胡文明款的筒式香炉（图32）。
图29 晚明 卢次洲款 鸟纹炉纹饰
图30 明成化 斗彩鸡缸杯纹饰
图31 明宣德 青花白鹭黄鹂纹蟋蟀罐
图32 胡文明款 铜鎏金花卉纹筒式炉 此外在《徐世章捐献文物精品选》一书中还记载了另一位吴兴卢姓工匠的作品。这件铜器是一件嵌银局部鎏金的狮耳纹炉，炉底落款吴兴卢明德制。与其他两位卢姓工匠的作品风格有较大差异，也是目前仅见的一件卢明德铜器作品。
图33 卢明德 嵌银狮耳炉
图33-2 卢明德嵌银狮耳炉款识 3.小结 最后简单对胡文明和吴兴卢氏的铜器做一个对比。从数量上说，胡文明款的铜器流传较多。因为胡炉名器较大，后面仿制较多，有很多是程式化生产的商品。所以落胡文明款的铜器质量参差不齐，胡文明真正本人的作品较少；落有卢姓铜匠款识的器物也十分稀少。从器型上讲，胡文明的铜器以仿古铜器和炉为主。仿古铜器多以商周三代青铜器的造型为原型，铜炉中最常见的造型就是簋式炉和筒式炉。除此之外胡文明款的铜器还有香具、手炉（图34）和如意（图35）等，可谓是种类丰富。卢姓铜器数量稀少，但其中的大方盒和铜琴是胡文明铜器造型中所未见的品种。从纹饰上看，胡文明铜炉纹饰底纹以锦地纹和仿古纹为主，如夔龙纹，蝉纹，雷纹为主，花卉，杂八宝和海八怪纹饰都是胡文明铜器中常见的题材。出现在卢姓铜器上的大多数纹饰都能参见胡文明铜器，但像蝴蝶纹和鸟纹都是卢氏铜器中所独有的纹样。这些纹饰都可以在同时期的其它工艺品中看到，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胡文明有明确记载，是万历年间云间人，即今天上海，而卢惟良和卢次洲都是吴兴人，吴兴是今天浙江湖州市，两地相距不过150公里。因为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所以很难准确说出卢姓家族的制铜人和胡文明时间先后，但相较于同时期的其他不见于文献记载的鎏金铜器工匠，卢姓工匠似乎制作的产品创新更多。在当时江南地区，除了胡文明，卢惟良外应该还有更多文献未记载的制铜器的高手，希望有更多的资料能够出版，让我们来窥探当时晚明文人生活的风貌。
图34 胡文明款 铜暖炉图
图35 胡文明款 铜鎏金如意 主要参考文献 Kerr, Rose; 'Later Chinese Bronzes', Victoria and Albert Musuem, London, 1990. Lee, Yu-kuan, 'Oriental Lacquer Art', John Weatherhill, Inc., 1972. Maucer, Michel; 'Bronzes de la Chine imperiale des Song aux Qing', Musee Cernushi, 2013. Moss, Paul; 'Documentary Chinese Works of Art in Scholars' Taste', Sydney L. Moss, Ltd.,London,1983. Moss, Paul; 'The Literati Mode: Chinese Scholar Paintings, Calligraphy and Desk Objects', Sydney L. Moss, Ltd., London, 1983. Moss, Paul; 'The Second Bronze Age' , Sydney L. Moss, Ltd., London, 1991. Mowry, D. Robert; 'China's Renaissance in Bronze The Robert H. Clague Collection of Later Chinese Bronzes 1100-1900', Phoneix Art Musuem, 1994. 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M]，紫禁城出版社 两木出版社，1993 阮富春，宋元明清铜器收藏市场现状[J]，文物天地，2015年06期 徐世章捐赠文物精品选[M],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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