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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古今中外，不要说已成历史遗迹的大大小小的国家无法统计，就是作为国家的政体又有多少类型呢？氏族公社、奴隶制姑且不说，光现代化的政治体制就有民主立宪制、君主立宪制、共和制、民主制、联邦制、邦联制、多党制、一党制……虽然可以说，随着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人类的社会制度、政治体制也呈逐级进步的状态，如从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后者总比前者文明、进步。但是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都不能说是最完美的。不仅如此，任何一种制度，随着时代的发展，都要逐渐暴露其弊端，直到最后走向反面。 是非、善恶在特定的时空内，是有标准的。然而，时空越大，其标准就越模糊。大到整个宇宙，长到几万年，就无是非，无善恶了，因为整个时空只有一个最高的法则——阴阳反正。 因此看历史，看政治制度，看时代的变化，也没有什么绝对的好坏。就是我们拟定一个办法，处理一个案件，拿出一个法规来，针对目前的毛病，是绝对的好。但经过几年，甚至经过几个月以后，就变成了坏的。所以真正懂了其中道理，知道了宇宙万事万物都在变，第一等人晓得要变了，把握机先而领导变；第二等人变来了跟着变；第三等人变都变过了，他还在那里骂变，其实早已经事过境迁了，他是被时代遗弃了。 《反经》曰：“夫损益殊途，质文异政，或尚权以经纬，或敦道以镇俗。”废除和增加一直是古来变革法令制度的两种不同的方法，而仁义和礼乐是推行政治统治的两种不同的方针。有的人崇尚用权力和谋略来治理国家，有的人推崇用道德教化来安定百姓。但无论如何增加与废除也都跳不开以“仁、义、礼、智、信、圣、勇、忠、廉、孝”为工具，以“两面三刀”（“两面”指赏罚，“三刀”指势、术、法）为手段，以“奴化众生”为目的的六种专制形态的框架之内。 因此，中国的政治格局和劳苦大众也就循环往复的在治乱周期中打转，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统治者所赖以谋国的“仁、义、礼、智、信、圣、勇、忠、廉、孝”都有其一定的使用范围和使用期效，一旦超过了范围和期效，“仁、义、礼、智、信、圣、勇、忠、廉、孝”就走向了它的反面。 “仁者，所以博施于物，亦所以生偏私。”——[反仁也]，仁爱这种政治主张，本来是要普遍地、一视同仁地爱全国的民众，可是在实行的过程中却会生出偏心来，鼓励了某些人的私欲。这就是仁爱的流弊。《礼记》中讲过：从原则上讲，给某一家的奖励、优待不应该普及于全国。在国家机关服务的人，做官当领导，不应该假借公家的名誉为自己捞好处。孔子说：“做皇帝的爱天下老百姓，各地诸侯爱自己境内的老百姓，各各不得超过自己的范围去爱人家的人。”所以要有这样一种规范，目的就在于反对私人恩惠的出现。由此可知，作为一个贤明的国王，特别憎恶那种假公济私、收买人心的行为。 “义者，所以立节行，亦所以成华伪。”——[反义也]，节义这种品操的提出，本意是要建立一个德行的标准，结果成了某些人哗众取宠、背弃大节的借口，走向了节义的反面。牺牲性命以殉国难，面对国之存亡与生死抉择而志不可夺，这才是真正的大义。假如象赵国宰相虞卿那样，宰相不做，偷偷逃离赵王，来帮贫贱时的朋友魏齐逃难；或者象魏公子信陵君无忌那样，偷了国家的兵符，假借国王的命令出动三军，帮助赵国的平原君打退了敌人，为平原君救了急，然而他们却都背弃了国家利益。朋友之间的情义是成全了，但是忠于职守、克己奉公的大节却废弃了，所以赵国隐士毛公责备魏无忌说：“这样做，对赵国虽然有功，对魏国却有害无益。”举凡这一类事情，都不过是为了私人情义给自己贴金罢了。 “礼者，所以行谨敬，亦所以生情慢。”——[反礼也]，礼仪规矩的建立，是为了让人们的言行恭敬严谨，但是懒惰和散漫也会同时产生，结果走向了“礼”的反面。[汉文帝的时候，有人建议制定礼仪法规，文帝说：“繁文缛节的礼仪，矫柔虚假的形象，对真正的文明礼貌没有好处，以身作则地去教育大家就行了。”于是下令不再谈这个问题。郭嘉曾经对曹操讲过：“袁绍繁琐的仪式和礼节太多，不象曹公你这样直截了当，本色自然，这就从道义上胜过了他啊！”这就说明，遵守繁琐的礼节到了让人叫苦不迭的地步，真正做到就很难了，于是人们只好逃避、偷懒。] “心智慧不以端计教，而反以事奸饰非。”——[反智也]。《说苑》曰：“君子之权谋正，小人之权谋邪。”有智慧的人如果不是用来干正事，做有益于国家、社会的事，而是使奸作诈，颠倒是非，[智慧就要走向反面。《说苑》说：“君子也用权谋，但是为了做正义的事；小人也用权谋，但是为了干坏事。”] “信者，所以重诺正行，亦所以生迂诞。“”——[反信也]。信建立的目的是为了让人遵守承诺端正德行，说话之时恰如其分，以致內修文德、外治武训。结果却成为了一些不能因时制宜、通权达变的人钻牛角尖、认死理的借口。 “圣者，所以平教化，正讼狱，故泽施于下，万人怀德。及其衰也，朋党比周，沆瀣一气，废公趋私，外显相荐，内阴相除。”——[反圣也]。从前，齐在姜太公的治理下，城镇相连，人口众多，一派繁荣景象。市场上摆满了生猛海鲜，田野上人欢马叫，方圆二千余里，举国上下，国家典章制度的建立，城镇乡村的组织规划，哪一样不是依照他们的开国圣人姜太公的做法呢？等到后来窃国大盗田成子一出来，杀了齐简公，偷窃了齐国，田成子所到手的，又岂只是一个齐国，而且把齐国几百年间形成的好的政治制度，都偷过来了。所以历史上虽然骂田成子是窃国大盗，但他一旦权势到手，就象尧舜一样，安安稳稳地做了齐国的国王，国际上一样恭维他，一样承认他，到底还传了十二代。由此看来，田成子不但偷了齐国，而且偷了姜太公开创的圣明的政治制度，这些权势、法规又反过来保护了这个大强盗。 “资勇悍不以卫上攻战，而反以侵凌私斗。”——[反勇也]。仗着自己年轻力壮，勇猛骠悍，不是去保家卫国，而是好勇斗狠，欺负弱者，或者在黑道中结成流氓团伙，聚众殴斗。[这样，勇武就走向了反面，于社会有害了。把这个道理用到治国安邦上，执政者不应当让那些好战的将帅去镇守边疆，以免轻率地发动战争；而应当让仁爱宽厚的儒将或文臣守卫边疆，这样国家就安定了。] 慎子曰：“忠未足以救乱代而适足以重非。何以识其然耶？”曰：“父有良子而舜放瞽瞍，桀有忠臣而过盈天下。然则孝子不生慈父之义[六亲不和有孝慈]，而忠臣不生圣君之下[国家昏乱有忠臣]。故明主之使其臣也，忠不得过职，而职不得过官。”——[反忠也]。 战国时的法家慎到说过：“做个忠臣固然是好的，但忠臣并不能救乱世，相反，如果是处在一个混乱的、百废待兴的时代，忠臣只会加重那个时代的混乱。”如何理解这个道理呢？舜的父母很坏，却生了舜这样一个圣贤的好儿子。舜的父亲一次次要把亲生儿子舜置于死地，舜每次都逃过了劫难，原谅了父亲。夏朝的桀是最坏的皇帝，却出了不少忠臣，结果使他的过错显得格外突出，真象是罪恶滔天一样。孝子不会出在慈父之家。[老子说：“六亲不和有孝慈。”意思是说，家庭有了变故，有了危机，才能看出儿女的孝悌来。]忠臣不会产生在圣明的君王执政的时代。[老子说：“国家昏乱有忠臣。”只有当国家、民族处在生死存亡之际，才会有忠臣出来殉国赴难。]一个英明的领导人懂得了这个道理后，就会要求部下既要尽忠，但不能过分，所管的事、所负的责任不能超越其职权范围，否则，就走到了忠的反面。 [汉朝的名臣、易学大师京房在中央政府当官的时候，因政见不同与石显有了矛盾，后来京房被下放到魏郡做太守，而石显还在中央。京房害怕了，就上书给皇帝说：“我的学生姚平对我说，我对你只是小忠，还说不上是大忠。为什么这么说呢？从前秦始皇在位的时候，赵高用事，有一个叫正先的臣子，看出赵高居心叵测，就非难、讽刺赵高，被赵高假以罪名杀了，从此赵高在政治上树立了威信，形成了赵高欺上瞒下、一手遮天的政治势力。到了秦二世，天下大乱，赵高指鹿为马，也可以说是正先促成的。现在我京房奉你的命令出来做地方官，希望你不要让我落个忠臣正先那样的下场，那就要让我的学生姚平耻笑了。” 由京房所讲的这个故事看，正先揭发赵高的阴谋，对秦始皇可说是忠了，可是这忠的结果，是自己脑袋搬家不说，反而促使赵高形成了专权的党羽和乱政的权力，最后导致天下大乱。那么这忠又有什么好处呢？] 子路拯溺而受牛，谢孔子，孔子曰：“鲁国必好救人于患也。”子贡赎人而不受金于府[鲁国之法，赎人于他国者，受金于府也]。孔子曰：“鲁国不复赎人矣。”子路受而劝德，子贡让而止善。由此观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反廉也]。孔子的学生子路有一次救了一个落水的人，父母亲非常感激，送给子路一头牛，子路愉快接受后，跑来向孔子讲述。孔子说：“子路做得对，以后鲁国的人都愿意救人于危难之中了。”救了人有酬劳嘛！ 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子子贡很有钱，养有奴隶，奴隶的亲人向子贡提出要赎人回去。[按照鲁国的法律，向奴隶主赎人，是要交赎金的。]但是子贡放了人却没要赎金。孔子说：“子贡做得不对，你不收赎金，以后谁还敢赎人？” 为什么孔子会有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呢？因为他认为：子路做了好事收了礼，是鼓励大家都做好事，倡导了好的社会风气，这是劝人为善。子贡因自己有钱就不收人家的赎金，显得很谦让大方，影响别的做奴隶主的都不敢释放奴隶了（得不到好处嘛）。家中有做奴隶的也不敢去赎人了。结果堵塞了行善的路子。由此看来，在该廉洁的地方讲廉洁是应该的，但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眩耀自己的廉洁，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 晏子曰：“臣专其君，谓之不忠；子专其父，谓之不孝；妻专其夫，谓之嫉妒。”——[反孝也。《吕氏春秋》曰：“夫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人之主，不阿一人。”申子曰：“一妇擅夫，众妇皆乱。一臣专君，群臣皆蔽。故妒妻不难破家也，而乱臣不难破国也。是以明君使其臣，并进辐辏，莫得专君焉。] 当儿子的孝敬父母是好事，但是如果只突出他一个人的孝顺，把其他兄弟姐妹都比下去，那就是不孝；妻子爱自己的丈夫是家庭和睦的保障，但是如果丈夫还有二房小妾（这是针对古代多妻制而言），做妻子的霸住丈夫独专其房，醋劲太大不能容纳别人，很可能导致家破人亡。因此忠孝做得太过分了，也会引起反掸。况古来之孝者，多有立华伪而反性情也。“郭巨埋儿”即是此例。 古来有“六主”。 体正性仁，心明志同，动以为人，不以为己，是谓“王主”。 天性仁慈，头脑清醒，志在天下大同，所有的举措都是为了人民，而不是为满足自己的私欲，这是“王主”——可作帝王的君主。以“王主”为领导核心形成的政治格局是“王主专制”。 克己恕躬，好问力行，动以从义，不以从情，是谓“治主”。 能克制自己的私欲，性格宽厚，能身体力行，勤学好问，办事遵循仁义的原则，不感情用事，这是“治主”——能带来一个清明盛世的君主。以“治主”为领导核心形成的政治格局是“治主专制”。 勤事守业，不敢怠荒，动以先公，不以先私，是谓“庸主”。勤政爱民，兢兢业业地保护先烈开创的基业，丝毫不敢荒淫懈怠，处理国家大事能做到先公后私，这是“庸主”——能坐江山的君主。以“庸主”为领导核心形成的政治格局是“庸主专制”。 悖逆交争，公私并行，一得一失，不纯道度，是谓“衰主”。 性情狂悖，叛逆伦常，朝廷里的奸邪争权夺利，公私并行，政策的得失没有什么真正的理论标准做依据，这是“衰主”——走上穷途未路的君主。以“衰主”为领导核心形成的政治格局是“衰主专制”。 情过于义，私多于公，制度逾限，政教失常，是谓“危主”。 情欲压倒了礼义，私利重于公益，国家制度超过了界限，政治文化失去了常规，这是“危主”——危在旦夕的君主。以“危主”为领导核心形成的政治格局是“危主专制”。 亲用谗邪，放逐忠贤，纵情逞欲，不顾礼度，出入游放，不拘仪禁，赏赐行私，以越公用，忿怒施罚，以逾法理，遂非文过，而不知改，忠言壅塞，直谏诛戮，是谓“亡主”。 亲信、重用诬陷忠良的邪恶小人，排挤、打击德才兼备的忠臣，放纵情欲，贪得元厌，不顾忌礼教法规，出入游幸放荡，不受规章制度的约束，拿着国家的财物赏赐亲信，超过了用在公共事业上的开支，一不高兴就乱加刑罚，从不依据法律，文过饰非，有错不改，忠诚的意见听不到，敢于冒死直谏的大臣都要被杀掉，这是“亡主”——亡国的君主。以“亡主”为领导核心形成的政治格局是“亡主专制”。 这六种专制格局的形成级别还要看鄙人所提出的十七类官员中正面官员与负面官员分别在朝野之间存在多少。（“十七类官员”详见笔者的著作《理民之法与治吏之术》）前两种专制格局我们称之为“开明专制”，后四种我们称之为“腐朽专制”，亦是被鲁迅先生称之为“做稳了牛马”的时代和“想做牛马而不得”的时代。 但无论是处于“开明专制”时代抑或“腐朽专制”时代，劳苦大众都未曾脱离过真正意义上的奴隶形态，从而当家作主。一本《群书治要》、一句“文牍主义”的口号、一种毫无内涵的政治理想，就算真的能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此经国纬政，治理天下，充其量也不过是回到了“开明专制”的时代而已，又怎么能打破黄宗羲定律呢？更何况，而今之世又有多少人比得上虞世南、褚遂良、魏征呢？那么，多半我们的国家又会回到了“七风”齐出的“腐朽专制”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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