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和孔子，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显赫的思想大家，直至现在，都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甚至在当下的国际社会中，凭借着深厚的文化活力和思想张力，发挥着超越着军队与暴力，以强大的社会伦理和道德诱因，调和着诸多思维困惑和社会矛盾，发挥着越来越大的政治功用。 两位圣者一生都为“礼崩乐坏”而感到异常的痛苦，竭力地恢复“礼制”社会，殊不知，他们却是“礼崩乐坏”的最大受益者。 礼崩乐坏，国家和礼法制度的颠覆，社会大变革时代的来临，将原本属于贵族最底层的士阶层从沉重的宗法制羁绊中解放出来，在社会身份上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而汲汲于争霸事业的诸侯对人才的渴求，更助长了士阶层的声势。士的崛起，意味着一个以“劳心”为务、从事精神性创造的专业文化阶层形成。 同礼崩乐坏的每况日下相反，春秋时期的生产力却得到了极大的进步和解放。一方面，以鲁国为代表，井田制的废除，宣告者地主阶级的产生，另一方面，铁质工具的大量使用以及牛耕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各国之间在天文、医学飞速进步，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物质基础。 即便在各个国家内部，代表各阶级、各阶层的政治力量按照本阶层和阶级的利益需求，以各种方式招贤纳士，鼓励其广收门徒，著书立说，阐述自己观点和政治主张，同时对其他的学说展开攻击和诘难，在不断争辩和对决中，积淀学说和思想的精华，共同助推了百家争鸣的持续深入。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丧失，不断纷争的战争中，从诸侯国君到普通市井的道德理念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当国家安全上升到首位的时候，各国需要通过文化的拓荒，从“法制”和“礼制”上奠定自己的合法地位，并通过这种说教，“与民教化”，达到国家稳定的目的。 老子出走京师，或许对老子的人生是重要的打击，但从学术乃至思想发展的高度观察，却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各国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打破了原先静止而封闭的生活状态，冲突带来文化的交织与渗透，在思潮泛滥的同时，社会中细小到每一个民众，都需要理性梳理地梳理这些思潮，从而为文化重组和思想升华提供机会。 同孔子“大同世界”的奋斗目标一样，老子立说的最大动机，是要缓和社会冲突，而人类社会冲突的根源就在于统治者的肆意扩张，即一己的占有欲。所以老子提出“无为”、“质朴”、“无欲”、“谦退”、“不争”等种种观念，他要通过“无为”去“有为”，创造、养育、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老子希望人的功业成就了，也不必去占为已有，“功成而不有”，事情做了，也不必争夺名位：“为而不争”；要拿出自己有余的物质和力量去帮助不足的人：“捐有余而补不足”，要尽自己的所能去为世间服务：有能以奉天下。 但从恢复礼制和仁义实践操作以及具体细节的角度分析，同孔子一生的不懈努力和追求，老子的思想是极其消极的。在面对大道难以施行、仁义废止、战乱不断、国家不治的情况下，孔子为不能有利于民、有功于世而叹息。 老子的逻辑是道无所不在，水无往不利。尽管水无常形和常势，但水知道趋利避害，“圜必旋，方必折，塞必止，决必流”。但水绝不独自清流，而是“不舍昼夜，盈科后进”，以天时、地利的静止和变化，来“洗涤群秽，平准高下”。圣者随时而行，贤者应事而变；智者无为而治，达者顺天而生，终究一句话，“无为而不为”“以柔克刚”而已。 对孔子而言，老子多少有些菲薄，甚至对孔子热衷于官场的态度是鄙视的。他认为礼乐是浮华虚伪的不实之学，礼仪的繁文缛节使人拘于小节，丧失淳厚朴实的本性。而人一旦失去纯真无暇的本性，就会产生诈伪、争斗的邪念，给社会带来动乱。 关于老子与孔子的会面，史籍中可考有三次。第一次是孔子十七岁时，母亲亡故。而在此时，老子恰在鲁国以司仪丧礼谋生。某次丧礼中发生了日食，促成了孔子与老子关于“礼制”和“礼法”的探讨。第二次是孔子三十一岁时，孔子在东周洛邑与老子的长谈，这一次依然是以礼为主题，只是孔子此时已经从“立志于学”的青涩少年，到有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的人生韶华。 应该说，孔子的这两次拜访是平静而友好的，甚至孔子对老子的推崇备至都让学生所诧异。那时的孔子正是血气方刚、踌躇满志的年龄，他对自己的政治抱负是坚定不移，满怀济世救民的理想。因此，当共同面对黄河水时，孔子还执着地以不舍夜昼的工作情怀去面对乱世。 老子却给他一个当头棒喝：君子得其时则驾 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在肯定孔子信念和理想的同时，老子表示出对孔子欲回复周朝礼制和社会道德与天下大乱的逆势而动感到深深忧虑。他认为，人生天地之间，与天地是浑然一体的。天地是自然之物，人生亦然。人有幼、少、壮、老之变化，犹如天地有春、夏、秋、冬之交替，并不值得过分悲哀。生于自然，死于自然，任其自然，则本性不乱；不任自然，奔忙于仁义之间，正是把人的本性作为羁绊。功名存于心，则焦虑之情生；利欲留于心，所以才有烦恼增加。 同时，老子对孔子的责备也溢于言表。老子以长者的身份告诉而立之年的孔子，闹市中的猛虎，尽管威猛异常，但终究锋芒太甚，“骄气于言表，志欲于容貌”，没有人敢去接近。物极必反，老子思想中最为重要的核心在与孔子的谈话中，不知不觉地显露出来。老子认为一切现象都是在相反对立的状态下形成的。如有无、难易、长短、高低、前后、祸福等等。而且相反对立的状态是经常互相转化的。如“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在老子看来，祸患的事情，往往潜藏着幸福的因素；幸福的事情，往往含藏着祸患的因子。 这个道理，在经验世界中处处可见。事物是在对立关系中形成的，因此观察事物不仅要观看它的正面，同时应该注视它的对立面，两方面都能兼顾到，才能算是对于一项事物作了全盘的了解。常人只知执守着正面的一端，对立转化规律提醒大家要从反面的关系中去把握正面的深刻意义。 老子不仅唤醒大家要从反面的关系中来把握正面，同时也提示大家要重视相反对立面的作用，甚至他认为如能执守事物对立面所产生的作用更胜于正面所显示的作用，有的人要逞雄、争先、登高、据有，而老子却要人守雌、取后、居下、重无。 老子认为事物的发展到某种极限的程度时，就改变了原有的状况，而转变成它的反面了。这就是“物极必反”。如月之将缺，必极盈；灯之将灭，必炽旺；花之将谢，必盛开，这些都是物势的自然。现代企业当安全生产持续稳定的时候，会让人产生疲态和厌倦，忽略了对安全生产的监管，安全隐患就会滋生，甚至会产生灾难性的事故。同样，一个优秀的企业也能在不同的事故中汲取相应的安全生产事故，达到警醒世人的目的。 此时的孔子在思想上已经日渐成熟，有着自己执着的信念和目标。他看老子如龙“见首不见尾”般神秘和悠远，崇拜和敬仰之情油然而生。但孔子却不如老子般的洒脱，责任与担当的情怀，让他更愿意做警醒世人“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的标杆和榜样。他始终坚持做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事思敬”，就是对于所做的事情，要专心致志地投入，“执事敬”，就是要尽心竭力地去做，两者可以概括为敬业。如此，他心中的理想方可实现，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便成了他的人生乐趣。 这便是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的根本区别所在，同样面对着水，孔子却愿意脚踏波涛、披荆斩棘，在孔子眼中，时不我待。因此，老子与孔子在后来选择了不同的人生。老子骑青牛出函谷关，以闲云野鹤般的飘逸淡出人间烟火。而孔子则回到鲁国，面对乱世开始，在布满荆棘的道路上，艰难地开拓着。 至于老子与孔子的第三次会面，已经是二十五年以后的事情了，两人都属于失意状态。老子看淡了尘世，心灰意懒之至，孔子失望了鲁国，遍体鳞伤痛苦。但孔子是天命豁达之人，在离开周游列国期间，重新审视了自己凌乱的职业规划，将事业追求与人生理想进行了再次梳理和无缝对接。尽管第三次与老子的见面，充满了观点与人生的对抗，甚至在性格和喜好中都格格不入，但孔子还是虚心的接纳了老子的思想，以“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和“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天地情怀，对弟子们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孔子之所以是圣人，就因为他的虚怀若谷的态度矢志不渝的性格。繁体的圣字，便如孔子衣躬到地，将自己所见所闻通过所思所想传播于四方，教化于民。 万涓溪流，终归于海。老子以纤尘不染的仙风道骨，站在了大道之上。孔子以如履薄冰的事必躬亲，走在了滚滚红尘中。这一点上看，他们都殊途同归。 《故纸堆里寻安全》系列文章： 来源：原创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