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逵夫丨先秦诸子产生的地域性与道家思想的形成

作者简介

赵逵夫

赵逵夫，1942年生，中国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研究专家，全国先进工作者，国家级教学名师，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甘肃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持两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发表400余篇学术论文，出版《屈原与他的时代》《牛郎织女传说研究》等十多部著作，主编《先秦文学编年史》《先秦文论全编要诠》《历代赋评注》等。获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一等奖4项，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二等奖两项。先后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甘肃省优秀专家、甘肃省优秀教师标兵等，享受国务院发放的政府特殊津贴。

摘要

关于道家思想的起源，《汉书·艺文志》以为“出于史官”，其实只是因为老子曾任史官，其道家类所列老子之前著作，作者无一为史官。当今学者多认为老子“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是希望回到原始社会；有的说是反映了“农民小私有者阶层的愿望”，有的说是从姜太公治理齐国的思想传统发展而来等，也都同《汉书·艺文志》所列各书不一致。又有一种做法是将《老子》一书的时代置于战国中期以后，使战国早中期道家人物成《老子》的先河，但这同大量先秦文献所反映老子的年代不合。其实，老聃及他之后著名的道家人物皆生长于南北交接之处。老聃是宋国人，出身于宋国没落贵族；庄周也是宋国人；其他道家早中期人物也多生长于靠近南方的宋、陈、郑、杞等国。他们既深受传统文化的滋养，又对南方较偏僻之地处于酋邦社会的状况有所了解。面对北方诸侯间无休止的战争给老百姓带来的无穷灾难，他们无形中会同淮汉以南以至江南很多地方平静安定的社会状况相比，从而对北方诸侯间的争战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愤恨之情，同时也在深厚文化素养和开阔学术视野的基础之上联想到一些根本的哲学问题，认为一切应遵从自然，合于事物的发展规律，包括人心的向背、生活的方式等，从而提出“道”“德”“自然”“无为”等重要的哲学概念。

关键词

道家；老子；自然；道；德；南北之间

正文

一、关于老子道家思想来源探索的回顾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说：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

此说为学者所反复引述，但没有人能讲清为什么说道家是出于史官。据《史记·老子列传》，老聃曾任周“守藏室之史”，熟读历代典籍，对此前两千多年中一些政治家、思想家的著作有较全面的了解，有开阔的学术视野。但这只是造成老聃成为思想家的原因，还不能说是开创了道家思想的决定因素。我们想：此前历代史官为什么没有留下一部具有道家思想的著作？

《汉书·艺文志》“道家”类在《老子》之前所列五部书，没有一部是出于史官的。其中《管子》为稷下学宫作品的总汇，有反映道家思想的篇章，也有反映法家思想的篇章。胡家聪说：“《管子》中的许多篇章是在宣、湣时期写成的，它们均出于佚名的稷下先生之手。”《史记·管晏列传》张守节《正义》引《七略》：“《管子》十八篇，在法家。”《汉书·艺文志》归于道家，至《隋书·经籍志》又归于法家，这也反映了这部书思想的复杂性。从哪一方面来说，《管子》也不是老子思想的上源。

《鬻子》下注：“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楚祖。”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论定其为后人伪撰，《四库全书总目》说“盖依托也”。《汉书·艺文志》于“小说家”类有《鬻子说》，均后出无疑。

《伊尹》《太公》《辛甲》均已佚。看书名，作者都是商代、周初之人，当时不可能产生《老子》书中所体现的理论思维。《汉书·艺文志》归于道家，也不过因为《史记》所载这些人的事迹接近道家思想。其实这同司马迁本人的思想观念有关，司马迁对这些人言论的记述，体现着他自己的黄老道思想观念。

张舜徽有《周秦道论发微》一书，其叙录以《论先秦的道、道论和道家》为题刊于《中国哲学》第三辑（稍有删节），引述了《汉书·艺文志》中关于道家的那一段话，并说：“这里所提出的'此君人南面之术’，一语道破了道家学说的全体大用。给予后世研究道家学说的人以莫大的启发和指示，应该算得是一句探本穷源的话。我们没有理由不重视它。”如果理解“君人南面之术”云云是说战国后期至汉代的黄老道，是没有问题的，张先生文中也说到司马谈父子、董仲舒都精通道家之学，说到刘向父亲刘德“少修黄老术，有智略”，但将黄老道看作老聃的道家思想，那就有问题了。张舜徽先生在以下的论证中也多引《史记》《韩非子》《淮南子》《吕氏春秋》《荀子》之说；当然也引有《老子》中一些语句，因为黄老道也是用《老子》一书中的一些语句，联系当时的现实需要而加以发挥。关于黄老道与先秦老庄思想的不同，熊铁基《先秦新道家》一书的《思想篇》部分从八个方面进行比较，可以参看。张先生也曾列举《论语·卫灵公》中孔子说过的话：“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但这里说的“南面之术”，一是“无为”，即顺时、任地、重民心而为；二是“恭己”，即不肆意妄为。这同老子的思想是一致的，因为早期儒道两家并不如后来之壁垒森严，这由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老子》可以证明，但张先生由此而发挥说：

人们一定会怀疑到为什么远在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初期，便出现一种专谈“南面术”的学说呢？这是由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最高统治者想要以一人的聪明才力控制广大群众，使群众无条件地服从他，得以长期巩固他的统治地位，却不是一件太简单的事。于是一些知识分子，为着有所干求于时君世主，便投了这个机。

以下的论述也是就《史记》《淮南子》等书中的一些话加以发挥，却又是作为道家思想“出现”的根源，就显然是以末为本了。

看来简单地依从班固《汉书·艺文志》之说发挥、引申，还不能揭示出道家思想的形成问题。

在二十世纪前期有一个较普遍的现象，是将《老子》的成书时间后移，甚至将老聃的生活年代也移后，认为《老子》一书产生于战国时代。这样，战国初期甚至中期道家之书，便都成了《老子》一书的上源。这同《汉书·艺文志》“道家”类将某些书的作时提于《老子》之前的作用是一样的。然而，如张先生所举，从《论语》即可以看出孔子受《老子》一书影响，马王堆三号墓出土成于战国中期或稍前的《黄帝书》也有因袭《老子》的文句。所以说《老子》一书成于战国各道家之前，由老聃所著，当为无疑之事实。而且，将《老子》一书的写作时间移后，也并不能解决道家思想起源的问题。

郭沫若《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中认为是环渊著《老子》上下篇，“其中虽然保存有老聃遗说，但多是'发明旨意’式的发挥，并非如《论语》那样的比较实事求是的记述”①。这一说法虽然欠确切，但也反映出一定的事实。1993年湖北郭店出土《老子》竹简传本，其文字与马王堆出土帛书本、今本在文字上有不同，如帛书本、今本中的“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简本作“绝智弃辩”“绝伪弃虑”，不似今本的同儒家之说的界线分明，完全对立。郭店楚墓的下葬时间在公元前四世纪中期至前三世纪初，郭店楚简中有《老子》三种摘抄本，可见当时已广泛流传；其间随着儒道两家的发展与关系的变化，《老子》一书个别文字经过后人改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无论怎样，《老子》一书反映了老聃的思想，也并未被完全否认。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在老子及其书的论述上基本上采取郭沫若之说，反映出学界对老子其人其书的看法逐渐走向一致。但是，关于道家思想形成的根源问题，仍未解决。

1934年唐兰有《老子时代新考》一文，对有关问题作了全面深入的论述。其第六部分《老子学说的影响》中谈了六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为“南北学派的冲突”，其中说：“春秋末年到战国中叶，南方和北方的文化由接近而起冲突。”举孟子骂陈相之语：“我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今也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于是说：

南方的文化，本比北方低。像孔子对叶公的话往往要无意中流露出轻蔑的态度。但也因为这样，南方的学派才能自由的发展。

这些都是从道家思想发展的角度来谈的，只是笼统将南北文化之不同相比较，与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一样，不是关注于特定历史条件下南北交接处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

新近见到严耕望的《战国学术地理与人才分布》一文，《学术地理》部分所论包括“儒家”和“儒家以外各家”两部分。第二部分中（1）为道家，列出老子、蜎子、庄子、列子、长卢子、公子牟、田子、老莱子、黔娄子、鹖冠子、捷子、曹羽、郑长者、子华子、詹子。其结论云：“综上所见，凡十五人，楚国七人，居其半。齐国三人，魏国二人，宋、郑、梁（可入魏）各一人。”②讨论道家活动中心，与上述唐兰论文一样未及道家思想发生于南北文化交汇处之问题，亦不是侧重于道家思想形成之根源与地理分布之关系。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一册中说：“《老子》一书中的反对剥削的思想，农民平均主义思想，以及'小国寡民’的思想，都反映了当时农民私有者的愿望。由于他长期所受的奴隶主贵族教育，他的思想中还不免带有奴隶主阶级的思想残余和消极因素。”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影响最大的一说。但是当时一般都认为因周王朝的衰败造成各诸侯国相互争夺、战争不断、民不聊生。在周代社会伦理观念的束缚下，当时的农民意识中能不能产生“小国寡民”的思想？战国时一些士人都提出“一天下”，恐怕春秋末年北方思想家不会主张将国家分割得更小；同时，一般长期接受夏商以来历史文化、政治伦理教育的士人，也不会凭空想象出没有天子、诸侯、卿大夫等的社会。但“小国寡民”的社会思想却是《老子》一书中谈到当时的社会现状时说到的，也为论述《老子》政治思想理论的学者所重视。

后来任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在章节安排、论述顺序上将老子置于墨子之后。看来《中国哲学史》是侧重于老子其人，而此书是侧重于《老子》其书。书中说：“《老子》一书是老聃遗说的发挥。老聃确在孔子之先。”并且说：“《老子》书如反对仁义，反对法令的一些思想，可能晚出。但老子的天道观（也就是老子哲学的基本部分）是老子本人的思想；贵柔、反对战争的思想和辩证法思想也是老子本人的思想；小国寡民的政治思想也接近老子本人的思想。”任先生主编的这两部书总结近百年中关于老子其人其书的讨论，很大程度上也考虑到主张晚出一派的意见。关于老子思想的形成，书中是这样说的：

老子本人的阶级出身可能是没落贵族，但老子书中说到“损有余以补不足”，对剥削者憎恨，反对政治压迫，主张让百姓自化、自正、自朴，描绘了小国寡民的农村公社的蓝图，不像是没落贵族。当时确实有一批象老子那样的隐者，象长沮、桀溺、荷篠丈人，他们亲身参加一些劳动，和农民在一起，因此反映了一些农民思想。

这里提出了“农村公社”的社会形态，以解释“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又将其来源归于“隐者”，虽然没有进一步的说明，但毕竟反映了一种新的探索，是有意义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明先生曾说：

伯禽代周公治鲁，执行一条“亲亲尚恩”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太公望治齐，执行的是“尊贤尚功”的政治和思想路线。这两条不同路线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尔后三千余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多元发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干流。

后面又说：

太公路线的纵向发展，影响所及，在先秦时期，曾经开了两朵花，结了两个果。一、到春秋时，完成了齐桓公和管仲的霸业；二、到战国时，产生以齐都临淄稷下为文化中心的学派。

王先生文中也说到，稷下学派人物中有法家，有道家，有阴阳家，有儒家，其中的道家，也是黄老道，与老子的道家思想已有差异。

但是有的书引述了上引王明先生文中第一段话以后说：“姜姓乃羌族的后裔，其部族宗教当然以道家特征为主。”认为道家产于齐，是由太公治理齐国的思想传统发展而来。这就太牵强了。

近些年有的书中又说，老子“是从原始宗教中吸取养料，然后进行理论深化而得出结论。因此，老子思想与原始宗教不可避免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同前面所引“农村公社”说一样，想努力拓展认识此问题的途径，但并没有说清楚。原始宗教是否有近于道家的理论思维，是否会牵扯到社会发展方面的问题，是值得怀疑的。有的学者虽注意到地域文化与诸子、道家形成的关系，但仅是宽泛论述，不够全面深入。

张岱年《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一文第一节为《道家的起源与演变》，其“起源”部分实际上只谈了“道家”名称最早起于何时的问题。

总之，大家都在探索追寻道家思想的根源或形成的基因，形成许多看法，但大多论述简单，没有较充分的理由，也未切中问题的要害。也正由于这样，认为《老子》一书产生于战国中后期的看法时不时占据上风。

二、道家思想形成的地域社会背景

关于道家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少的论著都谈到，但解释的当中，灵活性较大。我以为除了确定其产生时代之外，还应同这两点结合起来：第一，道家创始人老子生活地域的特殊性；第二，老子的家世与经历。

对于道家创始人老聃生平同道家思想的形成，除了应看到他曾任周守藏史，还应该知道他是宋人。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二十五引《史记》：“又云'仁里人’。又云'陈国相人也。’”马叙伦《老子覈诂》以为原本作“相人也”，“楚国”“陈国”之类是后人所加，《史记》无此例。春秋中期以前无老氏。据《左传·文公十六年》《成公十五年》载，“华父督生世子家”。“世子家生季老”，华季老之子老佐，以下始以“老”为氏。老子实是宋宗族之后，他是宋戴公之七世孙。

尽管春秋末年周初形成的宗法制度、社会伦理完全崩溃，各诸侯国不断发动战争和使用阴谋诡计以求扩大势力，但宋人还是保留着讲求诚信之习俗，被中原、齐鲁一带的人看作愚昧。杨树达先生早年在《说晚周诸子中之宋人》一文中已指出，先秦时很多寓言中的愚笨之人都是宋人，如《孟子·公孙丑》“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宋人有酤酒者……”，《五蠹》“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这便是“拔苗助长”“狗猛酒酸”“守株待兔”等寓言和成语的来源。《韩非子》《列子》《吕氏春秋》中多有以“宋人”为讽刺对象的寓言，《庄子》《战国策》中也有。杨树达先生说：

何以天地间至愚可笑之事皆属于宋人耶？此必有其故矣！《汉书·地理志》记宋俗云：“其民有先王之遗风，重厚多君子。

杨先生所举最突出的例子便是《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载宋楚泓之战中在楚军渡河时、渡河后尚未成阵时，大司马都建议出击，宋襄公均以“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不鼓不成列”，而不出击，结果落得大败，自己受伤，次年殒命。对此《公羊传》中赞其“临大事而不忘大礼”，《谷梁传》则以其为不识时务，亦即死守古礼的不识时务。由此可以看出宋地与中原齐鲁之间意识上的差异。北方很多学者认为宋人愚呆，老子看北方很多上位者其奸诈直如盗贼。这是《老子》对当时社会的抨击极为强烈的一个重要原因，《老子》第六十五章云：“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很多学者对这两句话的理解有误。其实这也正是针对春秋时代从国家与国家到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风气的气愤之言。所以下面接着说：“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以上所说，也是以往学者们完全忽略了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马克思指出：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探索道家思想的形成，不能只从后代学者所想象而提出的各种看法中去找依据，而应该联系开创者所处特定时代、特定地理文化背景作全面考察，再作科学的分析。

深研春秋战国之际道家人物，发现他们差不多都出于宋、陈一带与楚北部之地，个别的稍偏北或偏东、偏西。晋和后来分裂成的韩、赵、魏，以及齐、鲁两国，都没有。

前人提到老聃只说是“楚人”或“陈人”，提到老莱子等也只是泛泛地说“楚人”，没有进一步的讨论，也不见有人作细致的研究，似乎觉得这并不是什么重要问题。

下面看看一些著名道家人物的乡里或曰早期生活之地。

(一) 老聃。《史记·老子列传》载：“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陆德明《经典释文》引《史记》：“字聃，又云仁里人，又云陈国相人也。”这应是《史记》更早文本的表述。《史记索隐》：“苦县本属陈，春秋时楚灭陈，而苦又属楚。”司马贞是唐代人，况且他只是就《史记》原文作解。当然，陈于前478年为楚所灭，在老子死后二十多年，秦汉以后言其为楚人或陈人，并不算大错。

严格说来，老子为宋人。《后汉书·郡国志二》：“苦，春秋时曰相。”《水经注》卷二十四：“睢水又东，迳相县故城南，宋共公之所都也。”处于宋边缘地带的相在陈之东，当宋之南部。古时郡县都比较大，在历代的军事归属时有变化。苦县之西部应曾归陈国，但包括厉乡的东部归宋国则无疑。

前286年楚、齐、魏共伐宋，“灭宋而三分其地”（《史记·宋世家》），可能在此前楚灭陈时已得相邑。汉代以后文献均言老子为楚人或陈人，原因在此。

宋国为周初所封，老氏既为宋之宗族，故仕于周；如本为楚人，在春秋时就不可能仕于周。

老子家在宋国相邑，或说苦县厉乡（也作赖乡），地当南北交接之处。因为从小受宋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对北方诸侯间阴谋权诈的一套有看法不用说。又对当时南方很多地方仍处于农耕聚落或酋邦阶段的社会状况有所了解。当时南方战乱较少，又由于地域广大，政治权力上的争夺主要在朝廷、都城，最多影响及周边，而广大偏远地带的人仍然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加之自然条件好，无冻饿之忧，大部分地方老百姓无拘无束，自在而行。人们说“春秋无义战”，中原一带一直为争地盘、争霸主地位打来打去，稍无停息。老聃头脑中对北方与淮汉以南状况的比较，以及北方权诈作法同宋国传统习俗的比较，对他思想多方面因素的形成有极大影响。

(二) 老莱子。《史记·老子列传》：“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仲尼弟子列传》云：“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言老子时任职于周）……于楚，老莱子。”孔子视之为师，则亦春秋末年人。《庄子·外物》：“老莱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云云。成玄英《疏》：“老莱子，楚之贤人，隐者也。常隐蒙山，楚王知其贤，遣使召为相……夫负妻载，逃于江南，莫知所之。”此据刘向《列仙传》说。《元和郡县志·河南道》：“沂州费县：蒙山在县西北八十里，楚老莱子所耕之处。”春秋时费在今山东费县以北。再北有东蒙山，蒙山由此向西南延伸。《汉书·地理志·泰山郡》：“蒙阴。《禹贡》蒙山在西南，有祠。”老莱子耕居之处在蒙山南面，当宋之东北角，鲁国之南。则《史记》言为楚人，是就其地后归于楚言之，实为宋人。后来文献中每将老莱子与老聃相混，其为同族之人，居地相近，也是原因之一。老莱子既有学生，当时学生及周围人也应称他为“老子”，简牍移时，后人读之产生误会，与老聃相混。《汉书·艺文志》“道家”类有《老莱子》十六篇，注：“楚人，与孔子同时。”“楚人”之说，是秦汉以后人按战国末年地域归属言之。

老莱子的著作今不存。《庄子·外物》篇记有老莱子的一段话：

夫不忍一世之伤而骜万世之患，抑固窭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欢为骜，终身之丑，中民之行进焉耳，相引以名，相结以隐。与其誉尧而非桀，不如两忘而闭其所誉。反无非伤也，动无非邪也。圣人踌躇以兴事，以每成功。

确实完全是道家的思想。《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引孔子语：“德恭而行信，终日言，不在尤之内，在尤之外，贫而乐也，盖老莱子之行也。”《尸子》中引老莱子的话：“人生天地之间，寄也。寄者，同归也。古者谓死人为归人，其生也存，其死也亡。”（亡，同“无”）则老莱子是道家人物。

(三) 庚桑楚。《庄子》中有《庚桑楚》篇，其开头说：“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遍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成玄英《疏》云：“役，门人之称。”“而老君大圣，弟子极多，门人之中，庚桑楚最胜，故称'遍得’也。”《列子·仲尼》言陈大夫聘鲁，私见叔孙氏，叔孙氏曰：“吾国有圣人。”陈大夫曰：“非孔丘邪？”又云：“吾国亦有圣人。”“老聃之弟子有亢仓子者，得聃之道……”《经典释文》曰：“'亢仓’音'庚桑’，名楚。《史记》作'亢仓子’。”则庚桑楚即亢仓子，本为陈人。“北居畏壘之山”，成玄英疏：“畏壘，山名，在鲁国。”鲁在陈之东北部，故言“北居”云云。

(四) 文子。《汉书·艺文志》“道家”类有《文子》九篇，注曰：“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一十一《李暹注文子十二卷》下引《周氏涉笔》云：“其称平王者，往往是楚平王。序者以为周平王时人，非也。”孙星衍《文子序》中也说：“书称'平王’，并无'周’字，又班固误读此书。此平王何知非楚平王？”则这“平王”是指楚平王（前528—前516），与文子为老子弟子在时间上相合。既从老子而学，则为楚北部一带人的可能性大。1973年在河北定县西汉墓出土竹简《文子》⑥。

(五) ）蜎子（蜎渊、蜎蠉、便蜎）。《汉书·艺文志》“道家”类有《蜎子》十三篇，注：“名渊，楚人，老子弟子。”《淮南子·原道》：“虽有钩箴芒距、微纶芳饵，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数，犹不能与网罟争得也。”《文选·七发》注引作“蜎蠉”。高诱注：“蜎蠉，白公时人也。”据《史记·楚世家》，楚白公乃楚昭王（前515—前489）前后人，楚惠王八年（前481）被杀。则蜎渊亦大体此时人。蜎子为老子弟子，亦应为楚国北部人。

(六) 列子。郑人。《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列子》八篇，注：“名圄寇。先庄子，庄子称之。”刘向《别录》曰：“列子者，郑人也，与郑缪公同时，盖有道者也。其学本于黄帝、老子，号曰道家。”郑缪（穆）公与秦穆公、秦康公同时。《庄子·让王》载“子列子穷，容貌有饥色”，郑子阳因客之语而“令官遗之粟”。“繻公二十五年，郑公杀其相子阳”。故学者多疑“缪”为“繻”之误。郑繻公于前469年至前436年在位。二十一年后郑被韩所灭。则列子当生活于郑国末年。郑国地处韩、魏这两大国的南端之间，相对来说也是与南国靠近之地。以前多疑《列子》为伪书。近几十年经过学者的研究，认为大部分是先秦时所传，只是在战乱中散佚，魏晋时人搜求整理中掺杂进后人之作和当时词语。

(七) 庄周。《史记·老子列传》附庄子传云：“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刘向《别录》言为“宋之蒙人”，则其地在今河南商丘东北，靠近东南一带。当代学者孙以楷、甄长松的《庄子通论》一书以为宋之蒙城为小蒙城，司马迁既未明言为小蒙城，则应为战国时楚国之蒙县，其地即今安徽省北部的蒙县。即按此，庄周家乡亦靠近东南之地。当以刘向之说为是。

(八) 长卢子。《汉书·艺文志》“道家”类有《长卢子》九篇，注：“楚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楚有尸子、长卢。”又《列子·天瑞》记“杞人忧天”事，“长卢子闻而笑曰”云云。西周时杞国地在今河南省杞县，春秋时迁于齐鲁之间。前445年楚灭杞而有其地。长卢子应生活于楚东北部。《太平御览》卷三七引《吕氏春秋》：“长卢子曰：'山海岳河，水、金、石、火、木，此积形成乎地者也。’”钱穆据此言“则长卢子在吕不韦前”（《先秦诸子系年·诸子攟逸》）。《邓析子·无厚》：“长卢之不士，吕子之蒙耻。”似长卢子与吕不韦还有什么关系，为吕不韦的前辈。吕不韦为阳翟（据《汉书·地理志》属颍川）人，长卢子亦应为颍、睢一带人。

(九) 老成子。《汉书·艺文志》“道家”类有《老成子》十八篇。《广韵》“十四清”引《世本》：“宋有大夫老成方。”《列子·周穆王》：“老成子学幻于尹文先生。”唐殷敬顺《列子释文》卷一“老”作“考”。《太平御览》七百五十二引作“考成子”，与《列子释文》同。古文献中“老”“考”互易往往有之，考成子、考成方即老成子，为宋人。老成子应稍后于尹文。

以上战国中期以前的九位道家人物，老聃、老莱子、庄周、老成子为宋国人，庚桑楚为陈国人，列子为郑国人，长卢子为杞楚之间人，文子、蜎子从老子学，应为楚北部一带人。

还有一些难以归在思想家一类的早期人物，如《论语·微子》中说的楚狂接舆。《庄子·人间世》中也说到“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曰”云云。其所唱歌词表现出一定的道家思想观念。《人间世》并记有接舆之论说两段。《韩诗外传》云：“楚狂接舆躬耕以食。”据《史记·孔子世家》，为孔子在叶蔡之间所遇，当在汝水中上游一带，大体与陈、徐平行，也属于南北交接之地。

又《汉书·艺文志》“道家”类列有《公子牟》《田子》《黔娄子》。于《公子牟》下注：“魏之公子也，先庄子，庄子称之。”《荀子·非十二子》中说：魏牟“纵情性，安恣睢，禽兽行”。《庄子·让王》亦只言：“魏牟，万乘之公子也，其隐岩穴也，难为于布衣之士，虽未至乎道，可谓有其意矣。”又《列子·仲尼》：“中山公子牟者，魏国之贤公子也，好与贤人游，不恤国事。”班固以其隐居而列入道家。因《庄子》中言“未至乎道”，故不列于其中。

《田子》下注：“名骈，齐人，游稷下，号天口骈。”《庄子·天下》与《荀子·非十二子》均列田骈于法家之中，亦不列。

《黔娄子》下注：“齐隐士，守道不诎，威王下之。”近人曹庭栋《孔子逸语》引《黔娄子》文二则，言孔子及弟子事，似为儒家。刘向《列女传》卷二有《鲁黔娄妻》一则，言“先生死，曾子与门人往吊之”云云。曾子往吊，似属儒家。盖班固仅因其守道不屈而列为道家。亦未列入。

另外，战国末年还有些道家人物，不再说论。由以上所陈述可以看出：

一、最早、最杰出的道家人物老聃、庄周的生长之地都在南北交接之处的宋国。

二、春秋战国之际宋、陈一带及楚北部之地所出杰出的、留下著作的道家人物不少。

这两点说明，南北文化交汇之地具有形成道家思想的文化环境。

秦地也出了具有道家思想的人物，突出的有杨朱、秦失、南伯子綦，我在《论老子重生思想的源流与道教思想的孕育》一文中已谈过。秦地是道家思想传播中首先被唤起的地带。因秦地广人稀，受周初以来形成的“仁义礼智”思想传统的影响较小，很多地方社会状况同南方偏僻之地相近。

齐地在战国中后期也集中了一些具有道家思想的人物，如环渊，但都是黄老道，有的更接近于名法。因齐地处于东部边缘地带，北面靠海，比起中原一带，少受战乱与苛政的伤害；文化传统上不是继承周公的礼制等社会伦理思想，而是姜尚的重制度、重功事，与法家思想相近；田氏代齐之后，黄老道在稷下成气候，形成道法结合的思想潮流。

总的来说，秦地、齐地道家人物产生较迟，突出的人物少，人数没有南北文化交融之地的多，同时在思想体系上已与老、庄等战国中期以前道家思想不同。

三、社会土壤与历史环境在道家思想形成中的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

《老子》作为一部在结构、表述上断断续续的书，而形成一个在政治、社会、伦理、哲学思维上有着内在联系又上下贯通的完整体系，这不是凭空想象可以做到的，头脑中应该有大量的理论知识和真实、具体的社会存在的印象，面对特定时期的现实，经过长时间的酝酿而形成。

从先秦典籍来看，春秋战国时代有些关于“三皇五帝”的传说，都笼统概括，不是很清楚，《庄子》中写到的最多，但都是故事性对话。可以想见当时人们即使谈到黄帝、尧、舜，也同听故事一样，不会想到当时的社会组织形式是怎样的。

就黄河流域而言，从西周至春秋时代各国都实行都鄙制。《国语·齐语》韦昭注：“国，郊以内也”；“鄙，郊以外也”。“国”的本义指城邑、国都；都邑百里以内为郊，郊以外为鄙，也叫“野”，鄙野之人无姓氏，也叫“野人”。至春秋之时诸侯的势力扩大，卿大夫也有邑，鄙的范围不断缩小；有的连郊的范围也大大缩小。南方的情形却不是这样。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广大地区，除楚、吴、越和西周之时在汉水流域分封麋、绞、穀、邓、鄾、曾（随）、唐、黄、贰、轸、州、蓼、厉等一些姬姓、姜姓小国所直接统治之地以外，有不少被看作蛮夷的部族，淮、泗下游，就有“淮夷”，地域广大；其西又有“夷虎”等。楚以南为百濮，更南为百越，都地域广大；其西南的云贵之地，更是广阔无边。《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说西南夷各部分都有君长数十个，春秋战国之时“毋（无）君长”之地恐怕更多。《史记·货殖列传》中说：

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希（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弱）窳（病）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汉书·西南夷两粤传》中说：

（西）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十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十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其外……编发，随畜移徙，亡（无）常处，亡（无）君长，地方可数千里。

此为汉代情形，上推至春秋，酋长制或聚落的形式应更突出。《老子》八十章中说：

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这正是两千多年前南方一些偏僻地区的社会状况，不是凭空想象。老子是面对北方无休止的战争，想到南方一些地方的社会状况，而产生了与其耳闻仁义礼智却处于刀光剑影、生死难料的环境，不如生活于“小国寡民”社会的想法。《庄子》一书中也明确指出南方有这种社会：

南越有邑焉，名为建德之国。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其报；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将；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乐，其死可葬。（《山木》）

宋林希逸《南华真经》解释“猖狂妄行”为“随心所欲”，是对的。过去学者们把这视为作者为了说明自己的主张而创造的寓言。我们联系司马迁、班固所记西汉时的情形，就明白这不是凭空杜撰的。庄子同样由南方的社会状况而设想“至德之世”：

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朴素，朴素而民性得矣。（《马蹄》）

老子、庄子等主要道家人物出于南北文化交汇之处，是了解这些情形的。甚至到近代在我国西南一带少数民族中仍流行阿住婚和结绳记事的习俗，就很能说明问题。

除上面所谈南北相接之处在社会观察上所具有的比较性地域特征之外，周初在南北交接之处所封一些小国中，春秋之末尚存在如杞、徐、蔡、江、黄、蒋、蓼、宗、许等。这些小国也保留着一些古老的习俗。《史记·周本纪》中说到周武王灭商以后追思先圣王，皆有封地，封“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史记·陈世家》中没有一次写到陈用兵于某国；几次写到楚吴攻陈，陈也只是求其议和。《陈世家》所记，也多群臣男女间事，不合于周之礼制，反映着较原始的习俗。《汉书·地理志》言：“陈国，今淮阳之地。陈本太昊之虚，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与《史记》所载一致。至于杞，由“杞人忧天”的寓言可知当时中原人是如何看杞人的。徐国留到现在的材料也极少，而且传说混乱。徐旭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有一章为《徐偃王与徐楚在淮南势力的消长》，考证徐偃王与楚成王、穆王、庄王同时。《韩非子·五蠹》中说：“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按，指周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淮南子·人间训》所载略同。这说明徐偃王的思想与宋国、陈国、杞国国君的很相近。据《山海经·南山经》引《尸子》：“徐偃王好怪：没深水而得怪鱼，入深山而得怪兽者多列于庭。”北方已争得一片混乱，他却以仁义治国，且有下深水、入深山寻找怪异动物的雅兴，可以看出其社会观念。

由此可以看出东部南北之间的文化传统，也与中原齐鲁一带有异。

关于南北之间偏西一段，《史记·货殖列传》也有概括说明：

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

同宋国情形相近。《论语·微子》中提到的长沮、桀溺、荷蓧丈人，都不是人名，只是表示其身份特征，“沮”，沮洳、潮湿之义；“长沮”“桀溺”，意为水中劳作的大个子。据《史记·孔子世家》所记，这些人同接舆一样，都是孔子活动于叶、蔡之时所遇，由这些人也可看出南北交接之处人们的思想意识。

所以，本文认为道家产生于春秋末年南北交接之处，一则同这一带的士人对南方一些偏僻之地的社会状况有所了解有关，二则也同这一带的文化传统与中原、齐、鲁之地不同有关。

四、由儒墨法等看地域文化在思想形成中的作用

一个思想家理论、主张的形成，同他所生长的自然环境、所接受的文化传统及从小所受家庭和社会的影响有关。人思考问题很难摆脱从小时开始形成的思维习惯，也不可能离开自己的社会经历、耳闻目见的生活印象。地域环境中既包括有关生存发展的自然条件，也包含着文化传统和习俗，这些对一个人思想的发展、思维方式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现代科学研究表明，人在幼儿和青少年时期所受到的教育与影响对其性格、价值观、思维方式的确立起到奠定基础的作用。虽然会随着成熟以后的读书、阅历和实践而对有些问题的看法更深刻，也会有所改变，但基本的思维方式和论述风格很难改变。先秦诸子其他几家的形成也证明了这一点。

儒家形成于鲁国，由孔子总结继承周公以来在社会伦理、礼仪制度等方面的遗产发展而成。《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载孔子弟子有名有姓者七十七人，绝大多数为鲁国人，且最杰出者如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冉有、子路、宰我、子贡、子游，全是鲁国人，只有子夏是卫国人，而卫为武王同母少弟康叔之封国，其上层社会的思想传统与鲁国相近。亚圣孟轲，邹人，其地在曲阜以南，相距不远。赵岐《孟子题辞》引或曰：“孟子，鲁公族孟孙之后，故孟子仕于齐，丧母而归葬于鲁也。”和鲁国人差不多。孔子看到社会趋于混乱，“礼崩乐坏”，想担起历史的重任以救世，但他开出的药方离不开周公以来所确定的基本思想原则。

墨子也是鲁国人，曾任宋国的大夫。他自称“贱人”（《墨子·贵义》），作过造车的工匠（《鲁问》），只能说是一般士人，很自然地代表小生产者的利益。他虽对当时社会强烈不满，认为当时“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但提出的“节用”“节葬”“非乐”之说，及主张自己耕种、劳动，人与人之间“兼爱”“尚同”，统治阶级“尚贤”，国与国之间“非攻”等思想，基本上仍在周初以来所确定的社会伦理与礼仪制度允许的范围之内，是从下层社会的角度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

至于法家，第一位李悝，曾任魏文侯相，应为魏国人。他主张“尽地力之教”，曾“集诸国刑典”，编成我国第一部完整的法典《法经》（已佚）。

第二位具有法家思想的人物为公仲连，赵烈侯时为相，应为赵人，接受并实行“选练举贤，任官使能”“节财俭用，察度功德”等用人、理财的方针。在法家思想产生之初，他们主要着眼于政治改革；至于礼仪教育方面，仍取儒家的一套。

第三位吴起、第四位商鞅，皆卫国人。吴起有《吴子兵法》存世，一般归于兵家，但在楚国曾主持变法。商鞅或受其影响，史载其少好刑名之学。商鞅在秦国举行变法影响甚大。卫在战国时两次迁都，均在濮阳一带，社会风气和士人的思想意识与三晋相近。但卫为殷商旧地，也留有尚法的传统。商人本尚法。《尚书·康诰》云：“外事，汝陈时臬，司师，兹殷罚有伦。”（外事：听狱之事。陈：列。时臬：此法。司师：治众。）又云：“汝陈时臬，事罚，蔽殷彝，用其义刑义杀。”（事罚：行罚。蔽：判断狱讼。彝：常法。义：宜。）孔颖达《疏》：“既卫居殷墟，又周承于殷后，刑书相因，故兼用其有理者。谓当时刑书或无正条，而殷有故事，可兼用。”《荀子·正名》中即说：“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商，爵名从周”。《韩非子·内储说·七术》中提到“殷之法”。后人多言及殷商法之严酷，然而也证明其有法则无疑。

第五位申不害，史载为郑国京人，其实在前375年韩已灭郑，是由郑入韩的韩人。前355年韩昭侯用申不害为相，其理论“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史记·韩非列传》），实行改革。其特点是讲求君上御下之术。

第六位齐国的邹忌，田齐威王初年用为相，修订法律，监督、清除奸吏。

第七位慎到，赵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田敬仲完世家》及《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亦论及其思想，有《慎子》一书传世，其法制思想较此前各家更为彻底。

其后法家的杰出人物韩非，韩国人，《史记》中有传，有《韩非子》一书在，不用多说。

韩、赵、魏和田齐是卿大夫代原来的封侯而起的，这些地方主流的声音是废除宗法制度，改良政治，加强法制。上面所说八位法家人物，六人出于这四个国家，两人出于卫国。卫为小国，一则受周边国家的影响较大，难以形成主流的思想倾向，二则有思想的士人也能看出来社会发展的趋势只有改革。法家人物中没有鲁、楚、燕、陈、宋、秦这几国的人。总的来说，法家兴起以及主要人物产生地均在中原和田齐。这个地域范围也是很明显的。

纵横家，也多出于三晋。“苏秦者，东周雒阳人也。”太史公曰：“苏秦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名，其术长于权变。”（《史记·苏秦列传》）“张仪者，魏人也。”“犀首者，魏之阴晋人也，名衍，姓公孙氏。”太史公曰：“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从衡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史记·张仪列传》）说得很到位。

由上面儒、墨、法、纵横四家的产生和早期发展来看，不同思想的形成同地域有很大关系。北方各国自然环境、生存条件差不多，其中除秦地同中原及齐、鲁之地稍为疏远之外，其相互间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有着大体相同的文化传统。

燕国在先秦各思想流派中都没有什么突出的人物，也是有原因的。燕为周初封召公之后。本亦承传周代礼仪制度，但偏北，其北寒冷少人烟，西面也较荒凉，东临海。终春秋之世，不通盟会，平静少事。战国中期燕王哙学尧舜禅让，让君位于相国子之，由此引起大乱，齐乘机攻之。燕人欢迎齐出军灭子之，至齐军入国才知其残暴，于是又起而反抗。先是燕王哙的天真，后是燕国百姓的天真，都反映出对中原各国情形缺乏了解。至燕昭王即位，招贤用能，“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史记·燕召公世家》），列国之时强兵相争的思想才在燕国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开头只是看重治军强国的人才，一般士人的思想尚在转变之中，故未产生杰出的思想家。

南北交接之地在春秋之时较中原与齐鲁一带安静，士人们继承当地的文化传统，又对南方的社会状况有较多了解。从小生活在北方社会环境中的人，即便听到一点南方的情形，也只以“蛮荒之俗”视之，或觉得如同神话，不以为是，不会成为考虑社会伦理、政治哲学中的参照。居于淮、汉、汝、颍一带小国的士人从小熟知南方这种社会状况，面对大小诸侯国用尽心机明争暗斗、老百姓长年处于冻饿惊恐之中的情形，不可能不联想到南方的情况，进行南北对比，于是产生了同北方学者不同的想法，对社会发展、礼仪制度以至于政治哲学、人生哲学有很深的思考。

对各派学者起到同样重要作用的是社会现实。只是面对相同的社会现实，生长于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的思想家，会想到不同的法则，引起不同的联想，形成不同的看法，构成不同的思想体系。

大量的出土材料证明，从远古至商周之时，长江流域及以南之地，除楚、吴、越之外，都是一些部族独立共处，后来形成一些中心农耕村落或酋邦，并没有形成王国。《史记·吴太伯世家》载：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这应是东南一带接受北方文化影响的开始。但也可以看出，这两位周先贤虽然被南方人所“接纳”，但与之共处者也只千余家，而且他们不是改变当地风俗，而是自己完全服从当地习俗，以至于也“文身断发”，完全丢掉了原来的一套礼仪习惯。

至春秋中期，如晋栾枝所说：“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另一方面自春秋早期即融洽群蛮，掠取汉东及长江中游之地。楚人虽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但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迁到长江流域之后，又和那里的百濮、扬越之民相接触，不似北方各国从春秋初开始，一直费尽心机，打来打去，稍无停息。整个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广大地区，可以称为国的，也就是楚、吴、越而已，而巴、蜀、徐、舒，连首领世系也不清，其政治体制更不可知。看来当时楚、吴、越之外的地方大部分应是酋邦社会，也就是《老子》中所说的“小国寡民”。

战国之时的楚国士人在诸子学领域除其东北部的道家人物之外，最突出的便是农家。《孟子·滕文公》中载：“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其人由楚至滕，则为楚人可知。《汉书·艺文志》“农家”类所著录可肯定为先秦之书的前两部为：

(一) 《神农》二十篇，下注：“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作者不明。

(二) （二）《野老》十七篇，下注：“六国时，在齐楚间。”宋王应麟《汉志考证》引《真隐传》：“六国时人，游秦楚间，年老隐居，著书言农家事，因以为号。”二说都不认为是三晋之地人所作，且都提到楚。这些书应都是许行一类人之作。许行的“君民并耕”“市贾不二”的主张，也与老子的道家思想相近，只是更重于农业实践。

楚国在其他方面的思想家，如左史倚相，论事主张“唯道是从”（《国语·楚语上》），“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楚语下》），“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左传·昭公十二年》）。《马王堆汉墓帛书·缪合》载“越王勾浅（践）既己克吴，环周而欲均荆楚方城之外”，左氏倚相为荆王献计，则左史倚相为楚灵王（前540—前529）到惠王（前488年即位）初年之良史，与老子大体同时。他也主张“唯道是从”，他与老子思想的不同处在于：他不是旁观者，而是站在朝堂政治的立场论事；同时，他所面对的不是中原一带无休止争斗的状况。

南北交接之地产生同中原一带社会伦理、礼制观念相对立的道家思想，一则因为宋、陈等居于争霸边缘地带的小国自身的文化传统，二则因为这些地方的思想家对南方较偏远地带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多有了解，更容易看出春秋二百来年造成社会不安定、人民一直处于灾难中的根源，看透当时政治与所谓礼仪制度的实质。

自春秋末至战国时诸子各家之形成，也必然会有各种偶然因素产生影响。本文只就荦荦大端言之。但所有一切偶然因素，也不能推翻时代与地域，即社会状况与地域文化传统的影响起决定作用这一定律。

五、由庄子的“至德之世”看老子的“小国寡民”

庄周反对“仁义礼智”之类说教，尊重民之常性的社会历史观、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都是继承老子思想发展而来的，但有些话说得更激烈，如“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胠箧》）等。关于庄子的思想各方面及其同老子的关系，很多论著中都有论述。本文仅就《庄子·胠箧》中“至德之世”一段中提到的十二氏，谈一点看法。《胠箧》中说：

 

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

 

成玄英《疏》：“以上十二氏，并上古帝王也。当时既未有史籍，亦不知其次第前后，刻木为契，结绳表信，上下和平，人心淳朴。”

首先，其中提到的十二氏，成玄英所谓“并上古帝王也”，其实是据轩辕氏、伏羲氏、神农氏和《左传·昭公十八年》也提到的大庭氏而臆断之。以上四个古帝王之外的其他八位，《太平御览》卷六七引《六韬》提到柏皇氏（即《庄子》中“伯皇氏”）、栗陆氏、骊连氏和阴康氏；《吕氏春秋·古乐》中说到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⑨。其他不见于别的先秦典籍。⑩这八个先秦文献中独见于《庄子》《六韬》《吕氏春秋》的“古帝王”，有的在《庄子》其他篇中也单独提到，如《马蹄》：

夫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云，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以此矣。

如成玄英所说，“当时既未有史籍”，这些“古帝王”之名庄周是据何而知之？

其次，《庄子》中列出十二位“古帝王”，将北方传说中最早的伏羲氏、神农氏置于最后，似前十位是在南方传说中成系统者（黄帝虽在北方传说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传播较广，很多先秦典籍中都提到），看来伏羲、神农是后面所加。

再次，《六韬》中提到的四个，两个见于《庄子》，郦连氏与“骊畜氏”或传闻形成歧异，名称稍异；阴康氏不见于《庄子》，也是别的书中难得见到的。《六韬》一书，蒋伯潜《诸子通考》言“似为《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中《兵》八十五篇之一部分”，是“好事者自断简残论、口耳传说中，辑采太公之遗言旧闻，又取苏、张权谋，孙、吴兵法之类以增益之”。今可知最早提到这部书的书名或篇名的，先是《庄子》，说到“金版六弢”（《徐无鬼》）；其次是《淮南子》，提到“金縢、豹韬”（《精神》）。《淮南子》是刘安被封为淮南王后组织人编成，其参加者必多当地文士，所采传闻也多出于江淮之间。

第四，《吕氏春秋》这部书是吕不韦门客所编成。吕不韦为讨好华阳夫人与子楚（原名异人，即后之庄襄王，始皇赵政之父），多用楚人。

第五，上博楚简《容成氏》中提到的古帝王，容成氏、大庭氏、神农氏、轩辕氏、尊卢氏、赫胥氏、祝融氏都是见于《庄子》的，说明《庄子》和《容成氏》所载一样，都受南方吴楚一带传说的影响。乔结氏、仓颉氏、氏，也不见于北方文献。

所以，我以为，不见于先秦时北方文献，而主要见于《庄子》《六韬》《吕氏春秋》的容成氏、伯（亦作“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或作“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朱襄氏、混沌氏、吴英氏、有巢氏、无怀氏和阴康氏这十多个氏族首领，和只见于楚简《容成氏》中的乔结氏、氏等，应是淮汉流域和南方部族、酋邦首领的名号。北方部族首领，其名称多为单音，其前冠以虚词“有”，如有熊氏、有虞氏、有莘（又作辛、姺）氏、有崇氏（鲧）、有娇氏、有娀氏、有邰氏、有鬲氏（相传为夏朝诸侯）、有氏（相传为夏诸侯）、有仍氏、有苏氏（商朝诸侯）等，只有十分久远的，如伏羲氏、轩辕氏、燧人氏、神农氏（烈山氏）、高阳氏、颛顼氏、陶唐氏是双音节名称，个别周边地带的部落首领如徐旭生所说属东夷集团的大庭氏、少昊氏、东扈氏为复音。《左传·昭公十七年》少昊氏后裔郯子说：“我高祖少皞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以下列举凤鸟氏、玄鸟氏、伯赵氏、青鸟氏、丹鸟氏、祝鸠氏、鴡鸠氏、鳲鸠氏、爽鸠氏、鹘鸠氏。这些鸟名之氏都是东方少昊氏的官名。北方部族首领的名称和南方部族首领的名称还是有区别的。

中原一带的“有某氏”也多是部落酋邦名。因中原一带产生文字早（有学者主张在6000年前已有），至少已有较系统的刻划符号，故于酋邦部族名称，只一个音节即可记下来，称述中前加一个词头“有”。南方这些所谓古“帝王”名号，因全靠口耳相传，故均为两个音节，方便称说与记忆。

由本文第三部分引《庄子·山木》中“南越有邑焉，名为建德之国”那一段文字看，当时南方此类所谓“国”差不多也就是一个酋邦，那国名也不是如中原作“夏”“商”“周”之类，而是双音节。

以往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古史主要是黄河流域的历史，《尚书·牧誓》中说到作为周人的盟军参与伐商的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禹贡》篇说到淮夷、岛夷、和夷、三苗、三邦之属，所提到名称只是族名，为泛称。有的也可以大体考知其地域范围，似乎全为蛮荒之地。由前面所述近几十年长江流域的地下考古的成就可以说明，南方在农业、冶炼、制陶等方面的水平相当高，历史也十分悠久。但说到国家，楚、徐、吴、越外，汉水流域的姬姓、姜姓小国及被吴国所灭的钟吾（在今江苏宿迁东北）之类，都历史不清；即是巴蜀，也只有蚕丛、鱼凫的传说。至于其他，其历史完全是空白。我们如能对上述《庄子》《六韬》《吕氏春秋》等书中提到的“古帝王”予以关注，结合出土铜器、玉器上的图像、符号，有可能会在南方远古历史的揭示方面有一点推进；由此也可进一步理解老子所讲的“小国寡民”其实正是对南方远古历史的文化记忆。

老子整个思想的形成，既同他从小所受环境影响及对江汉淮海一带以至更南面处于氏族公社阶段的社会状况有所了解有关，也同他面对中原一带的社会状况，在对比中深入思考有关。

这里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并不是说《老子》思想的一切只同作者所生长、熟悉的地域环境有关。前面已经说过，老子作为一个没落贵族出身的士人，在周王室任守藏史，是继承了至迟从西周以来在哲学、社会伦理、政治制度等方面所积累丰富的文化遗产，尤其是哲学思想方面已有的成就的。只是他从小所受影响及对南方社会状况的了解，使他的思想更为开阔，看问题更为透彻。老子如生活在鲁国，很可能会在孔子之前成为儒家的创始人；如生活于北方其他地方，即使不成为儒家也不会成为开创了道家学派的人物；而如生长在巴、蜀、氐、扬越、百濮之地，大概只能是芸芸众生中之一员，恐怕是成不了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的。

要知道老子出身于宋国没落贵族，关注到道家思想产生于南北接壤或曰南北文化交汇之处，这两点可以对道家思想的形成有一个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也符合中国古代历史实际的科学的解释，可以对《老子》一书中长期被误解及难以把握、难以确解之处作出合理的、较确切的解释。

（本文原刊于2022年第6期·百廿校庆专刊

已略去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