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http://tieba.baidu.com/p/920148229?see_lz=1）近日阅读考古学大家李济的《安阳》一书，对其详尽的学风十分钦佩，李济是研究殷墟的专家，也是民国时期主持殷墟发掘的主持人之一，当初甲骨“档案馆”里几吨重的甲骨堆积就是在他组织下整体装箱起运的。在他研究殷墟的资料中，李济提出以下几个疑点，此些疑点也造成现代考古学术上的“中国文明西来说”的纠纷。在他长达几十年的研究中，这些疑点一直作为未能破解的事实存在着，是为殷墟之谜。一、殷墟武器之谜李济先生《殷虚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见民国二十四年出版《蔡子民先生六十五岁纪念论文集》）就殷墟中矢镞、戈、矛、刀削、斧斤五种铜器之形制加以研究，指出其中仅“戈”为在中国本土发生成长之物，其它武器都是在欧洲有独立成长历史的兵器。也就是说，中国的武器发展史在此之前的武器只有戈有其发展史，而矢矛刀斧均为只在欧洲有发展史的兵器。殷墟带刺有脊之矢镞，其脊、刺、茎三者，都在欧洲有其独立的进化史，但是殷墟出土的矢镞，却是结合其三者特点为一体的。又如殷墟出土的矛有筩，筩旁有两环，与不列颠型式相同，类型上就是欧洲最普通的一种兵器，而且应该是欧洲青铜时代最晚期成熟后的器物。又殷墟的空头斤（斧），亦是欧洲青铜器晚期的型式。欧洲及小亚细亚的青铜器出现约在公元前三千年以上，远比殷墟时代（公元前十二至十四世纪）早。而西伯利亚出土的铜器，都有和殷墟相似相同的样式。但是因为西伯利亚铜器的年代至今不能确定，故此三方面铜器关系尚难断定。但是我们没有历史说明这些武器是在中国独立成长发展起来的。二、殷墟盛器之谜李济先生在《殷商陶器初论》（见《殷虚发掘报告》第一期）及《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见《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就殷墟出土之陶器和铜器的型式详加比较，得出结论，殷墟铜器其实是仿自殷墟陶器，而殷墟陶器，又衍用的是仰韶、龙山的形制。殷墟铜器之型式，不能比殷墟陶器更早，因而李济怀疑殷墟以前的中国并无单独发展的青铜器，而青铜器在殷墟时代的突然兴盛，十分可疑。李济指出：殷墟侯家庄帝王陵墓HPKM1001大墓椁顶一种“肥遗”怪兽图案，和另一种在木雕残片中发现的母题是一对老虎的图形，考证都渊于美索不达米亚。李济称这是“中国在纪元前二千年或更早时期和西方文明接触的最用趣的证据，是从陶器的形制上得到的。……是一件陶器的盖子……同样的也在杰姆德纳刹(Jemder Nasr)和莫汗久达鲁(Mohenjo-daro)地方发现过。将商代陶器和近东中东的形制加以比较，可以发现很多甚为相像的例子；但我以为这一个是说明文化接触无可置疑的范例。在相隔这样遥远而且互异的世界的两端，能独自发生结构如此相似的器盖，是难以想像的。”注意李济先生的最后一句话，作为严谨的考古学家，李济先生将疑点列出，但是在没有更有利的证据之前，只能说“这种相似……难以想像。”三、殷墟车马之谜殷周之际，已能够征集民间所有车辆用为主要攻战之具，黄河流域封建大帝国的形成，实有赖于此。但两轮大车，“极四马之力，致千里之远”，马车的轮毂辔衔接续连缀之处，只能依靠金属（青铜）连接，两轮大车产生于铜器产生之前很有可能，但其普遍使用必然在有铜器之后。中国古代，两轮大车其型式跟巴比伦遗物上的图画并无差别。而巴比伦的两轮大车，是公元前三千年的事，其时代比殷墟要早。另外龙山、仰韶遗物中并没有发现青铜与车马饰具，而龙山文化与殷墟时代不过相隔短短数百年而已。如果青铜器与两轮大车，为东西方各自独立的发明与演化，在短短数百年间应该没有可能毫无踪迹可寻。因而李济认定冶铜技术和两轮大车都是由西方输入中国的，“当已无可致疑”。四、殷墟头骨之谜殷墟中出土了大量殉葬坑，坑内埋葬了大量尸骨，据猜测为“奴隶殉葬”之用，但李济先生的在《关于殷商人的体质人类学的评述》里，介绍了杨希枚先生对殷墟人头骨的测量结果：第一组头骨为古典的“类蒙古人”种，与布略特人相似。举例30具。第二组头骨为“太平洋类黑人”种，与巴布亚人相似。举例34具。第三组头骨为“类高加索人”种，与英国人相似。很少，仅举例2具。第四组头骨为“类爱斯基摩人”种，举例50具。（也即蒙古大人种下的北极类型）第五组头骨为无法定类型，举例38具。李济先生接下来分析了这个测量结果的意义，他认为其中的二、三组的人骨都是商朝的敌人，不能代表商族，其人种特征与卜辞所反映出的羌方、鬼方、土方的位置相合。最后的结论是：“很早以来，华北平原是许多不同民族的支系汇集的地方，而原始的中国人群就是部分地由这些民族集团融合而成的。虽然如此，我们应当记住，在这些支系中占优势的无疑是蒙古人种集团。”但是需要提到的一点是，我们不能从遗传学上证明现代中国人与本土智人（如山顶洞人、北京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和史前时代的本土智人并不同种。从以上李济提出的疑点我们不难看到，李济其实在“中国文明西来说”和“中国文明本土说”中非常为难。如果我们能找到夏朝文明或者更早的文明遗迹和确切的物证来印实“中国文明本土说”的话，疑点不难自破，但是迄今为止，我们拿不出能得到专家认可的商朝以前的物证。如果殷墟时代的辉煌是凭空突然出现的，倒是不难解释为何其器物等等均带有欧洲及中亚青铜时代的痕迹。因某种原因东进的一支文明，一路上势如破竹，不仅挟裹了各个地区不同人种的人民，还剿灭了中国本土的原住民。这次融合，造就了中华民族的雏形。当然，也只是我的猜测，李济并没有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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