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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名医】衷中参西,理真术效——记“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

 real寿元调养 2016-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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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江雁

⊙编辑:小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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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简历


施今墨,字奖生,原名毓黔,祖籍浙江萧山中国农工民主党员。1881328日生于贵州贵阳,1969822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8岁。先生幼时,母亲多病,为尽孝道,13岁随舅父李可亭学习中医。1902年考入山西大学堂(今山西大学)学习,后转而入山西法政学堂,1906年因成绩优秀被保送至京师法政学堂。其间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投身国民革命。辛亥革命成功后,以山西代表身份参加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而后留陆军部协助黄兴拟定陆军军法,黄兴病故后应邀出任湖南教育厅长。1917年应顺直水利督办熊希龄邀请,出任北京香山慈幼院副院长。袁世凯窃取革命成果,先生深感失望,又目睹军阀混战,遂决定既不能彻底革除社会弊端,也要尽力为民众减轻痛苦。1921年他弃政从医并更名“今墨”,矢志医学革新而为墨绳。1929年亲自组织华北中医请愿团,赴宁抗议政府《取缔中医法案》。1930年同萧龙友、孔伯华等人创办北平国医学院,任副院长。当年应邀赴陕西为杨虎城将军治病。1931年出任中央国医馆副馆长,主持学术整理事宜。1932年筹办华北国医学院,并任院长。1935年与汪逢春、萧龙友、孔伯华四人作为北平中医考试的主考官,负责试题命题与阅卷,嗣后遂有了“北京四大名医”之称。1936年创办《北平文医半月刊》,并亲自担任主编。1941年任上海复兴中医专科学校董事长。


新中国成立后,先生加入了中国农工民主党,后被推选为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届委员,并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北中医顾问等职。同时负责为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做保健工作,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受到毛主席、周恩来等领导的多次接见。1969年,因病于北京逝世。生前遗嘱,将遗体进行病理解剖,供医学研究,并火化处理。1971年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2
学术成就


施今墨是我国近代著名的中医临床家、教育家、改革家,北京四大名医之一,他是近现代中医发展史上的一位重要的人物,他的贡献影响着中医发展的一个时期。


鉴于民国时期的那场浩劫,先生认为中医要发展,人才是关键,而要有高质量的中医人才,就必须办学,只有培养更多的中医高级人才,中医才会在人们心中产生影响,中医事业才会有长足的发展。他以编教材、开学校、办医院为振兴中医三位一体的大事,并身体力行,先与孔伯华等合办北京国医学院,后又自筹创办华北国医学院,还创办过中医学校、中医讲习所和中医研究所等,并亲自任华北国医学院院长。华北国医学院招收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历者,学制4年。任教老师均为当时医界名宿,如姜泗长、赵锡武、赵炳南等;讲授中西医课程,开设外语和基础实验,保证教学质量,造就高级中医人才。其门徒学生遍及华北各地。自1932年起,至1949年止,招生16班次,毕业学生达636人。其中佼佼者,如祝谌予、哈荔田、董德懋、李介鸣等,均是当代中医学界之栋梁。其办学经验也为近代中医教育提供了成功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后,他也念念不忘中医的教育事业。19544月周恩来总理接见他时,他向周总理提出建议:成立中医科学研究院、中医医院、中医医学院,开展中西医结合事业,提高中医地位。后来中国成立了中国中医研究院以及四所中医学院。新中国让先生振兴中医的心愿得以实现,先生的贡献也使中医有了新的天地。


先生是中西医结合的先驱者和倡导者。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医的发展,他热爱祖国医学,但不讳中医之短,不嫉西医之长,大力提倡革新中医。他主张中医与西医并存,最早提倡互相结合,取长补短。提出“学术无国界而各有所长”;“诊断以西法为精密,处方以中药为完善”;“无论中医西医,其理论正确,治疗有效者,皆信任之;反之,摒弃不可用也”。还明确指出:“吾以为中医之改进方法,舍借用西医之生理、病理以互相佐证,实无别途。”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中医现代化,中药工业化”的口号。他把这一思想也贯彻到办学方针之中。在华北国医学院的课程设置上,以中医理论为主,设立《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难经》、《温病条辨》等课程;以西医理论为辅,设立了生理、病理、解剖、药理等课程。在临床上,他提倡中西医病名统一,且率先使用西医病名诊断书写脉案,用现代科学实验印证治疗效果,指导临床方药。先生注重实践,在带学生实习时,吸收了西医的检查和化验手段。还经常和西医专家姜泗长等人共磋医疗方法,不断探索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新途径。使中医乘现代科技之舟,奋力前进!


他一生行医,以“理真术效”自勉。以张仲景、叶天士之学为中心,旁及孙东宿、张石顽各家,不拘伤寒、温热之门户,能够融会贯通。他很重视气血阴阳调和,发展了八纲辨证的思想。临床证治始终贯穿李东垣升清阳、降浊阴、顾护脾胃的理论方法,自创肠胃病治疗十法。对外感热病,恒以清解并举、表里兼治为法则;治内伤杂病,多用复方多法,以专病专方为常规。处方用药,每两两并书,或同物分部而施,或同类相聚而用,或性味合化而治,或相反相成而佐,总以气血升降、四气五味为要旨,后世称为“施氏对药”。


另外, 他常常把自己的验方贡献给祖国, 使得中医在治疗现代诸病时, 有法可寻, 有方可用。在一次中医中药展览会上,先生献出了治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高血压、神经衰弱、肝硬变、肝脾肿大、气管炎等十大验方。以后十大验方中的“高血压速降丸”、“神经衰弱丸”、“感冒丹”、“气管炎丸”被制成中成药,畅销海内外。1959年在政协大会上作《关于抗老强身的科学根据、社会基础和医药方案》的发言,并献出五则抗老验方。后来,他又献出了上百个验方,均被国家收藏。另外在他的遗嘱里,他要求家人把他的遗体交给医院作病理解剖,至此他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了他酷爱的医学事业。


先生一生因忙于治病救人而很少写作,早年除了在自创的《北平文医半月刊》上撰写一些文章之外,很少著述。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将毕生积累的经验总结整理撰成《施今墨医案验方合编》,希望能为后世学医者服务,同时也为人类健康造福。临终前他还一再叮嘱其子女们:我虽今后不能再看病,而我的这些经验,对人民是有用的,一定要整理出来,让它继续为人民服务。”根据其遗愿,由祝谌予、程济生、施如瑜(施今墨之女)、施小墨(原名施如雪,施今墨之子)修编的《施今墨临床经验集》一书于1982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吕景山编《施今墨药对临床经验集》一书于1982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施今墨先生不仅是一位著名的中医专家,而且是一位中医改革家和中医教育家,他为我国中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勇于创新不断钻研的科学态度,他对学生诲人不倦、对病人认真负责的高尚医德,都是永远值得后人学习的楷模。




3
治学特点


施今墨先生不仅在医学方面造诣很深,在其他的领域也有很大的建树。其幼时就在父亲的督促下通读了二十四史,文史的根底深厚,闲暇时经常吟诗作赋,是一位文学大家。他认为丰富的文史哲知识对医生有好处,他常讲古人学医之所以很容易就是因为他们有深厚的文史知识。看病要先把道理弄清,道理弄清了,医术才能有效。而要弄清医理需要有历史知识和文学知识。他在医学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他一生追求、钻研真理的结果。另外他还写得一手深有功底的王体字,一位书法家曾经说,施今墨不做为医学家,做个书法家也是相当有造诣的。


另外,他常常把自己的验方贡献给祖国,使得中医在治疗现代诸病时,有法可寻,有方可用。在一次在专业方麵认为首先要博通各家,然后由博返约,只有这样才能在中医方面有所造诣。在讲课时常常旁征博引在临床上不泥一家。他常常警告学生:“其有好逸恶劳者,不下苦工,舍本求末。例如学习妇科,若只固守傅青主一书不放,只习用生化、四物等数方不变,以统治妇人诸病,此乃借傅青主妇科之盛名,以自高身价而以专家自焙,欺世盗名,不足为训,非吾之徒也。”治学态度的教诲是:“必须锲而不舍,志坚金石;纵览群籍,精究专业;博采众长,不偏不倚。”


先生很喜欢写随笔,想到了什么,随手记上,然后放入一个小箱子保存。他每晚睡觉前,都要把当天看过的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病人,全部回忆一遍,一则检查一下是否有疏忽遗漏之处,二则提高医术。若有不足,第二天即让学生找到病家纠正。一有所得,马上开灯坐起,拿笔记在小本上。每天不到凌晨一二点不能入睡。年老之后,虽不再逐个回忆,但积习已久,失眠遂成为常事。


先生很注重从古典医籍中挖掘有用的单方验方,并应用于临床实践。64岁那年,他突患胸膜炎,西医每天抽去胸水几百毫升,仍无起色,病势日沉,家人已在准备后事。处于“弥留”之际的他突然想到某本古医书有甜瓜子、西瓜子可去此病之句,便嘱家人买来瓜子,捣碎了煎汤,渴了就喝汤,并用该汤做药引子熬药。过了几天,竟霍然病去,以后也没再复发。从此,他经常告诫学生“温故而知新”这个道理,要他们认真总结临床经验并且抓紧整理古籍,以求古为今用。另外他也很重视从民间报纸上搜集整理医药信息,喜欢剪报,经常随身携带红皮小本,在报刊杂志上看到有关医学的消息,就剪下来,听到有关民间流传的偏方、草药,他都随手记上。由于他实在太忙,没时间整理装贴成册,就装在一个纸口袋里,以便需要时翻检。如在解放前曾于重庆乘滑杆,见轿工口含一物,爬山越岭,并不气促,询之,知为蛤蚧尾。后用于治肾虚之喘,屡屡奏效。如对某病自己经验较少,即推荐病人至有专长的医生处诊治,并总结别人的经验以作自己临床之时运用;甚至对学生的治疗经验,也常常接受使用。


在临床上他反对医界的门户之分,他认为治病救人要不分中医、西医,不分经方、时方,只要利于治病,均应随手拈来。他善采百家之长,总结经验,不断充实自己。经常和西医专家姜泗长等人共磋医疗方法,不断探索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新途径。抗日战争期间,武汉沦陷,先生迁沪开业,对《伤寒论》等经典著作有不够了解之处,常去请教陆渊雷先生。他听说上海名医丁甘仁的医学造诣很深,曾乔装病人,多次前往求医,仔细观察丁诊病过程,很得启发,认为丁甘仁的理、法、方、药运用规范,临床医案经过整理后颇有参考价值。为利于学生学习,他在华北国医学院以丁甘仁医案为教材,亲自讲授。在临床上,他曾对学生说:“全面精查,苦心探索,灵活运用,谨密掌握,选方准病,选药准方,不可执一方以论病,不可执一药以论方,不可循一家之好而有失,不可肆一派之专而致误,其有厌学图便者,只用少数之成方、单方以统治万病,非吾之徒也。”在他的影响下,学生对经方、时方无门户之见,能灵活运用,临床上都有较好的疗效。


4
学术思想


脾胃为后天之本,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善为医者,必责根本。先生临证十分重视调理脾胃的功能,他根据“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燥土,得阴自安”、“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的脾胃生理特点,借鉴李东垣、叶天士脾胃学说的经验,归纳出治疗脾胃病十法一~温、清、补、消、通、泻、涩、降、和、生。分述如下。


寒宜温:脾胃内伤,寒证较多,故治宜辛开温散,以良附丸、姜附汤、理中汤类,药用荜茇、吴萸、刀豆子、附子、肉桂等温散寒凝。


热宜清:胃中实热者以苦寒折之,药用栀子、知母、龙胆草、竹茹等。脾胃积热、口舌生疮者,可用生蒲黄粉涂擦患处或用柿霜饼噙化。


虚宜补:健补脾胃,用四君子汤化裁,药用党参、黄芪、山药、莲肉、芡实、薏苡米、扁豆等。若脾病及肾,则脾肾双补,以取补火生土之功。


实宜消:食积不消,当消导,用保和丸为主,药用枳实、枳壳、槟榔、神曲、鸡内金、厚朴、陈皮、山楂、炒谷芽、炒麦芽等。


痛宜通:通有通气通血之分。通气药用木香、檀香、沉香、乌药、青皮、陈皮、厚朴、砂仁、豆蔻等;通血药用延胡、丹参、五灵脂、降真香、乳香、没药、血竭、桃仁、红花、三七、蒲黄、郁金等。


腑实宜泻:用诸承气汤辈或番泻叶;若体虚大便燥结者, 用润下法, 药用郁李仁、 火麻仁、 瓜蒌、 杏仁、肉苁蓉、 皂角子等。


肠滑宜涩:久泻而无实邪者用之。常用赤石脂、禹余粮、石莲子、诃子等药。治泄泻诸病常用炭类药,既可促进吸收水分,又可保护肠壁。


呃逆宜降:胃气宜降,下行为顺。若胃气上逆宜用丁香柿蒂汤、旋覆代赭汤加减;湿浊中阻而致呕吐者则用佛手花、藿香、扁豆花、佩兰叶等芳香化浊;若食道狭窄而致呃逆者,以瓜蒌薤白半夏汤加减,佐以桃杏仁、当归等滑润之药,并以二冬滋阴养津,郁金、枳实、茜草、陈皮等开郁顺气以降逆和胃而通阴阳。


嘈杂宜和:以吴茱萸与黄连、干姜与黄连、黄芩与半夏等寒温并用,胃和则嘈杂除。


津枯宜生:脾胃弱、津液枯、食欲锐减者,宜养阴生津,药用西洋参、石斛、生谷芽、鸡内金、荷叶、绿萼梅等。


在临证时,先生多结合具体病情而“数法并合”。如在运用补法时,着重调理肝、脾、胃之间的关系,常用之法有:补中益气与舒肝和胃相结合;补中益气与清肝益胃相结合;补中益气与养胃生津相结合;补中益气与温肾益心相结合;补中益气与清热固脱相结合等。他根据证情,灵活施补,从而使补法在调理脾胃中发挥出最佳效果。先生认为,脾胃内伤,患之日久,根治亦难,“不能全赖药物”,“应有适当之体力活动”并要“注意生活规律,饮食有节,减少精神紧张”,保持气血流畅,调养得宜,始能痊愈。


先生还善用调补脾胃法治疗糖尿病。糖尿病多食而瘦、多饮、多尿等主要症状,根据中医理论分析,均与脾胃有关。李东垣在《脾胃胜衰论》中指出:“又有喜食而瘦者,胃伏火邪于气分则能食,脾虚则肌肉削”。上渴下尿,乃为津液输布失常,也与脾胃关系极为密切。在治疗方面,李东垣指出:“惟当以甘温之剂补其中、升其阳,甘寒以泻其火则愈矣”,“大忌苦寒之药损其脾胃”。先生将东垣的脾胃学说运用到糖尿病的治疗中。他说:“脾者喜燥恶湿,治糖尿病时如一味应用甘寒、苦寒,滋阴泻火,常使脾功受损,中焦不运,气虚更趋严重,病情迁延不愈。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滋肾阴以降妄炎之火,补脾气以助运化之功,水升火降,中焦健旺,气复阴回,糖代谢即可恢复正常。故在糖尿病治疗中,健脾补气,实为关键”。为健脾阳、养脾阴,他在糖尿病治疗中,创制了黄芪伍山药、苍术配元参两组主药。他说:“据余多年实践,黄芪伍山药,苍术配元参,一阴一阳,一脾一肾,应用于糖尿病治疗,可有降低血糖、尿糖之功。余在辨证基础上,多加用这两组药对。”


先生认为:百病之生,多发于气血,气血不调则百病丛生,此乃临证之要诀也;而且在临床上气血不调之证甚多,因而治百病善调气血。先生临证十分重视气血辨证。“气主煦之,血主濡之”,脏腑的功能均赖气血的调达,百病均可影响到气血,气血不调又可生百病。故《内经》有“百病生于气”之说。先生尝谓:“临床治病,不外三大法,即祛邪、扶正、调理,而调理气机,即是其中重要一法。”每遇证情复杂、不易辨识者,他往往先从调理气机入手,试观其变化,找出主要矛盾,再一举攻克。如气虚之证,常因虚而滞,单用补法,有时会越补越滞,出现虚不受补的情况。他以调理气机之法为先,使气血流动,再进补法。他常用宽胸和气法,治疗上焦气机不调之证;调胃和气法,治疗中焦气机不调之证;下气消胀法,治疗下焦气机不调之证;疏肝解郁法,治疗两胁气机不调之证。再如治痹证,亦极重视气血,认为“人之感三气而为痹者,以其形虚血虚耳,但有在肌皮、血脉深浅之异。”且久病伤络,正虚邪实,若只知搜邪,则精血益耗,而鲜治效,必须益气养血,扶正胜邪。


正因为气血辨证非常重要,因而先生提出了“阴阳为总纲,表里、寒热、虚实、气血为八要”的观点。而且不论外感还是内伤都要分清气血层次、重视气血辨证。在外感病中辨气血,就是要分清层次,这与卫气营血辨证同中有异,且不局限于温病。在临证遣药时,邪在气分者,不宜早用血分药,以免引邪入血或动血伤络;如邪在血分,而仍用气分药,则易耗血伤津;若气血同病,则应分清主次及比重,选用方药。


先生对于外感病,“着重辨别气血、虚实和表里”。辨气血,如前所述是分清层次。辨虚实,即考虑邪正关系,如正气素亏外感风寒者,不宜单投发散之剂,致使表虚不固而正愈虚,治应扶正祛邪。辨表里,即详审表里比重,他认为外感热病,必内有蕴热方易招致外邪,若无内因,仅有外因则多不能伤人;因此,治表证不可只知发汗,尤当注意清里,应在“解”与“清”二字上权衡轻重,故自创七解三清(即解表和清里药味之比例为七比三,余此类推)、六解四清、半解半清、四解六清、三解七清等法,务使用药时表里比重恰当。


先生认为,治外感病,贵在驱邪外出,切不可闭门留寇。外邪出路有三:汗及二便,即在表多以汗解,在里多以二便而清。临证时要掌握好时机,若过早使用寒凉、粘腻之品,势必导致邪无出路,引邪入里;而过汗则津伤,过下则正衰;若能引邪由膀胱水道外出,则较为妥贴。故先生主张用茅根、竹叶、滑石、荷梗、通草、车前草之类,既不伤津又可清热。或以“栀子伍豆豉,生石膏伍薄荷、桑叶,黄芩伍(荆)芥穗’等,亦可达到既解表又清热的目的。


先生临证时常参考西医的诊断,对于西医诊断的某种病,根据其临床最常见的症状和体征,运用中医的理论和方法,归纳出主证和主方,在辨病(现代医学疾病)的基础上,再针对每个病人的具体情况辨证施治。归纳其提出的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方法,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步骤:


以病分证:以现代医学疾病分类学为纲,根据各种疾病的临床表现,运用中医理论,总结出疾病的主证,作为现代医学某种病的证候提纲。


循病求方:在以病分证的基础上,根据这种病的主证,拟定出治疗的主方。

病证结合:临床上遇到患有这种疾病的病人,要结合每个病人的具体情况进行辨证,对主方进行补充或修正,做到病证结合。


先生运用这种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方法,不断探索西医学各种疾病的中医治疗规律。如对于冠心病心绞痛,他从辨病的角度抓住心绞痛的主证“皆属血行不畅所致”,进而总结出以丹参、三七为主药的治疗主方。临床证明,以丹参、三七为主药的中成药“丹七片”和“复方丹参片”,对冠心病心绞痛的治疗确有较好的疗效。先生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对于西医学中的一些常见病,如高血压、支气管炎、糖尿病、肾结石、胃溃疡、肝硬化等,均在找出主方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发展为治疗这些疾病的验方,并将其中有卓效者制为成药,直接采用其所治疗的病种的病名命名。如:气管炎咳嗽痰喘丸、高血压速降丸、神经衰弱丸、感冒丹等。这些药至今沿用不衰。


施今墨先生认为,中医学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不能“各承家技,始终顺旧”。只有贯通前人理论,敢于突破,才能推陈出新。他认为中西医结合是促进中医学向前发展的一个很好方式,他曾写到:“吾以为中医之改进方法,舍借用西医之生理、病理, 以互相佐证,实无别途。”中医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几千年来一直是依靠感官运用望、闻、问、切的方法进行诊断。若借助现代的科学技术,将大大推动中医学的发展。他曾在诗中写道:“光电声波同位素,也应采取入医经。”表达出欲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医的意愿。另外,他认为中医的标准化、规范化也是发展中医所必须的,而规范化首先要从教材做起,因而大力提倡编辑中西医通用书籍和编辑一种广泛的标准的中西医药大辞典。


先生认为中医病名较为繁杂,不利于中医的标准化和规范化。他打破传统,率先把西医病名引入到中医学领域之中。1940年出版的《祝选施今墨医案》一书,就是按照当时西医对疾病的分类和命名编辑的。晚年他更主张以现代医学对疾病的分类学为纲,统一中西医病名。先生认为中药剂型改革也是中医革新的重要内容。他曾自办小型中药厂,进行中药提炼改良的试验。


施今墨先生用药灵活,既使用有常规,又善出奇制胜。如用绿豆衣治消渴,绿豆芽配大豆卷治黄疸,五倍子治蛋白尿、自汗和月经过多等,柿蒂、香菇伍木瓜治尿频、尿失禁,血余炭治尿结石及痢疾,连皮花生米消尿蛋白或下乳汁,黑芥穗治产褥热,麝香、樟脑伍乳香治阳瘘及男女性欲淡漠,海浮石佐鱼枕骨治癃闭等,用药奇特,效如桴鼓。


先生尤善双药合用,世称“施氏药对”。药对偶合成双,有寒热并用、有表里组合、有一阴一阳,有一气一血等配伍形式,或相须,或相制,旨在切合病情,提高疗效。如鹿角配龟板、桂枝配白芍调和阴阳;黄芪佐当归、柴胡佐白芍调理气血;柴胡对黄芩、山栀对豆豉表里合治;龙胆草伍细辛、黄连伍干姜温凉并进;黄芪合山药、苍术合玄参刚柔互济等。


参考文献:略。



[本文来源:《北京中医》2006年6月第25卷第6期。由中医传承辅助平台(TCMISS2014)编校发表,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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