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同人文精神之发展的第一阶段，乃孔子以前之一时期；此时期我们可称之为中国人文精神表现于具体文化之时期。在此时期中，严格说并没有多少人文思想。但是中国文化之根源形态，即在此时期中确定。此形态即为人文中心的中国后来之人文思想，亦多孕育于此时期之中国人之心灵中。此所谓人文中心，不是说此时期人之宗教性信仰不浓，亦不是说此时期之人对于自然不重视。重要者在对宗教性的大帝与对自然物之态度。这只要与当时印度。希腊文化情形一比，便完全明白。人对自然物，简单说有三种态度。一种是利用厚生的态度。一种是加以欣赏或以之表现人之情感德性之审美的艺术态度。一种是视之为客观所对，而对之惊奇，求加以了解的态度。只有第三种态度，可产生纯粹的客观的自然思想。而此则是希腊之科学与自然哲学之所自始。这个态度所生之思想是直倾向自然，而初是趋于忘掉人自己的。据说希腊之第一个科学家兼哲学家泰利士，曾仰观天象而掉落井里。又说有一哲学家看了天上太阳，于是想道：如果他能到太阳中去，而知太阳之构造，虽葬身烈焰，亦所不惜。这才是真倾向于对非人文的自然的思想，而不惜姑忘掉人自己的精神态度。这种态度，正是中国古代人所缺乏的。中国古代人对物只偏在利用厚生的态度与审美的艺术态度。中的古人主要是依此二态度，成就其文物之发明与礼乐生活。中国古代的圣人，如伏羲、神农、尧、舜，皆兼被视为文物之发明者，人伦政制之订立者。以文物或利用厚生的工具之发明及制造之多而精巧上说，在二百年前，中国实超过于西方。但这却不能证明，中国文化原是重自然思想富于科学精神的。这是我不能同意一些朋友的意见的。因为真正的自然思想或纯科学精神，是应为了解自然而了解自然，为求真而求真的，此即希腊哲人之所以看不起技术工作，亚基米特之羞于记述其所发明之器物。反之，中国古代之重文物或利用厚生之工具之发明，却可证其缺乏纯粹的自然思想、客观的科学精神。中国古人发明文物或利用厚生之工具，当然亦要对自然用思想。但对其所成之器物，则只视为供人之求生存于自然之用，与成就礼乐与生活之用者。则此思想，根本是人文中心的，而隶属于人文思想之下。
其次，中国古代人对上帝、天、鬼神之信仰亦非不笃。“文王陵降，在帝左右”，即人死后可与上帝同在之思想。但是如印度宗教家之思及人死后之有无尽的轮回，而产生种种如何解脱之思想，明是中国古人所未有。如希伯来人由视上帝有其不可测之独立意志，而生之寅畏，如西方中古神学家，对上帝本身属性、内向动作、外向动作等之讨论，中国古人亦是不了解的。总而言之，即纯视一死后之世界或神界为一独立自存之对象，而对之加以思索之超人文思想，是中国古人之所缺乏。同时，觉人生如幻而不实在之感、在神前充满罪孽之感，亦中国古人所缺。由此而专为神人之媒的僧侣巫觋之地位，亦较不重要。中国古代帝王之直接祀天，而上承天命以施政，以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意”见于“民意”之思想，天之降命于人，视人所修德而定之思想，即使“天”、“君”、“民”与“人之德性”，四观念相融摄而难分。亦即使中国古人之宗教意识、政治意识、道德意识，相容摄而难分。中国古代之宗教思想，亦即隶属于一整体之人文思想中，不能自成一超人文之思想领域。
我们了解中国古代之缺乏对非人文之纯自然的思想，对超人文之死后世界及神界之思想，便知中国文化乃是一在本源上即是人文中心的文化。此文化之具体形成，应当在周。古人说“夏尚忠，殷尚质，周尚文”。因至周而后有礼乐之盛。古代圣人之创制器物。大禹之平水土，表示中国人之先求生存于地上，能制御万物。此中器物之价值，多在实用的方面。在周代有礼乐之盛后，实用器物乃益化为礼器乐器，物之音声颜色，亦益成表现人之情意、德性之具，而后器物之世界，乃益有其审美的艺术的人文意义。夏殷之较重扭鬼神，表示中国人之先求与神灵协调。此时之礼乐，当主要是和神人之礼乐。至周而后礼乐之意义，更重在通伦理，成就人与人间之秩序与和谐。故文之观念之自觉，亦当始于周。文王之谥为文王，与后来公羊家之说“人统之正，托始文王”、《礼记》之说“三年之丧，人道之至文也”、《易传》之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大下”，都当是指周代礼乐之盛所表现之人文中心的精神。
我们方才所引之几句话，都是春秋以后人才自觉的说出的。毕竟春秋以前的人，对其所生息之周代文化中之人文精神，究竟自觉至何程度，颇难说。大约在的周之封建贵族的礼乐之火化，是一生命力极健康充盛而文雅有度的文化。这时人之精神或内心的德性，即直接表现于其义化牛活中。因而自觉反省的思想，亦不需要很多。我现在只引《国语·周语》小一段话，以为此种人文精神之说明。
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义必及利，言智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辩，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和，言让必及敌。……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实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爱也。义，文之制也。智，文之舆也。勇，文之帅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让，文之材也。
此段话之将人之一切德性如敬等，视为属于礼文，并与天等事物连贯而说，正是一种“人内心德性，直接表现于文化生活的精神”之一种最好的说明。这一段话中的思想发生的时间，虽仍不能十分确定，但是我相信，用以说成周盛世之人文精神，当是最切合的。（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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