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进入长安城之前，我们先对这座古城有个大致的了解。
西安位于东经107.40度～109.49度，北纬33.42度～34.45度之间，东西刚好是两个经度，南北又刚好是一个纬度。好像一个巨人，一只脚已经踩进属于华北地台的黄土高原，另一只脚却还停留在秦岭地槽褶皱带上，这一步便跨了一百多公里。高耸的太白山峰是他的头顶，海拔3767米；而他落脚的渭河河床海拔仅有345米。在他的身下，厚重的黄土和浑浊的渭河共同养育着天下独一无二的渭河平原，也叫关中平原、关中盆地。
所谓“关中”，因其四面八方皆“关隘”而其居中之意。各关隘中，最重要的也是最有名的，东边是函谷关、潼关，可直入中原；西面是河西走廊，由此通向天山南北，再经西亚、中亚与欧洲相通，形成古代丝绸之路的主轴。
古城西安就在渭河流域中部关中盆地的腹地，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这种气候，正适合落叶阔叶植物生长，最常见的树种有杨、柳、榆、槐等。但稍细心些便不难发现，从古至今，唯槐树一枝独放，佼佼殊异。一是数量众多：据2011年9月西安市第三次古树名木普查资料显示，全市十区三县1045株三十多个树种的百年以上（散生）古树名木中，国槐332株，数量第一，占到总数量的近三分之一；二是年代久远：据陕西省林业厅2009年编撰的《陕西古树名木》记载，全省千年以上的古树共计247株，其中槐树50株，仅位居柏树（68株）之后，排名第二。不难看出，三秦大地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生长槐树的地方。
探究起来，不能不从槐的特性说起。
国槐天性耐寒耐旱，这便选中了北方；国槐对土壤要求不高，较耐瘠薄、石灰及轻度盐碱地，但在湿润、肥沃、深厚、排水良好的沙质土壤上生长更佳，这便非关中莫属。唐代诗人白居易在一首名为《庭槐》的诗里描述说：“南方饶竹树，唯有青槐稀。十种七八死，纵活亦支离。”而长安则不同：“我家渭水上，此树荫前墀”。短短几句，已经把槐树的根性说得鞭辟入里，深中肯綮。
追溯起来，长安城栽种槐树，大约始自公元前1057年的西周时期，自此便长兴不衰。但真正大兴土木栽种，一是公元前206年以后的西汉时期，那时的长安城已经有了“槐市”；一是魏晋时期，已经是“长安大街，夹树杨槐”了；再就是公元581年以后的隋朝时期。新城建成，少不得树来装点，槐便成了首选。唐时长安城内存活的隋朝以前的槐已经不多，但却存活着大量的“隋槐”，所以，长安城内最初的槐并非唐代栽种，而是隋朝时栽种，即所谓的“唐槐隋种”。
唐长安城前身是隋大兴城，建于隋文帝开皇二年，即公元582年。说起这座城市，要感谢一个人，即宇文恺，他既是这座城市的总设计师，又是总工程师。整体工程582年6月动工，翌年6月基本完成。工程由北至南，依次先建宫城，为皇帝、后宫及太子居住之处；次建皇城，与皇城隔街相望，主要用于官衙行署及寺院等；最后是外郭城，为百姓以及商住区。外郭城从东、南、西、三面将宫城和皇城包裹，形成护卫之势。城建成，隋却二世而亡，实在是一个短命的朝代，一座新城为他人做嫁衣裳。唐当然却之不恭，并改名为长安城，取“长治久安”的意思。
长安城外城郭一共有二十座城门，东西南三面各三座，其余均在北面。造访这座古城，我们得依循惯例，从外郭城的正门明德门进，整个长安城唯独此门为五个门，中间三个门平时并不开启，行人及车辆分别从左右两个门进出。我自然是从左门进。
进城门便看见一条笔直宽阔的大街——朱雀大街：宽155米，足够称得上宽阔（北京长安大街最宽处也才130米）。明德门北对着皇城的南门朱雀门，再向北延伸即是宫城的南门承天门。此时的我并不不急于进城去，要找一处高的地方将全程眺望一下才好。眺望长安城有两处地方堪称绝佳，一处在城北龙首原，一处是城东南乐游原，我是去了乐游原。
进明德门沿二十多米宽的顺城路向东，经过安义坊、安德坊、通济坊、曲池坊，绕过芙蓉园北墙然后向北，再经过敦化坊、立政坊、升道坊，穿过延兴门街便来到新昌坊，乐游原就从这里拔地而起，与北面的龙首原如巨龙昂首翘尾，遥相呼应。站在乐游原，西北望长安，一座长安城尽收眼底。
但现在早已没有了那种感觉，楼房已经盖到几十层高，遮天蔽日，何况一座城市！可那时却不同，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文人墨客一有不适，便来到这里，登高远眺，慨叹一番了。
但此时的我 却并不慨叹，犹如面对一个千年的棋盘，逝者如斯，而我只是观者。白居易曾这样描述他：
《登观音台望城》
“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
遥认微微入朝火，一条星宿五门西。”
想见一下:那是一千多年前的一个拂晓，正是上早朝的时候，诗人来到乐游原东不远处的观音台上眺望。原下的长安城如一个硕大的棋盘隐然可见……诗人为什么会这么早来到这里，我们无法得知，但我们却很容易由此联想到比他小三十岁的另外一位诗人在傍晚时分，站在乐游原上的另一番慨叹：
《登乐游原》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不用说，这是李商隐的一首诗。两位诗人孰先孰后来到这里并不重要，但两人一早一晚、一东一西在这里吟诗长安城，却无疑为这座古城陡增了浓浓的色彩。
长安城南北长约8公里，东西长约10公里，总面积约84平方公里。城内由纵（南北向）11条街、横（东西向）14条街切割成一个个东西略长、南北略短的长方形“豆腐块”，叫“里坊”；这样的“豆腐块”一共是109个（当然，内里的宫城和皇城不在其中，且随着年月的变更，数字有时会多几个有时又会少几个）。“里坊排列整齐，规则划一，十分有序。《长安志》卷七写道：‘皇城之东尽东郭，东西三坊。皇城之西尽西郭，东西三坊。南北皆一十三坊，像一年有闰。每坊皆开四门，有十字街，四出趋门。皇城之南，东西四坊，以像四时；南北九坊，取《周礼》王城九逵之制，隋《三礼图》见有其像。街坊但开东西二门，中有横街而已。盖以在宫城直南，不欲开北街泄气以冲城阙。棋布栉比，街衢绳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引自肖爱玲等著《隋唐长安城》）字里行间一股傲气，一派霸气。当然，就每个“豆腐块”来讲，有大有小，总体上讲，朱雀门以北的“豆腐块”要大些，每个差不多有0.78平方公里；朱雀门以南的要小些，每个差不多有0.26平方公里，3:1的比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皇城在城北的缘故，达官贵人如众星捧月般，总是围着皇帝转的，所以人口密度也大。城南大都是老百姓居住，人口密度自然要小得多。这一个个“豆腐块”，便是长安城的最基本单位，四面由土墙围着。土墙内是一个个自成一体的生活区，有街道、巷子，最小的路叫“曲”。土墙外则是一排排沿街栽种的行道树，槐杨榆柳都有，但以槐树为最。紧贴着树的是一行行的排水沟，雨天排水，晴天，残留的水则可以渗入土里滋润道旁的树，一举两得。
其实，今天的西安城亦是如此，一条条大街小巷横东西、竖南北，仍旧是切成一个个豆腐块，而且只要路面够宽，便两旁种树。树种以法桐为多，国槐次之，其他诸如皂荚树、女贞树、合欢树、以及松柏等三十余种树，比唐时多出许多。至于西安的市树取名“国槐”，不用说是因了唐的缘故。
二、
唐时可谓是满城世界满城槐，虽说一千多年过去了，我们无法再现当时的情景，但从古人留下的字里行间，实在可以想象得出当时的风貌。要查文字，不用说，我首先想到的是唐诗。
那是
王昌龄的诗：
“西陵侠年少，送客过长亭。青槐夹两路，白马如流星。”（《少年行二首·唐人咏槐诗集003条》）。
长安道上，蹁跹少年，伴着客人白马流星般奔驰而去，两旁槐树扑面而来。
再看看
沈佺期的《长安道·唐人咏槐诗集029条》：
“绿槐开复合，红尘聚还散。”
显然，诗人正行进在长安道上。是骑着马还是乘着车我们不知道，但肯定不是步行，否则，不会有“开复合”、“聚还散”的感觉。
同样，王维登楼眺望所见亦是长安道两边的槐树：
“俯十二兮通衢，绿槐参差兮车马。”（《登楼歌·唐人咏槐诗集037条》）。
沈佺期是亲临长安道上快马奔驰，王维则是站在高楼登高远眺：长安城内，槐树林立；长安道上，车水马龙，好一派万千气象。
这种感觉
岑参登大雁塔时也体会到了，他吟道：
“青槐夹驰道，宫馆何玲珑。”（《与高適、薛据登慈恩寺浮图·唐人咏槐
诗集062条》）。
韩愈随着从兴庆宫朝贺的京官们归来时同样颇有感慨。车辚辚，马萧萧，
一路上槐树夹道相迎，所乘坐的车马渐渐驶向各自所在的衙署，隐入槐树之中：
“绿槐十二街，涣散驰轮蹄。”《南内朝贺归呈同官·唐人咏槐诗集104
条》。
朝贺归来槐树相送，放朝之时呢？看姚合的诗《同裴起居厉侍御放朝游曲
江·唐人咏槐诗集172条》：
“暑月放朝频，青槐路绝尘。雨晴江色出，风动草香新。”
唐制，凡盛暑、雨雪等，朝官免入朝朝参。不用说，这天正值下雨，不需朝参。于是，诗人约几好友出游曲江，正游时，天却又放晴了，让人好不动兴。
这些诗句无不生动地描绘了唐代长安槐树成行、绿荫蔽日的情景。尤其是当你站在北郊的龙首原南眺，或是立在南郊的乐游原北望，浩浩长安城，你首先看到的不是城内的几十万人口，不是鳞次栉比的亭台楼阁，而是墨色的绿——那就是槐树。槐树高二三十米，树冠浓密硕大，且沿街道两旁而栽，视线之内，一切皆掩于其下。
若此，如果你以为唐人对槐一定是赞不绝口的，那你就错了。《全唐诗》近三千名诗人，近五万首诗作，槐树在其中的地位如何？在查阅之前我是自信的，但查阅之后我不得不承认颇有些失望。笔者粗略统计了一下，提及杨柳的诗近四千首，提及松柏的诗也有三千六百余首，而提及槐的诗只有区区三百多首，即使这三百余首诗里，大多也不过是泛泛地提一下罢了，诸如“宫槐”、“庭槐”、“绿槐”、“青槐”、以及“槐烟”、“槐陌”、“槐影”、“槐雨”之类一笔带过，真正称得上咏赏的诗只有十余首。可见，槐树并没有被当时的大多数文人墨客放在眼里。
想一想其实也很好理解，论质地、品性，槐不如松柏的坚挺、高远；论形貌、体表，槐又不如杨柳的秀拔、婀娜。且看诗人们如何说。
“华山高幢幢，上有高高松。株株遥各各，叶叶相重重。
槐树夹道植，枝叶俱冥蒙。既无贞直干，复有罥挂虫。
何不种松树，使之摇清风。秦时已曾种，憔悴种不供。
可怜孤松意，不与槐树同。闲在高山顶，樛盘虬与龙。
屈为大厦栋，庇荫侯与公。不肯作行伍，俱在尘土中。”（元稹《松树·唐
人咏槐诗集第122条）。
文字直言直白，毫不留情面。
“亭亭山上松，一一生朝阳。森耸上参天，柯条百尺长。
漠漠尘中槐，两两夹康庄。婆娑低覆地，枝干亦寻常。
八月白露降，槐叶次第黄。岁暮满山雪，松色郁青苍。
彼如君子心，秉操贯冰霜。此如小人面，变态随炎凉。
共知松胜槐，诚欲栽道傍。粪土种瑶草，瑶草终不芳。
尚可以斧斤，伐之为栋梁。杀身获其所，为君构明堂。
不然终天年，老死在南冈。不愿亚枝叶，低随槐树行。”（白居易《和答诗
十首·和松树·唐人咏槐诗集第126条》）。
此时，我已经要为槐树汗颜了。
“石罅引根非土力，冒寒犹助岳莲光。
绿槐生在膏腴地，何得无心拒雪霜。”（
张蠙《华山孤松·唐人咏槐诗集第
273条》）。
读至此，我已无话可说。
但若以为我会因此为槐树打抱不平那就大错特错了。人中有豪杰，树中亦如
此。寻常的槐树与不寻常的松柏自然无法相比。但槐树的作用又岂是不寻常的松柏替代得了的。唐诗中，吟颂槐的诗虽然寥若晨星却也并非没有，我最喜欢的有两首：一首是初唐李峤的《槐·唐人咏槐诗集021条》，另一首是盛唐杜甫的《槐叶冷淘·唐人咏槐诗集072条》。
先说李峤的《槐》。
李峤诗的影响远不如他的官来得大、来得久，王夫之《天堂永日地域一日论》说他的诗“裁剪整齐，而生意索然”。但同朝为政的狄仁杰却很欣赏他的文才，甚至向武则天盛夸他的“文章资历”，这并非偶然。在李峤的一百二十首咏物诗中，有一首《槐》写得别具一格:
“暮律移寒火，春宫长旧栽。
叶生驰道侧，花落凤庭隈。
烈士怀忠触，鸿儒访业来。
何当赤墀下，疏干拟三台。”
叶绿叶黄，花开花落，槐树一年年长大。他虽是树，但树也有志向，有抱负。这首诗使我想起了宋代大诗人王安石的那首喻志诗《孤桐》。作为诗来讲，李峤的诗当然差得太远，但作为树来讲，槐却远非桐所能比。究其原因，我想应该与槐的特殊地位有关。槐是树，但在唐时，槐已不仅仅是树了。
槐树在古代是三公宰辅之位的象征。《周礼·秋官》载：“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后，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后。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长众庶在其后。”意思是说周代宫廷外种有三棵槐树，三公朝天子时，面向三槐而立。后人因以三槐喻三公。三公是指太师、太傅、太保，是周代三种最高官职的合称。由此槐便与古代官职有了联系，成了官职的代名词。在古代汉语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槐官相连的名词。如槐鼎。比喻三公或三公之位，亦泛指执政大臣；槐位，指三公之位；槐卿，指三公九卿；槐兖，喻指三公；槐宸，指皇帝的宫殿；槐掖，指宫廷；槐望，指有声誉的公卿；槐绶，指三公的印绶；槐岳，喻指朝廷高官；槐蝉，指高官显贵。此外，槐府，是指三公的官署或宅第；槐第，是指三公的宅第。李峤身居宰相高位，不会不知道这一点，所以在写《槐》时，我觉得他是有一些曹操当年作《龟虽寿》似的情愫在里面的。也正因为此，这首诗便脱了同类诗所在所难免的应酬俗套，而不失为李峤诸多诗中难得的一首好诗。
再看杜甫的《槐叶冷淘》：
“青青高槐叶，采掇付中厨。
新面来近市，汁滓宛相俱。
入鼎资过熟，加餐愁欲无。
碧鲜俱照箸，香饭兼包芦。
经齿冷于雪，劝人投此珠。
愿随金騕褭，走置锦屠苏。
路远思恐泥，兴深终不渝。
献芹则小小，荐藻明区区。
万里露寒殿，开冰清玉壶。
君王纳凉晚，此味变时须。”
现实主义的杜甫做什么事都一板一眼，作诗也不例外。但尽管如拘如束，字里行间却不难嗅出槐的香味来。
说到槐的食用价值，最初，这种吃法还没有进入寻常百姓家。唐制规定：“太官令夏供
槐叶冷淘。凡朝会燕飨，九品以上并供其膳食。”“槐叶冷淘”，其实是一种槐叶汁做的凉面，一开始是作为宫廷食品的。其制作方法，就是采青槐树嫩叶捣汁后渗入面粉调和，切成丝条状，煮熟后放入凉开水中浸漂，其色鲜碧，调以佐料即可食用。这种做法近似西安人现在常吃的菠菜面。不过，唐贞观年间菠菜才刚刚进入中国，能吃到的人不多，大概还舍不得用菠菜做面！
唐代的诗人们很有意思，高兴时想到槐的时候很少，悲寂时却常常想到槐；颂唱赞歌的时候很少提及槐，家长里短的时候却又离不开槐。于是，在平平常常的槐树下，却又堆积了众多的乡愁、离愁和悲秋的诗句。
王维《秋夜独坐怀内弟崔兴宗·唐人咏槐诗集034条》：
“夜静群动息，蟪蛄声悠悠。庭槐北风响，日夕方高秋。”
深秋之夜，万籁俱寂，只有北风吹得槐叶簌簌作响，夹杂着单调的虫鸣声。此时的诗人正在思念着远方的亲人。
王维《送李睢阳·唐人咏槐诗集036条》：
“将置酒，思悲翁。使君去，出城东。麦渐渐，雉子斑。
槐阴阴，到潼关。骑连连，车迟迟。心中悲，宋又远。
……”
李睢阳即李峘，太宗三子吴王李恪曾孙，玄宗时，“杨国忠秉政，郎官不附
己者悉出于外，峘自考功郎中出为睢阳太守。”（《旧唐书·列传第六十二》）这首诗应该写于此时。我们想见一下诗中的情景：两京道上，故人东去。以酒作别，不胜悲愁。而绵延不尽的槐树默默伫立两旁。此时，还有什么树能像槐树这样将诗人的一腔愁绪罩在浓浓的荫翳之中。
最悲的一首是他的《菩提寺禁裴迪来相看说逆贼等凝碧池上作音乐…示裴迪·唐人咏槐诗集044条》：
“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僚何日更朝天。
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安史叛乱，诗人天性软弱又身陷贼营。他既不满于安禄山所谓“大宴凝碧池”的兽行，又无大胆指斥叛贼的胆识，只有一悲而已！如果说《送李睢阳》我们仿佛看到诗人拊膺长叹，恋恋不舍的话，那么此时，我们看到的诗人已是涕泗纵横，泣不成声了。
《唐人咏槐诗集》收录王维诗十二首，其中怀秋诗三首，送别诗五首，这八首诗都紧紧与一个“槐”字联系在一起，我想，绝非偶然。
其他如
刘长卿的“草色愁别时，槐花落行次。”（《题冤句宋少府厅留别·
唐人咏槐诗集052条》）；
孟浩然的“庭槐寒影疏，邻杵夜声急。”（《秋宵月下有怀·唐人咏槐诗集058条》）；
岑参的“濛濛随风过，萧飒鸣庭槐。”（《梁州对雨怀麹二秀才，便呈麹大判官时疾赠余新诗·唐人咏槐诗集060条》）；钱起的“高槐暗苦雨，长剑生秋寒。”（《长安客舍，赠李行父明府·唐人咏槐诗集036条》），无一不是把悲秋与送别与槐连在一起。
唐诗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常常将槐与一个小生命紧紧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蝉”，也叫知了。
蝉在文学中以其品行高洁而称著，或许正因为此，全唐诗中咏蝉诗远远多于咏槐诗，其中最著名的一首骆宾王的《在狱咏蝉》已是家喻户晓，千年不衰。蝉之所以喜欢与槐在一起，想一想，其实也很简单。蝉附着于树是囿于生计的需要，而长安城满城的槐树正好是蝉的绝佳的栖息地，舍此其无二。可惜的是今天的西安城从夏到秋已经很少能听得到蝉儿的鸣声了，文学所见与自然科学往往相悖，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如今满城的槐树少了昔日的朋友，不知可会感到寂寞？不提罢！还是听听古人当时怎么说：
“蝉吟槐蕊落，的的是愁端。病觉离家远，贫知处事难。”
这是
杨凝的一首《与友人会·唐人咏槐诗集090条》。已是入秋之时，蝉儿
叫，槐花落，离人愁。
“黄昏独立佛堂前，满地槐花满树蝉。
大抵四时心总苦，就中肠断是秋天。”
这是白居易的一首《暮立·唐人咏槐诗集090条》。应该是一个秋日的傍晚，
诗人独自在佛堂前站着，即使如此，诗人仍没有超脱、没有忘俗，望着院子里满地的槐花与满树的蝉，满腔愁绪无法开解。
“往年六月蝉应到，每到闻时骨欲惊。
今日槐花还似发，却愁听尽更无声。”
这是诗人
姚合的一首《闻新蝉寄李馀·唐人咏槐诗集·174条》。闻蝉而惊，
望槐而愁，是诗人主观使然还是事实确实如此我们已无法知道。
还有一段因蝉、槐而成诗从而引起白（白居易）刘（刘禹锡）二人一赠一酬一答的趣话：
那应该是一个初秋的傍晚，夕阳西照，晚风习习。白居易忽然听到槐树上传来一阵阵蝉鸣。许是这鸣声勾起他的诗意，忍不住提笔写道：
“蝉发一声时，槐花带两枝。只应催我老，兼遣报君知。
白发生头速，青云入手迟。无过一杯酒，相劝数开眉。”《闻新蝉赠刘二十八·唐人咏槐诗集148条》。
诗毕，诗人又吟了几遍，忽地想起一个人，竟再也坐不住，袖起诗稿，带上
门，骑上坐骑，一路小跑着向刘禹锡的住所而去。
我们知道，白居易不但会骑马，而且有马。有一次出使途中所骑马死，只好改坐轿子：“丧乘独归殊不易”《出使在途，所骑马死，改乘肩舆》；在苏杭任职时，一次与友人骑马踏青曾写道：“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钱塘湖春行》；即使除官不做了，仍旧“有时骑马醉”《除官去未间》。
白居易住于城东延兴门内北侧的新昌坊，顺街由东往西经宣平、永宁、永乐三坊，便到了刘禹锡所居住的光福坊，路程不远，不足十里路，一二十分钟就到。
见老友亲送诗来，刘禹锡也是喜不自禁，看毕，略一思索，挥笔写道：
“碧树鸣蝉后，烟云改容光。瑟然引秋气，芳草日夜黄。
夹道喧古槐，临池思垂杨。离人下忆泪，志士激刚肠。
……”（《酬乐天闻新蝉见赠·唐人咏槐诗集110条》）
白居易见诗，一发收不住，由不得又回了一首：
“开缄思浩然，独咏晚风前。人貌非前日，蝉声似去年。
槐花新雨后，柳影欲秋天。听罢无他计，相思又一篇。”（《答梦得闻蝉见
寄·唐人咏槐诗集152条》）
一个蝉，一树槐，蝉在树上鸣，树因蝉而名，两位大诗人慨叹人生，挽首时
日。但是槐呢，仍旧是那样：在路边上，就笔直地站着，不愧为行道树；在庭院里，则尽量地撑开树冠，荫蔽一院清凉。雨来了遮雨，风来了挡风，日晒了遮荫……
其实，现代化的城市里，槐树作为行道树的作用已经远不止这些：他们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吸滞空气中的粉尘，净化空气；他们还可以减低城市噪音，过滤污水……总之，说他们好也罢，说他们不好也罢，他们自己却是全然不知，他们只是一天天、一年年地长着，向上，向四周，树干越来越粗，树冠越来越大。
三、
槐树就这样即为人们所不屑，又被人们所敬畏；即被人们所嘲讽，又为人们所挂怀。我以为，这应该是有他内在原因的。
我们知道，汉字是象形文字，其显著的特点是字形和字义的联系非常密切，具有明显的直观性和表意性。据说，仓颉当初造字的时候对每一个文字都很认真，力求准确达意。那么，他造了一个在树类大家族可以说很异类的字，无疑，他是在向后人传达一种独特的信息。《说文》里说：“槐，木也，从木，鬼声。”槐的篆体是这样的：“槐”。面对这样一个字，不能不给我们一种神秘、甚至是诡谲的感觉。我们且溯着这个字回到它的源头。
关于仓颉其人说法颇多，但主要有两种：一种说他是公元前四五千年前的“仓帝”，一种说他是公元前二千六七百年前黄帝时代的“史官”。我倾向于后一种。不过，那时还没有官吏制度，他应该是黄帝手下的一个帮手之类的人物。他做的工作应该与文字有关，经他之手将中国现有的文字符号和图画文字统一规整，最终成为系统的象形文字，槐，便是这众多文字中的一个。
说“槐”不能不说“鬼”。《说文》里说鬼：“人所归为鬼。从人，像鬼头。”“鬼”字下面是一个跪着的人，顶着的“鬼头”实际上是一个“田”字形的面具，表示巫师头戴面具所进行的祭祀仪式。
把“木”与“鬼”和在一起，木形鬼声，大概是表达了造字初始时古人对槐树的认识。槐虽不十分高大，却浓密阴郁，且寿长，往往几代甚至十几代人更替下来槐仍旧立在那里，只是树干加粗、增高而已。这便陡增了他对于人的神秘和人对他的敬畏。
西汉初年有一本很了不起的书叫《淮南子》，淮南王刘安聚集门客们编写此书究竟是喻政也好是言道也好，我们且不管。但其中的《淮南子·时则训》一篇，在阐述天人相应的整体观时，将槐树列为代表一年十二个月的十二棵标志树之一。据更早时期的《尚书》里记载，槐树早在西周时已被列为祭祀场所的五方社树之一。如果说，正是槐的内在的和外在的个性将其塑造成一种独特的树种，而成为一种超凡脱俗的树种的话，那么同样是这种特性，又将其从神坛上搬到了民间，从乡村搬到了城市，成为城市行道树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古官街，皆立树以表，“表”即标识，划界之意。自周秦以来，行道树就一直沿用社树担当，究其本意，有些类似“仪仗队”的作用，有一种精神、一种气派在里面。如此，它必须够粗，够直，然后在主干二三米处进行修剪，远远看去，笔直，整齐，威严，否则，京城大道两旁的府衙也就不会被称为“槐衙”了。
长安城的外郭城内纵（南北向）11、横（东西向）14共计25条街并种榆槐等行道树，但槐树明显占有优势，且绵延数百年而不衰。我想，究其原因，除了槐树自身的优势以外，还因为一批懂槐、爱槐之士。唐德宗时就有两位，一位是吴凑，在任京兆尹（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市长）时，有司（相当于现在的园林局）因长安城内有的街行道树比较稀疏，欲移栽榆树补缺。吴凑出面干预，一意植槐，并以此引得后人怀念。一位是时任渭南县尉{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的张造，为保护两京道上的千百棵百年古槐，公然抵制时任度支使（大约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长）的牒文，置皇帝的批示于不顾。两人的爱槐之举因此而流传后世。
其实，唐代还有一位跟树关系极为密切的人我们不应该忘记，即郭橐驼。不错，最初认识他，应该是在中学课本里，号称唐宋五大家之一的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柳宗元笔下的郭橐驼亦实亦虚，似是寓言中人物。而载于元明清期间历经数百年而编撰完成的一百二十卷《<说郛>三种》里，署名“郭橐驼撰”的《种树书》赫然其中。全书共分木、果、谷、菜、花五大类十七篇，近五千字，显然，这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园林工人所为。郭橐驼是否真有其人，这个工作还是交给史学家比较合适，这里不做考证。但由此却引起我们关注到一个新问题：当年，长安城满城蓊蓊郁郁的槐树是怎么栽种的？
纵观唐代，基本没有较为系统的农书。欧阳询的《艺文类聚》算不得农书。武则天时主持编纂的《兆人本业》虽系农书，却无从查考。郭橐驼的《种树书》里没有记载槐树。唐末五代时人韩鄂著有一部地方性的农书《四时纂要》，其中关于槐树的种植也只是摘引了北魏农书《齐民要术》中有关内容。关于种槐是这样说的：
“槐子熟时，多收，擘取数曝，勿令虫生。五月夏至前十馀日，以水浸之，如浸麻子法也。六七日，当芽生。好雨种麻时，和麻子撒之。当年之中，即与麻齐。麻熟刈去，独留槐。槐既细长，不能自立，根别竖木，以绳拦之。冬天多风雨，绳拦宜以茅裹；不则伤皮，成痕瘢也。明年斸地令熟，还於槐下种麻。胁槐令长。三年正月，移而植之，亭亭条直，千百若一。所谓“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若随宜取栽，在直长迟，树亦曲恶。宜於园中割地种之。若园好，未移之间，妨废耕垦也。”
短短的一段话，却既简明又详细：
一、擘取数曝（头一年）；
二、水浸发芽（翌年夏至前）；
三、和麻子种（六七日后）；
四、刈麻留槐（俟麻熟后）；
五、斸地令熟（第三年）；
六、三年正月，移而植之（已是第四年矣）。
时至今日，一千多年过去，槐树的种植技术已经改进了许多，但水浸发芽，易地栽植等方法一直沿用至今。由此可见，早在北魏时期，我国的树木栽种技术已经相当成熟，由此，唐代虽说近三百年时间却拿不出像样的农书也就可以理解了。
生长三年的槐树也只比手指头略粗一些，要“上路”作为行道树还差得远，至少也得胳膊那么粗——即是说，差不多要在十年左右。这样一来，槐树从出苗到成为行道树之间就至少有五六年至七八年的一段时间，犹如我们今天幼儿园的孩子，上中学以前要有六年的小学经历——行道树的小学在哪儿上？我想，应该是在农家院里。农户们把树苗买回去，或数十株，或数百株，房前屋后，院落周围，槐树便如安了家。即使今天西安周边的各县，这样的槐树也是何止成千上万！若干年后，终于有一天，官府下了告示：征树。于是，这些“小学”毕业了的树们便通过各种渠道辗转来到了长安城，成了行道树。俗话说“十年树木”，我想，这树起来的本意怕就指的是行道树。
无独有偶，据碑林区园林局的同志介绍，今天城市行道树的栽种过程与一千多年前却有许多相似之处。农户们把树苗栽种于自家房前屋后及田亩之间，三五年后，当地的一些苗圃或园林公司先行收购，在其地界内进行“假植”（即临时栽种），到了“上路”年龄，便卖给政府的园林部门。其实，园林部门支付的只是钱，整个树苗的运输直到栽种等等一系列过程都由苗圃或园林公司负责。行道树运到城里，栽到路边，这时候才算完成了“定植”。政府园林部门的主要工作是管理，这样既省事，效率又高，何乐而不为！
四、
至此，我想，我们可以去拜谒唐槐了。古城唐槐按编号排名前几位都在小雁塔（官名“荐福寺”），不用说，我们当然是先去拜访他们。
下乐游原，仍回到来时的延兴门街，一直向西穿过半个长安城便来到城中央的朱雀大街，然后由南向北依次是光福坊、安仁坊和开化坊。最初的荐福寺建在开化坊内，这里历来是“潜龙旧宅”之地，隋炀帝杨广即位前曾在这里住过，唐中宗李显即位前亦曾居住于此。至于武则天出于什么目的把这里捐出来作为寺院，且不管它，我更关心的是它后来的命运。开化坊的荐福寺是“奉敕修建”，而二十年后建在南面仅一路之隔的安仁坊内的小雁塔却是宫人集资而建。历史好像有意无意之中与人们开了一个玩笑：官家修建的荐福寺毁于战乱，而宫人集资修建的小雁塔却保存至今，于是，荐福寺只好屈就了小雁塔，由开化坊南迁至安仁坊，两处合为一处。
今天的小雁塔有两个门，一个北门，一个西门；北门古香古色，西门则一派当代气息，我是来缅思古之情的，当然走北门。
走到门口，面对朱红的门廊，尤其是上面繁体隶书写就的三个金色大字“小雁塔”，我总要驻留片刻，直到了然于心，方肯进去。其实，小雁塔的正面应该是南面，坐北朝南，这是几乎所有此类古建筑的通式。虽然原来的正门即南山门已封闭，但既然叫“拜谒”，我想，还是依了旧例从已封闭的南山门由南向北说比较好。
以南山门到北门为中轴线，那么，沿中轴线的建筑物由南至北依次是：南山门，金刚殿址，天王殿址，慈氏阁，大雄宝殿，藏经楼，小雁塔和白衣阁，总长约四百米。如果把九棵唐槐逐一标记其图上，不难看出，小雁塔内的九棵唐槐都分布在中轴线的两侧。东侧现有三棵，间距虽不等，但南北列阵却是对齐的。往西约十米，即中轴线西侧有两列，一列四棵，一列二棵，同样是间距不等，但南北列阵仍旧对齐。我们知道，中国的
古代建筑，无论是宏伟的宫殿、庄严的寺庙、幽静的园林，还是丰富多彩的民宅，都以其独特的
形式语言，打上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其核心便是对称美。那么，首先，小雁塔中轴线西侧有两列槐树，东侧就不可能只有一列，即是说，起码是一边两列；其次，现存槐树的行距基本都是十米，且最小的间距亦是十米，由此推算：由南山门至北门四百米左右的距离，四列槐树，每列应该是四十棵，别处且不说，只中轴线两侧应该有一百六十棵槐树才对，否则，便无法解释这九棵唐槐所处的位置。
这样的一百六十棵唐槐均按照行距、间距各间隔十米整整齐齐地排列在一起是什么样子，如果允许我用尽量少的词语形容一下的话，我会说两个字：壮美！可惜的是，眼前的唐槐只剩下九棵，他们的左邻右舍或是松柏，或是其他什么树，年龄都小得远。最年长的是一棵楸树，充其量也只有八百年树龄，而他们却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长了一千三百年。
我曾请教过园林局的同志，这些树的树龄是如何测定的？热心的他们告诉我，是用同类比照等方法推算出来，像这样上千年的树种，误差应该在百分之十左右。那么，这些树应该是在唐末由开化坊迁来后栽种的。根据十米的间距计算，栽种时树龄至少在二三十年以上。
一晃眼，一千三百年过去，对于人类，这是一个很久远的数字。古往今来，秦皇汉武不说，仅唐朝数百年间就有多少个皇帝祈求长生不老。结果如何？“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去了的，是人；而留下的，是树！但即使是树，能存留至今，也是谈何容易！
唐王朝近三百年里先后经过了六次大的“内乱”，荐福寺毁而南迁小雁塔应该是最后两次的事。古史记载上总要把毁坏的原因归咎于农民起义，其实，对唐长安城破坏最大的是当时朝廷请来的各路勤王的军队尤其是外族军队。没落了的唐王朝犹如一块无人看管的蛋糕，谁都想来分一杯羹。各路军马杀进杀出，一座长安城被践踏得不成样子。还能留下什么？寺院算是清静之地，应该说是被毁坏较轻的，这恐怕就是为什么现今唐槐大都存活于寺庙的缘故罢。但即使如此，也是十去八九，遍地残垣断壁，只剩下一座塔和九棵千年的槐树。对于陨殁了的兄弟姐妹们，存活的槐树们不知作何感想？怨恨？悲伤？或许什么都没有，他们只是默默地看着，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而如今，一切都已烟消云散。
试问：面对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面对今天的我们，他们会作何感想？每次来到这里我都要忍不住这样问，问他们，也问自己。我总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可凝望着小雁塔里残存的九棵唐槐，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就这样从最南头的南山门开始，由南往北慢慢走着，默默注视着：
我首先遇到的是位于金刚殿址东侧的一株唐槐，他的主干早已陨殁，展现其生命的是四个逸出的旁枝。但从他们蓬勃旺盛的枝叶不难看出，他们仍有着强大的根系。这就是树！只要有根在，就会发出新的枝条，另呈一番气象。是的，他们要显得瘦小一些，已经安全没有了千年古树所应具有的威风八面的气势——不知是否因了这个原因，他在西安市绿委会最近一次（2011年秋）完成的全市古树名木的挂牌中，未出现在新名册里！不用说，他是入了另册的，我只好沿用以前的名字来称呼他：“0041”。与他遥相对望的是位于金刚殿址西侧、编了新号的610103135014号（以下均简称后三位数）与015号。014号已是弯腰弓背完全依赖于两根拐杖的支撑了，但不难看出内里的那股子倔强劲！你看他最后仍是曲径向上，昂首仰面，笑对苍天——是的，他在笑！不信你看他那一身浓密翠绿的枝叶，那不是他的容颜！015号倒是矍铄挺拔，仍旧昂然向上着头颅。但干枯了的半边身子谁又知道何时会轰然倒塌？又有什么关系？活了一千三百年，值了！看得出，他是看开了的，该来的迟早会来，由他去。
继续北行走过天王殿址、慈氏阁，在大雄宝殿与慈氏阁之间分布着五棵唐槐：东侧是001与0046；西侧是002、003和004。
站在001号面前我不由得肃然起敬。不管有没有内在的原因，他毕竟是这座古城十八株唐槐的第一株，犹如一列队伍，那站在第一的排头兵总是令人骄傲的。我回头向南望了望那株已被取消了资格的无名氏，从排序上，一号本来应该属于他。但是我看到的是失者淡然，得者亦淡然，他们不像我们人类，并不看重这些。此时的他依赖四周的支撑勉强站立着，但完全中空了的躯干，虬节隆肿，叶稀枝疏，看得出，他已经精疲力尽了。真不知道还能站立多久。阳光，雨露，还有脚下维系了他一千三百年的这片泥土，一切都在变，而不变的是他那颗顽强活着的心，对生的渴望——至于其他，早已置之度外。001号北侧的是0046号——我只能这样称呼他，正应了那句话：“无独有偶”，十八株唐槐里，他是又一株入了另册的唐槐。他的树冠本来是要向东西延展的，不知何时、何故，西面的半臂失去了。我曾为他写过一篇《独臂老人》的文章，当时，曾想过访查一下他“断臂”的缘由。后来放弃了。那缘由知道了又能怎样？徒使听着不快，言者难受。对于别人过去的不幸和痛苦，我想，还是让他尘封着比较好！树与人相比，不能不是弱者，风云变幻，人间世事，他们只能是逆来顺受，活着无言，死亦无言。但看那枝体所告知我们的，我想，怕是写一本书也说不完。002是一位幽默的老人，他似乎在大睁着双眼冲你做着怪相，你看他恣意地踮起脚尖，展开两臂，好像在说：信不信，我要飞！一幅老顽童的样子。我知道，他当然飞不起来，之所以如此不过是想让自己更舒展一些罢了。相比之下，003则含蓄得多。他就像一位早起的老人，微微打着呵欠，轻轻举起沉重的两臂。他不要求那么多，能举起多高就举多高。其实，与其说是他举起双臂，不如说是靠着两边的扶持抬起双臂更恰当。但不管怎样，他是习惯于如此了，自己举也好，别人扶也罢，他反正是要保持这样一种姿势，不管是谁，只要一看到就知道这是他！004则又是一番情景：似乎是有意敞开了衣襟，裸露出瘦骨嶙峋的骨质，你甚至连他的腑藏都看得清清楚楚。是的，这把年纪了，还有什么可顾忌的，想看就看个够吧！他漠然望着天，似乎在探问着什么。但似乎又并非真要知道什么。
过大雄宝殿、藏经楼便是小雁塔的塔身，再过去便是白衣阁。她的西侧是037。小雁塔九棵唐槐里，数他最为健壮也最为潇洒，通体上下几乎没有耄耋老人的迹象，可谓根深叶茂枝壮。我时常惊诧于他的历经千年而不朽，甚至几乎就是毫发未损。怎么可能？凝视着他，我不知道他的内心世界是否与他的外表一样完整——因为我从他的外表上几乎什么也看不出——完全没有岁月侵蚀的痕迹。面对着他，有时我甚至有这样一种感觉，似乎苍老的不是他倒是我。
至此，我算是完成了此次拜谒。但我并没有马上离开，我独自默默地在那里徘徊了好久，直到一遍遍重复的广播声把我唤醒：到了公园下班的时间了……
五、
拜谒唐槐的第二站是碑林博物馆（即唐太庙原址）。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
我舍近求远没从南门直接进去，而是从荐福寺原址即开化坊沿朱雀大街继续步行向北，经兴道坊进朱雀门——是的，我是想好好领略一下朱雀大街的风貌，从一株株槐树底下一路走过去！
进了朱雀门，就进了皇城，这可谓城中之城。皇城又比外郭城高大，外郭城只有五六米高，而皇城高度约在七八米左右。朱雀门朝北正对的是155米宽的承天门大街，也即天街，直通宫城，宫城应该更高些，约在十米左右，但这不是我此行的目的地。我是沿顺城路、即皇城的内城墙根底下往东走，约六七百米便是安上门，也即现在的永宁门（老百姓习惯叫南门或大南门）。到了安上门继续往东，二三百米的样子，依次排列着太庙、中宗庙、文献皇后庙和太庙署。我驻留在原太庙的遗址、即今天的碑林博物馆。我没进馆，因为此行的目的是拜谒唐槐，而这里的六棵唐槐都在馆外。
中国的礼制思想有一个重要内容即崇敬祖先、祭祀神祇，体现在皇城建筑布局上，就是所谓的“左宗右社”。皇宫坐北朝南，那么左边就是东边，是祭祖之地，唐代，这就是太庙。太庙对于封建统治阶级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太庙所在的地方在隋朝时是太府寺玉作坊，唐贞观年间廢玉作坊，於此置太府寺；直到唐玄宗的时候，才正式改建为太庙，作为列祖列宗祭祀的场所。
既然是太庙，松、柏、槐是少不了的。当时移栽了多少，今已无从查考，但好在槐是留下来一些，而且是六棵！幸耶？不幸耶？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年）“朝献太清宫”，“朝享太庙”及合祭天地，赦天下、免地税，即所谓的“三大礼”，以此引出大诗人杜甫的《三大礼赋》，即《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这是题外话。但我推想，当时这里一定很热闹，也很隆重。可惜，好景不长，太庙在此后不久发生的安史之乱中被焚毁过一次，“时太庙为贼所焚，权移神主于大内长安殿，上皇谒庙请罪，”（《旧唐书·本纪第八·玄宗》），可见，被毁坏得一定不轻。
碑林博物馆南侧正对着南城墙，中间夹着一条东西向的街叫“三学街”。三学街不长，东起柏树林街，西到书院门，不足二百米；也不宽，只有七八米。但却有些来历。他由东至西分别贯穿了咸宁学巷、府学巷和长安学巷三条形成于明清时期的小巷子，“三学街”由此得名。博物馆外南墙中段是两个约两米见方的大字“孔廟”。其实，这是原孔庙的照壁墙，建于清末民初，晚得多。唐时孔庙先是在外城郭的务本坊。唐末迁都洛阳后，留守将军韩建收拾残局，放弃了长安
外郭城和宫城，以原皇城城垣为基础缩建长安城。在建新城时，韩建为民族文化做了一件好事，将已处于“城外”的“太学并石经”移入城内，置于“唐尚书省之西隅”，即原宫城内。至于孔庙迁于此已是宋代以后的事情。
“孔庙”的东西两侧中规中矩地立着编号为009和010两棵唐槐，间隔大约十五六米。不用说，这以后修建的照壁是倚着那两棵唐槐而建的，不偏不倚，前后适中，似有“大树底下好乘凉”之意。我立在那里，心里默默说，我又来了。
是的，真是“又来了”。
八九十年代在碑林区政府上班，碑林区政府就在博物馆西一百多米的书院门街，几乎天天从这里经过。记忆中依稀总是有几棵十分硕大的树在视线里出没，但那时每天只是上班下班，过来过去，却从没停下来仔细看过，更没认真想过。一晃十几年过去，现在好了，有时间了，真想好好地陪陪他们。其实，说来好笑，因为我的余年要比他们少得多。
两棵唐槐真有些像兄弟俩，相貌体型竟然也差不多，老态龙钟，中空开裂。东面的一棵应该是为兄的，拦腰围了两道铁箍，倚了两个撑木；而为弟的那棵只围了一道铁箍，支了一根撑木。这使我想起身板不好的老人身上穿的铁背心，不舒服，却管用。游人从树底下来来往往，少有人注意到他们。但他们却并不在意，竭力地展开葱绿的枝叶，佑护着来往的行人，勃勃精神，盎然情趣。想见得出，他们曾经在这里寂寞了上千年，而今，世道好了，满眼望去，欣欣生意，叫他们如何不开心！他们虽不是“王谢堂前燕”，但却喜欢这“寻常百姓家”。
正是初夏时节，风和日丽，原想好好呆在那里，静静地跟唐槐说说话，但却不能够，拥挤的人流且不说，只时不时地过往的汽车便使你不得不一会躲前、一会躲后，总不能安神。按说，这应该是“步行街”，怎么会有如此多的车辆？想了想便恍然大悟——这里住着许多住家户，别人的车不能过往，他们的车却任谁也挡不住。不甚宽的三学街两侧摆满了售卖旅游物品的货架，令人目不暇给。卖主吆喝着，游人也是摩肩接踵，不时有人停下来拿起一两件物什搞搞价，于是便会有引起周围的人的注视，纷纷围拢过来，原来就不宽的路便挡住了，马上响起汽车的喇叭声，好不热闹。
008号在009号稍偏西北十几米处，这是一棵令人望之叹服的树！不但体魄壮硕，且通体上下几乎完好无损，真正应了王荆公所说“岁老根弥壮，阳骄叶更阴”。
心里话，望着唐槐，每每心里总要升起一种担心——他们还能存活多久？尽管知道他们比自己至少还能多活百年抑或数百年。但我是希望他们能一直活下去。我知道这是怎样一个奢望，可却抑制不住自己要这样去想。面前的这棵树可以说完全打消了我的这种顾虑，他好像在拍着胸脯笑着对我说，放心吧小兄弟！还早着呢！是的，还早着呢，我相信！
告别了碑林周围的三个唐槐，往西二三十米处就是“三学”的最后一“学”长安学巷，资料记载这里也有三棵唐槐。果然，远远地，一棵硕大苍劲的槐树已经映入眼帘，这是巷子南口东侧的011号。
这是一棵很精神的树，完全不倚不靠，稳稳地站立着，挺胸昂首。主干三米多处，三个树杈分别向三个方向托上去，是展示，也是拥抱——以树的姿态拥抱！这样的一种姿态他持续了多久？一千多年了！他就这样不变着姿势，随着岁月的变迁，随着年岁的增长，只是延展得更开，托举得更稳。变的是我们，兵燹战乱，腥风血雨，太平盛世，海晏河清。
他的对面应该有一棵标号是012的唐槐，资料记载是在巷子南口西侧，但我却没看见。于是心怀疑窦缓缓向北朝巷子深处走去。巷子中段，我见到了013号。他的身子已经开始向西南方向倾斜，我揣摩，他这样倾斜着至少也有几百年了。未雨绸缪，园林部门恰到好处地在倾斜处架起一根横梁将其硕壮的躯干托起，这令我悬起的心又落了下来。树与人一样，也得服老。该用手杖就用手杖，需要搀扶就得搀扶，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其实，这不过是人类为大自然所尽的一点绵薄之力罢了，而这棵树，庇荫一方热土上千年，人类又用什么来感谢他呢！
离开这里，我继续向北寻找012号，可一直走到巷子尽头也没找到。其实心里知道不会有，资料记载着在巷子南口西侧，我这样一直朝北走，岂不是南辕北辙！但我还是走完了这条窄窄的巷子。唐槐们在这里生长了千年之久，虽然眼前的巷子早已不是当初的模样，但下连着地气，上佑着树荫，这不能不让人产生一种仰慕之意。
折返回来，我又一个门户一个门户慢慢查看，已经又快回到来时的巷口了。一棵千年的唐槐竟然不见！发生了意外？应该不会，前不久去园林局专门问到这里的唐槐，没听说起有什么意外。那是谁隐藏起来了？更不可能！千年的老树，高几十米，树冠展开至少也有百八十平米，谁有这样的能力？一个个设问都被否定了。又走过了几家门户，我正忍不住正打算询问身边的一家住户时，眼前的一幕令我顿时目瞪口呆：
那是路西的一家房舍，一棵粗壮硕大的唐槐被圈在里面。下面是一堵一米多高的女墙，应该是园林部门为保护他砌起的；顶上是一根横梁，应该是属于房屋的一部分。视线过去，像是透过一扇略大一些的窗户去观看一棵室内的古槐——但又不是室内，他分明是在露天；但又很难说那是一座院子，因为树身四周几乎没有空间。他就那样无力地倚着墙壁，艰难地把枝干伸出房顶，费力地吸吮着阳光。
曾经在动物园的笼子里看见过的一头雄狮，他卧在那里一动不动，呆滞的两眼凝视着远方，而对眼前攒动的人群连看也不看。是的，他不屑一看。他有他的世界，他曾是动物之王，而现在……他不堪回首，他已经没有了将来，活着只是苟延残喘而已。眼前的树怕亦是如此。已经看不到生气，只是紧紧贴在这家院落的北墙上——不！其实，应该说院落的北墙紧贴着他的躯干而建。要不是北墙顶上还有一枝尚存，几多稀稀落落的绿叶仍显出些唯有树才有的翠绿，很难注意到这里还生长着一棵树——一棵生长了一千多年的唐槐！他曾经也有过辉煌，有过壮丽，但是现在，他甚至没有了生存空间，只是仰人鼻息。有什么办法？人也需要空间啊！我想，园林部门对此也是无奈罢！总不能让这家住户迁走——谁来出这笔搬迁费呢？他们允许这棵树占有了几平米大的一块地方已经够宽宏大量了，在人面前，万物皆是弱者。眼前恍若出现一位老人，银须白发，老态龙钟，身子伛偻，他已经连踽踽而行也不可能，只能倚着别人的院墙苟延残喘。
不知道什么时候光线已经暗下来，夕阳西下，闷热的傍晚之后会是又一个寂寞的夜晚，老人一如每天所做的那样，默默地站立着，倚着院墙……
我拖着沉重的步子重新回到巷口。
夕阳的余晖正映着三学街两旁的一棵棵槐树，这些槐树胸径都在盈尺之间，怕都有四五十年的树龄了罢。这些年里，虽说不上是风调雨顺，但却是盛世太平，他们就这样恣意地长着，对这里曾经发生的事情他们一无所知。我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我觉得有必要把过去发生过的事情告诉他们——起码是那最后的一幕……
那应该是公元904年（即唐昭宗天祐元年）正月十三日。那天寒风凛冽，雾气弥漫，两京道上，前行的是簇拥着唐昭宗的一驾驾黄家车队，后面则是一眼望不到尾的随迁百姓队伍。耀武威扬的押队头领则是朱温——先叛变了义军领袖黄巢而降唐，后又把持了唐朝朝政欲篡位。此刻，他正率领着军队强行将唐王室成员及长安城的百姓迁往长安以东八百里外的东都洛阳。军吏们的鞭笞声及呵斥声伴着唐朝倒数第二个皇帝昭宗的暗暗啜泣及万千百姓们的嚎啕哭叫声，两京道上，哀鸿遍野，惨不忍睹！
与此相对应的，北面不远处同样是由西往东流淌的渭水河上，无数的房梁屋栋充塞河道，默默地向东飘去，一座长安城几乎被拆毁一空。人流就这样携家带口跟着没落到皇帝走了一个多月，河水就这样载着房梁屋栋绵延不绝地流淌了一个多月。如果说唐长安城是毁于战乱，那么，最终置他于灭顶之灾的便是这次东迁——一座曾经盛极一时的唐长安城尚残存的一部分精华就这样顺着两京道、顺着渭河消失殆尽，从此不复存在。
六、
我的唐槐拜谒之旅始于“官槐如兔目”之时，即春夏之交，我先后拜访了居住在小雁塔和碑林的十五位老人。可是古城还有三位老人，我却迟迟未能参拜。为什么？我也说不清，不是懒惰，更不是忘却，那三位老人的模样我虽然没有见过，但他们的名字和住所却时时萦绕于心。
这期间我绕道银川去了一趟兰州。不知是巧合还是约定，陕甘宁三省省会城市的市树竟然都是国槐。不止如此，国内城市市树为国槐的竟有二十几家之多，如此之多，怕是踞于我国城市市树之冠吧！
唐人李绰（一作李淖，当是字误）在《秦中岁时记》中说了这样一句话：“进士下第，当年七月复献新文，求拔解，曰：‘槐花黄，举子忙。’”李绰是晚唐时人，比他晚了近一百年的北宋人宋易在《南部新书》中对这句话解释说：“长安举子，自六月以后，落第者不出京，谓之过夏。多借静坊庙院及闲宅居住，作新文章，谓之夏课。亦有十人五人醵率酒馔，请题目于知已朝达，谓之私试。七月后，投献新课，并于诸州府拔解。人为语曰：‘槐花黄，举子忙。’”“槐花黄，举子忙。”短短两句话、六个字，不知者常常不以为意，却不知这两句话是收录在《全唐诗》中的。而这里所说的槐花，不是每年四五月间开的白色的刺槐（也叫洋槐）花，而是七八月间开的黄白色的国槐花。
惭愧得很，写这篇文章以前，几十年里，我竟然没有注意过国槐花，时常看到的白灿灿的槐花原来竟都是洋槐花。而这次终于面对面注视着槐花之时竟然是在异地的兰州。坦率地说，当我看到国槐的花时，最初我是失望的。
国槐的花开得很不整齐，从六月底便陆陆续续开始开花，但直到八月间仍未开尽，不知为何？国槐的花比想象的小得多，差不多只有刺槐的一半，且似乎并不是想象中的黄色，而是白里微微透出点黄；国槐的花很少香味，我曾凑到花的跟前屏住气，然后轻吸，只嗅到淡淡的一缕，稍远些便几乎闻不到；总之，形、色、味几乎都与从唐人文字中看到的迥异。是千年以来的变异？或是退化——抑或是进化？我不知道。也许在兰州是这样，在国槐的故乡，在古长安城会是另外一种模样？
抱着这样的悬念，我一直等到八月中旬。
回到西安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拜访那些老朋友。他们依然故我，说着笑着，享受着夏日的暑热，遮蔽出夏日的阴凉。碑林的六位我没来得及去，但是小雁塔的九位我是逐一看过了的，都开着花，花事与兰州看到的差不多。游人在树下来来去去，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树上开着的花，真的，他们太不惹人注目了，几乎是开在树冠上，非仰起头刻意去看不能看到。而落下的花呢，照例是每天清晨游人到来之前就清扫过了，踪迹全无。
大雄宝殿前面的五棵相对比较集中些，但是花虽然都开着，站在树下的我仍然闻不到花香。
槐树们似乎并不在乎这些，尽管说着自己的话，冷落的倒像是我，颓然呆在那里不知所然。但是我很快就从这种失意中恢复过来，其实，他们是不需要人们关注的，他们已经这样生活了一千多年，什么没有见过，什么没有经历过。如果说需要什么的话，他们除了阳光和水分，还需要什么呢？而我毕竟是世俗中人，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差距。想到这里，我不再沮丧。
我想，是到了该去拜访古城最后三位老人的时候了.这么想着，可去的时候，已是仲秋时节。
照例是按图索骥，根据碑林区园林局的同志提供的资料，以我住的小南门为坐标，剩下的三棵由近及远也即由西往东依次是端履门什字东南角某家属院内的016，东关南街中段大新巷的006和兴庆宫公园西门外卧龙巷的007。路程并不远，最远处也就十几里路。我是骑自行车去的，先去了最远的那一棵。
大约半个小时，我已经站在了树底下。
像所有的唐槐一样，他们都被池子围着，有的是砖，有的是木栅栏，眼前这棵是石头。树干约三米高处挂着绿底白字的身份牌,隐约可辨认出610103135007，一共是十二位数。61指陕西，01指西安，03指碑林，1指古树，35指国槐，007为该树的编号。每次见到国槐身上挂着的这个绿牌子我都要忍不住轻轻地读出来，心里一股暖暖的感觉，因为前六个数字与我的身份证号是一致的，即是说，我们都生长在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这么大的中国，我竟然有幸居住得离唐槐这么近！
这是一个仲秋的午后，阳光暖暖地照着，巷子里很静，只是偶尔有行人经过。他正向南稍微倾斜着身子倚在身后的一座两层楼的墙上。
他张开枝叶，让他们尽量多地吸吮着阳光；他眼睛微微闭着，轻轻地在呼吸，显出很疲惫的样子。我没敢打扰他，只是在他身边不足一米处仔仔细细地端详，极力将他身上的每一道裂纹、每一个虬节、甚至每一个疤痕都印入心里。是的，这是我熟悉的肤色，熟悉的纹络，熟悉的气味，不熟悉的是他的身形体态，我们还是第一次见面。关于他，资料上是这样记载的：“目前树木生长态势情况：主干中空，南主枝萌生枝较多。”其实，他何止是中空啊！几乎是从中间开裂开了，南半部分倚着那座二层的楼房墙壁，北半部分已经干枯，没有了枝叶。粗大的半边主干虽然已经分离开，但他仍舍不得离去，可以看出，他是在努力向南靠近着，远远看去，他们仍旧是一个整体。
我就这样默默地望着他，我没敢打扰他，让他睡吧，我下次再来。
离开卧龙巷往西，拐几个巷子就到了大新巷，远远就看见一棵粗大的槐树如鹤立鸡群在那里立着，不用说就是他了：610103135006。
同样是东西向的巷子，同样在路南，南侧同样是房子，不过这次是一间简易平房，垣墙还不及树冠，还倚靠不上。不过也无须倚靠，他结结实实地杵在那里，几乎是垂直地向上挺立着，枝干恣意地向四面八方神展开，扎扎实实，郁郁葱葱，很难想象这是一株生长了千年的老树。有了绿荫就有了生气，树下正有四五个人围成一圈打牌。这样的时节这样的树下三五好友这样围坐着，我想，无论做什么都会是非常惬意的罢！每天一睁眼就能看见这样的一株大树，他就像一尊神祇庇佑着你，你随时都可以零距离与他聊天说话，嗅着他身上散发出的浓浓的木质气味，捏一把他根部松松的泥土在手里搓揉着，再任其像水一样从指缝间流回去，我觉得，这样的意境是可以让人醉的。
离开他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愉悦的，初时心里郁结的阴霾已渐渐褪去。
还有最后一株唐槐了。其实也就十八棵唐槐，也就分布在碑林区不大的范围内，而我却断断续续地用了近半年时间。不过，我总算就要结束这次拜访唐槐的行程了，我长长舒了口气，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告别了老人，顺着环城南路一路西行，大约五六里的样子便来到文昌门。进文昌门一直朝北，走到与东大街交汇处的“端履门”，他就在十字东南角西安高中家属院内。
这是第十八株唐槐，也是我拜谒行程的最后一站。我走着，不知怎么竟有一种紧张感，而且越往前走这种感觉越强烈。他会是什么模样？健硕还是羸弱？会让我喜悦还是会让我难过？我一点不怀疑园林部门对唐槐的保护，能做的应该说都做到了，其实，唐槐们剩下的旅程也就是听天由命了。
路上我碰到一位老人，他热心地问我找谁？我说去看院子里的一株唐槐。他一听高兴了，滔滔不绝地对我述说起来。老人说这里曾是西北大学的原校址的一部分，当年鲁迅先生就在这株大槐树下讲过课……
西北大学始建于1902年，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鲁迅先生来西安讲学是1924的的事，当时同行的还有北京大学、北师大、南开大学以及东南大学的数位著名学者、教授。听着老人的话，我的心热了，按捺不住迫切的心情，恨不得一步就跨到唐槐跟前。
进了家属院，老人用手一指前方，“那就是老槐树了。”
我顺着老人指的方向望去,其实已经离我很近，只有七八米远，我竟然没有看见！因为一路走来，我的目光始终上举着，迄今为止的所有槐树，不管长得如何，树冠起码都在一二十米高。而眼前的这株槐树竟然只有五六米高，我惊讶地张口结舌半天说不出话来。
如果仅以通常我们所认为的“树”的概念来衡量他，那么，很难说他是树，他实在像是一个只有五六米高的硕壮的木桩杵在那里。这令我想起了神话中被黄帝砍掉头颅的刑天。你看这棵树，没有了头颅，但仍旧那样俨然站立着，那顶部被砍断的几个桠杈，谁说不是他舞动着的干戚！但他实实在在是一株树！尽管生命如斯，他还是努力地——不是从枝干上而是直接从主干上生出枝叶，这看着似乎不协调，但谁又能说这不是槐树的枝叶呢！一棵树死了，他便没有了任何价值，会被人们连根挖掉，这块地方会立即夷为平地，什么也没有，好像这里从来就是这样，没有人会记起这里曾经有着一棵槐树。但是，它却活着，枝不多却挺立，叶不茂却翠绿，他凭着他们证明着自己的存在，维护着自己的尊严！在他的胸前，端端正正地挂着一个绿底白字的牌子：610103135016！我不由肃然起敬了！
七、
从端履门返回时我忽然觉得心里空落落，像是失去了主心骨，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我知道是时候我该离开了，但是我不想离开的那么快，于是，我不再骑车子，我选择了走。带着满脑子的唐槐，推着自行车出文昌门沿环城南路向西，经过南门继续向西再走到朱雀门，这时，我又停下来。
我的北面是雄伟壮观的朱雀门，我的南面是笔直宽阔的朱雀大街，这个以上古神话传说中的四大神兽之一“朱雀”命名的城门和大街又把我拽回了唐朝。当时的朱雀大街南对长安城外城郭的正南门明德门，北接宫城正南门外的承天门大街，是整个长安城的南北中轴线，长安城由此一分为二，街东归万年县辖,街西归长安县辖。朱雀门是皇城的正门也就是皇上出入的南门。当年玄奘西行十八年归来就是在朱雀门下举行的盛大欢迎仪式。记忆里，当时除了喧闹的人山人海以外，就是街道两旁一眼望不到头的树海，大小街道尽皆槐树，葱葱郁郁、绵延不绝。今天的古城西安虽然名国槐为市树，虽然有数十条大大小小的街道路两边种着国槐，但是，最整齐、且最长、最阔的一条无疑是朱雀大街！
我就这样望着，走着，眼前展开的是不尽的中国槐。
注一：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受到西安市林业局、西安市碑林区市容园林局、西北大学文博院、西北农大及小雁塔文管所部分同志和老师的热情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注二：笔者所拍十八棵唐槐的照片上传于本博相册里，欢迎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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