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尺牍的书法审美 
王羲之被人们尊称为书圣，他的书法是古代书法艺术的杰出典范。在王羲之之后，他的作品自然成了学习书法的最佳范本，后世成功的书家无不受惠于王羲之的滋养。《唐人书评》说他:“羲之书如壮士拔剑，奎水绝流。头上安点，如高峰坠石;作一横画，如千里阵云;捺一堰波，若风雷震骇;作一竖画，如万岁枯藤;立一倚竿，若虎卧凤阁;自上揭竿，如龙跃天门。”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的书法更是非常推崇，他亲知撰写《王羲之传论》。李世民得到王羲之《兰亭序》真迹后，曾命弘文馆冯承素等人响拓了数本，分赐给皇太子、诸王近臣。唐太宗称赞王羲之的书法:“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非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霭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己。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
最能代表王羲之书法成就的要数他的行草书，其书风清新自然、技法高超，格调高雅。王羲之的《兰亭序》被后人称之为“天下第一行书”，但王羲之传世更多的行草书作品大都是他平时所写的便条、信函，即“尺牍”。其较著名的是《姨母帖》、《二谢帖》、《孔侍中帖》、《得示帖》、《频有哀祸帖》、《丧乱帖》、《十七帖》等。
第一节 丧乱帖
《丧乱帖》、《二谢帖》、《得示帖》共裱于一轴，为白麻纸本。此帖唐时流入日本，现藏日本皇室。
《丧乱帖》是人们熟知的名帖，为唐代响拓，摹填水平极高，反映了真迹的精神面貌。
此帖书写的主要内容是“先墓再离茶毒”，“离”通“催”，遇难之意，先墓遇到极其残酷的灾难，引发了感情的波澜。起初情绪尚能控制，比较平静，字势凝重，工整。当写到“号慕摧绝”、“哀毒益深”时，悲痛与愤慨的心情难以抑制，便“痛不欲书”了;写到“痛贯心肝”时已“意不在字”了;写到“痛当奈何奈何”时便逸笔草草，连笔而书。在这里我们看到由行入草的全过程，从《丧乱帖》中可见遒劲、浓郁的右军风骨，书帖的前两行有遒劲、浓郁之美，后六行这种美被惨淡之美所代替了，这是由于感情的变化使然。
在书法上由行入草并不难，但如何处理，这并非单纯的感情的驱动和摧化所能奏效的，《丧乱帖》由行入草是一个渐变的过程，“痛当奈何奈何”，“奈何”两字写得很草，但只有前面一个自的大小看上去并不突兀，然后随着情绪的变化，草的成分逐步加大，到了最后两行已不见行书的踪影，全变成草书了。观其全幅显得和谐统一。从表面看，王羲之信笔而书，并没有预先在布局上可以安排，但以他的功力和修养一出手就包含许多成功的因素，这就是所谓的“功到自然成”了。
《丧乱帖》有些自有明显的倾斜之势，“势如斜反而直”，如“茶”、“当”，但颇有分寸，不失平衡，险峻疏朗，拙中生美，使人感到一种大家风范。通篇文理兼优，短小隽永，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第二节 十七帖
《十七帖》是一部汇帖，以首帖开始二字“十七”名之，共一百三十四行，一千一百六十六字。其中一些帖有临摹本传世，如《远宦帖》、《游目帖》、《瞻近帖》、《龙保帖》等。《十七帖》的内容都是王羲之写给当时东晋名士好友的信札，这组信札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很早就受到高度的重视。唐代张彦远的《法书要录》之《右军书记》一文，共收王书三千余纸，四百六十五帖，而将此贴冠于诸卷之首，并赞其为“煊赫著名帖也”。宋朱熹说:“《十七帖》玩其比一，从容衍裕，而气象超然，不与法缚，不求法脱，真所谓一一从自己胸襟流出者”(《书林藻鉴》)《艺舟双揖》说:“右军作草如真，作真如草，为百世学书人立极。”
《十七帖》是称情疾书的尺牍，通篇不假修饰，结构在疾书的情状下随势生发，随即变化。技法与才情，理性于感性，自然地融为一体。此帖笔法提按转折，一波一磔的笔画来龙去脉十分明确，用笔不激不厉，超逸悠游，结字凤翥鸾翔，秀逸优雅。其点画在“举手投足”上温文尔雅，从容潇洒，没有夸张与唐突的姿态，有蕴藉之美，而不会一览无余。
《十七帖·朱处仁帖》第一行字字独立，首三字字形较大，字距较宽，形成一种相对独立的片段，“今所”二字以下字距紧密，节奏短促有力。第二行，节奏稍快，开始“书信”衔接，结束“足下答”三字一笔书，中间几字独立，形成三个清晰的段落组，快与慢相间，欲行欲止；第三行，更为流畅，后四字每两字相连，结束于欢快的节奏中。
《十七帖·知足下帖》第一行的节奏变化最为细腻微妙，像一个技巧高超的跳水运动员，“知”字起跳有力，动作舒展，然后是两组高难度的组合动作，“足下行”先是在空中快速而短促地打出散点，然后“行”字悠扬的舒展着那健美的腰身;“至吴”二字以“吴”字下部雄健的一横分为两部分，“至”字先打出有力的一点，然后是一组快节奏的鼓点，“吴”字一横连带两个有力的折笔之后，是一个短促有力的转笔，上下呼应，转折变换，真像一组团身、旋转、打开、再旋转的跳水动作;“念违”二字以两个独立简洁的动作入水，没有激起半点的水花。
《十七帖·邓竹杖帖》整体来说，点画短促雄健，像天边由远而近的雷声，鼓点间蓄积着巨大的力量。首行字字独立，“邓”字如高山坠石，最为醒目;第二行“士人”与“尊老”连缀，把整行分为四个片段，最后“者皆”二字的穿插、奇正组合，精彩至极;第三行最后“足下”“远惠”四字连带为两组，上面的几字各自独立，呼应第一行的节奏;最后二字一行，戛然而止。
第三节 孔侍中帖、频有哀祸帖
孔侍中帖:《孔侍中帖》和《频有哀祸》，王羲之行书，二帖连为一纸。纸本现藏日本前田育德会，与《丧乱·二谢·得示帖》同为唐代流入日本的王羲之名迹摹本。《频有哀祸·孔侍中帖》在活泼的行书笔意中带有凝重之感。在章法结体上又显示出敬侧取妍的艺术效果。
奈良时代的日本和唐朝往来颇为频繁。此时的日本，正拼命引进中国的各种文物典章制度。中国书法，亦是其重点吸收学习的对象，中国许多宝贵的书法作品由此东渡扶桑。《孔侍中帖》。两帖纸缝间皆盖着“延历救定”朱文御玺三枚。因而可见，它们曾入恒武天皇的内府。“延历救定”即是“延历御府之玺”。延历是日本桓武天皇的年号，其元年为公元七八二年。日本学者考订《孔侍中》与《丧乱》二帖，是《东大寺献物帐》中著录的。此《献物帐》是日本圣武天皇卒后，皇后将其遗物供佛的帐目。圣武天皇卒于公元七二九年。那么，以上王羲之的书迹传到日本时，至少在七二九年以前。这是王羲之书迹传入日本最早的记载。这些书迹，被视为日本的国宝。它们虽是摹本，但其艺术价值却胜过其他传世的王羲之法书摹本。
第四节 破羌帖
《破羌帖》因第三行有《王略始及旧部》一语，故又称《王略帖》，此外还有《桓公至洛帖》、《桓公破羌帖》之称。
米芾在《海岳名言》中曾说“一日不书，便觉思涩，想古人未尝片时废书也。……《桓公至洛帖》，字明意殊有工，为天下法书第一。”桓温收复旧京洛阳是永和十二年(356)八月，帖中云“桓公至洛”，所以书作所写时间经推断是在当年的秋季，当时王羲之已经辞官归隐了，但他仍关心国家大事，对于摧破羌贼，感到由衷的喜悦，《破羌帖》的字里行间流露出振奋的心情。
《破羌帖》共九行八十一字，结字峻美，笔意练达，笔法入神，骨肉相宜，“草书比之正书，要使画省而意存可于争让向背间悟得。”《破羌帖》中的“破”、“禽”仅用两笔写出，笔画简略而形态俱存，特征明确。第一行和最后一行都有一个“今”字，但书写不同，第一行“今”字前的一字是“洛”字，笔画较硬，故“今”字，肉较多，写得较软。而最后一行的“今”字，考虑前后两字的用笔形态，故第一笔写得较硬，以两笔完成此字。这是基于章法和字与字之间对比关系考虑的，“画省”是总体要求并不是一概而论。如果每个字都平均对待笔，画极省略，势必通篇稀稀朗朗显得松散无力。了破羌帖》中的“虞”、“摧”则保留其较多的笔画以便与其他笔画少的字形成对比。
“草书尤重筋节，若笔无转换，一溜直下，则筋节亡矣。”《破羌帖》许多字筋节刻画都非常精采，“贼”字第一笔画近似乎直角笔、力劲健，笔势的转换穷极变化，“求之”两字垂笔特长，连笔而书，气韵生动。“适”字为断句的最末一字，字体稍大，有横断截流之势。
第五节 姨母帖
《姨母帖》纵26.3厘米，横53.8厘米。原裁于唐人摹的硬黄纸本《万岁通天帖》卷中。
从《姨母帖》的帖文知道王羲之是在突然得到姨母去世的消息时，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写这封信的。此帖中的姨母猜测可能就是其少年时的书法老师卫夫人卫铄。
此帖书法风格端庄凝重，笔锋圆浑遒劲，为历代鉴定家所肯定，但此帖与现存王羲之的妍丽流美的书风不尽相同，其结字和用笔都存在较为深厚的隶书笔意，和现在出土的晋代简牍帛书有相近之处。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是王羲之早期的作品。
王羲之的书法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以临摹王羲之的尺牍或师其笔意自成一家的书法名家有隋代的智勇，唐代的虞世南、欧阳询、孙过庭、怀素、张旭;五代的杨凝式，宋代的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的赵孟頫、明代的文微明、董其昌、王铎，清代的刘墉，一直到当代的沈尹默、白蕉等等。可以想见，对王羲之的书法的认识和研究将是民族文化的永恒课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