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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休闲娱乐史上，六朝是一个转折时期。由于思想上藐视传统礼法，偏安江南的上层人士耽于逸侈欢娱，因而许多休闲娱乐行为，被撩去了礼义道德教化的面纱，直接显露出其娱乐人心的本来面目。
六朝指的是中国历史上的六个朝代，对于其分类，史家们说法不一，但大多倾向于先后建都于建康(吴称为建业，即今南京)的中国南方的六个王朝，即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 由于前代的积累传承，六朝的日常娱乐活动，已较丰富，在饮宴、雅集、乐舞、出游而外，还有蹴鞠、投壶、角抵、百戏、弈棋、六博、藏钩、双陆、樗蒲、射覆、击壤等等。在有闲和享乐的星空下，诸多游乐活动在六朝蓬勃发展，一时生面别开。 前朝的一些游戏休闲活动在六朝之际，大多被发扬光大，花样翻新，创意和水平大上台阶，使得社会的休闲娱乐生活空前丰富多样，色彩斑斓。 这里，仅以投壶和围棋为例。 一、投壶 投壶亦称射壶，大约起源于春秋战国之时，由古代的射礼演变而来。“射之余意为投壶，且寓礼焉”，[1]投壶是射箭的“余意”、延续。当时的诸侯贵族们在宴饮之后，要请宾客行射箭之礼，虽称之为礼，更多是娱兴之为。由于有的客人射艺荒疏，于是逐渐改为以箭投入酒壶，多中者为胜，负者罚酒。古代最初的一些娱乐行为，初始并未直追其本质娱人的功能，大多要将其千方百计地纳入礼义的范畴内，“且寓礼焉”，冠以高尚的名头，拔升行为的意义，射礼如此，投壶也不例外，因而，“投壶者，主人与客燕饮，讲论才艺之礼也”。[2] 《礼记》中，专有《投壶》一章，对投壶的仪轨有详细记载，包括宾主的行为、投掷的方式、分数的计算、伴奏的乐曲等等，十分繁缛，仅仅主宾在开投前的反复请让之礼，就足以让人目眩。 投壶之礼，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执壶。主人请曰：“某有枉矢哨壶，请以乐宾。”宾曰：“子有旨酒佳肴，某既赐矣，又重以乐，敢辞？”主人曰：“枉矢哨壶，不足辞也，敢固以请？”宾曰：“某既赐矣，又重以乐，敢固辞？”主人曰：“枉矢哨壶，不足辞也，敢固以请？”宾曰：“某固辞不得命，敢不敬从？”[2] 两汉时期，投壶的娱乐成分增加，但未摆脱“儒术”色彩。投壶是宴饮间常设的助兴节目，“对酒设乐，必雅歌投壶”，[3]投壶的技艺也大大提高。《西京杂记》载，汉武帝时，有一位郭舍人，善投壶，他以竹为箭，将其投入壶中还能反弹接回手中，接着再投，“一矢百余反”，连投百余次不断。这种连投，其称之为“骁”。“言如博之掔枭于掌中，为骁杰也”。他的投壶技巧可当做表演观看，其“每为武帝投壶，辄赐金帛”。[4]这是史有记载的第一位投壶高人。 而真正淡化投壶“儒术”的意味，将其游戏化娱乐化的，是在六朝。 六朝的投壶之娱十分普及，出现许多新技法。汝南的周璝、会稽的贺徽，均能一箭连投四十余骁，贺徽还能在壶外设置障碍，“隔障投之，无所失也”。[5]南齐的竟陵王萧子良，有一次夜间开宴，宾主以投壶为娱，通宵达旦。柳恽技艺精良，一箭连投不绝，竟陵王观看得入迷忘情，以至连朝见齐武帝都迟到了。齐武帝责问他，竟陵王以实告之，这位皇帝顿时好奇心大发，让柳恽当场献技，柳恽果然身手超凡。齐武帝非但没怪罪他们，反而给柳恽“赐绢二十匹”，[6]进行奖赏，可见当时风习和对娱乐的宽容态度。 其他的投壶高手，还有东晋的名士王胡之，其“善于投壶，言手熟可闭目”，[7]能闭眼盲投，技法尤高一筹。富豪石崇家中有女伎，能“隔屏风投之”，[8]说明投壶已不是男子的专利。此时的投壶，多种技法，都奇巧层出，出神入化。 投壶之风，南北朝互涉，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杂艺》记载，当时投壶的花样已十分繁复，“乃有倚竿、带剑、狼壶、豹尾、龙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莲花骁”。[5]虽然具体的投法，我们已无从知晓，但从这些名称中，亦能得知其投壶技巧的五花八门。南朝乐府民歌《华山畿二十五首》中其三云：“夜相思，投壶不得箭，忆欢作娇时。”[9]表现一位女子回想与情郎的欢愉情景，在夜间以投壶来排遣思念之情，却又心不在焉。可见在当时，投壶游艺已然深入闺闱，且愈益大众化。当时的人们对投壶所迷恋并着意开掘的，自然是其消遣娱乐的功能，这也是六朝对投壶活动的重要贡献。 至于后来，人们对投壶所关注的，无不是其娱乐性。唐代诗人李白《梁甫吟》：“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10]李商隐《寄远》：“姮娥捣药无时已，玉女投壶未肯休。”[11]曹唐《小游仙诗九十八首》：“丹房玉女心慵甚，贪看投壶不肯归。”“北斗西风吹白榆，穆公相笑夜投壶。”[12]宋代歌妓赵才卿《燕归梁》：“雅歌长许佐投壶。无一日，不欢娱。”[13]这些诗篇辞章，均是将投壶作为游戏行为来描绘。唐代还出了一位高手薛昚惑，其“善投壶，龙跃隼飞，矫无遗箭。置壶于背后，却反矢以投之，百发百中”，[14]被时人推为绝艺。唐代还有一种名为《骁壶》的乐曲，“疑是投壶乐也。投壶者谓壶中跃矢为骁壶”，[15]很可能是配合投壶活动的音乐。明代投壶技艺更为发展，“今之投壶名最多，有春睡、听琴、倒插、卷帘、雁衔、芦翻、蝴蝶等项，不下三十余种”。更有甚者，“又有天壶高八尺余，宾主坐地上仰投之”。[16]更是增加了投壶的娱乐性。明人苏乐壶，“自幼工投壶”，他“能以己意创出新奇诡名异法至数十种，皆古所无”。其绝技是“双飞倒捲数折而同入”，还能“三矢并投而分中三孔”，又能“背身投矢命中不失”。号称“投壶绝”，“盖其工巧独得，非人所可及者”。[17]投壶技法几乎登峰造极。 魏晋六朝时期，由于投壶盛行，还出现了专门的著述。先是有三国时的邯郸淳，写了篇《投壶赋》，千余言，献给魏文帝曹丕，“文帝以为工，赐帛十匹”。[8]后来晋人傅玄、李尤也写有《投壶赋序》、《壶筹铭》，此外又有《投壶经》、《投壶变》、《投壶道》等等著述，可惜后来均佚亡了。及至北宋，司马光撰写了《投壶新格》，却又板起面孔，极力让投壶重新回到礼治的轨道上来，要通过投壶“治心”、“修身”、“为国”、“观人”等等，使其又蒙上了意趣索然的礼教之气。不过，对司马光的说教，有些人并不理会，兀自“尽日投壶笑未回”，[18]仍是以玩得开心为要。 二、围棋 中国弈棋的历史，源远流长。相传弈棋始于尧，春秋时期，即出现后来演变为成语的“举棋不定”之句。[19]东汉的班固写有《弈旨》，李尤作有《围棋铭》，马融作有《围棋赋》，云：“略观围棋兮，法于用兵，三尺之局兮，为战斗场。”[20]将局中的博弈写得惊心动魄，充满杀伐之气。后来三国的曹摅，西晋的蔡洪，也都写有《围棋赋》。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观人围棋，局坏，粲为覆之”。[21]弈棋者的棋局弄乱了，他能凭记忆复原。他不止是聪颖过人，亦钟情于棋枰。那时还出现了两位棋中圣手，一位叫严子卿，一位叫马绥明，晋人葛洪在《抱朴子》中称：“善围棋之无比者，则谓之棋圣，故严子卿、马绥明于今有棋圣之名焉。”[22]由于围棋容易使人沉溺，也受到非议。韦曜还奉曾为吴太子的孙和之命作了《博弈论》，对弈棋大加责难，称“今世之人，多不务经术。好玩博弈，废事弃业，忘寝与食”，[23]等等，言辞犀利，从反面说明了当时的弈棋之风。但孙和并不偏颇，他不反对娱乐，而且肯定娱乐的必要，称：“人情犹不能无嬉娱，嬉娱之好，亦在于饮宴琴书射御之间，何必博弈。”他只是反对围棋的“妨事费日”，“劳精损思”，[24]这是他的个人看法，也是围棋的负面影响。而颜之推也主张弈棋只应“偶为之”，“不可常也”。[5] 其时还出现分判棋手品级的著作。东晋人范汪撰有《棋九品序录》一书，这是最早的棋品类著作，将棋艺的高低，划分为九品，以第一品为上。 围棋在风雅相尚的六朝，达到一时之盛。东汉时期，棋局为纵横各17道，“合二百八十九道”，[16]至六朝期间，发展为纵横各19道，使得“棋有三百六十一道，故周天之度数”。[25]由此，确定了围棋的最终格局。下棋技法，也更加繁复多端，变化无穷。梁武帝亦亲撰有《围棋赋》，云：“局有众势，多不可名，或方四聚五，花六持七”，[20]等等，棋中方略，随势而变，布局战法，不可胜数。南朝的宋、齐、梁、陈各代，有诸多帝王都迷恋棋局，大大推动了围棋的盛行，弈风所及，气象翻新。棋迷宋文帝与黄门侍郎羊玄保对弈，竟以城郡赌输赢，羊玄保“善弈棋，棋品第三”，结果是羊玄保胜出，果真被任命为宣城太守，此后一路高升。[26]宋明帝棋艺“甚拙”，却嗜之尤深，常召一流高手王抗对弈，王抗十分老到，暗地相让，还佯说：“皇帝飞棋，臣抗不能断。”每每哄得明帝乐不可支，“好之愈笃”。[27]由于醉心棋局，宋明帝还特设了一个围棋州邑，州邑中设“大中正”、“小中正”等官位，由不同级别的棋中高手充任。[28]这大概是围棋与权力结合后最具创意的行为了。齐高帝萧道成，“博学，善属文，工草隶书，弈棋第二品”，[29]看来是六朝帝王中棋艺最高的。梁武帝“六艺备闲，棋登逸品”，[30]也是位棋中俊杰。他仿照前朝齐代的品棋活动，举办了规模空前的全国性围棋大赛，让柳恽和陆云公按照当时的围棋九品制，评定各路参赛者的品级，最终278位围棋精英榜上有名，[6]棋坛一时群星闪烁。这是有史记载的最早的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围棋赛事，而围棋九品制，亦是当今围棋段位制的先声。这位梁武帝，后来还因为专注于棋局，发生过误杀高僧磕头师之事。因棋而如此，可谓极致了。[31] 当时，还出现一些少年即扬名的棋手，褚胤“年七岁便入高品”，长大以后，“冠绝当时”。[26]司马申“十四便善弈棋”，[32]均属于棋中神童。 六朝之际，在炽热的棋风下，出现不少关于围棋的著述，如马朗的《围棋势》，褚思庄的《棋品》，梁武帝的《围棋品》、《棋法》，柳恽的《棋品》等等，有十余种，这些，都反映出当时围棋活动的蓬勃态势。 围棋经六朝发扬光大之后，对后世更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弈风劲吹，许多帝王都精于此道。唐高祖李渊任隋太原留守时，与裴寂下棋，“至于通宵连日，情忘厌倦”。[33]唐太宗写有《五言咏棋》诗两首，称颂弈棋的“怡情静俗氛”之功。[34]唐代自玄宗朝始，还在翰林院专设“棋待诏”这样的职位，延揽围棋高手，陪侍皇帝下棋。[35]唐朝众多文人如王勃、杜甫、白居易、元稹、杜牧、刘禹锡等等均喜爱围棋。王勃“率下四子成一首诗”，连他自己都惊异，称“吾自夺造化”云云。[36]杜甫自称“且将棋度日，应用酒为年”。(《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白居易“兴发饮数杯，闷来棋一局”。(《孟夏思渭村旧居寄舍弟》)与友人兴之所至，“围棋赌酒到天明”。(《刘十九同宿》)自称“送春唯有酒，销日不过棋”。(《官舍闲题》)“为诗多逸气，五彩成文”的李远则因写了“青山不厌千杯酒，白日唯消一局棋”的诗句，不被唐宣宗看好，认为他因棋酒丧志，差点没当上杭州刺史。[37] 围棋娱情怡兴的功能，在唐朝进一步发挥，因而也获得了更多人的喜爱。此后由宋及清，弈棋都是人们休闲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并由此演绎出了道之不尽的棋枰佳话。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生活中风雅文化的代表，“琴、棋、书、画”挥洒尽了人们的文化韵致与意趣，弈棋即为其中一端。而这道绵长的河流中，六朝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六朝以社会上层为倡导，在相对偏安的环境下，于闲暇中公然娱情娱性，对于一些游娱性活动，直追其适心怡兴之内质本义，将其玩得尽情尽兴，其娱乐大当其道的行径，实开前所未有之风气，在中国的娱乐文化史上，涂抹出一道奇异的色彩。 原文参考文献： [1]王汝南.《玄玄棋经》新解·欧阳玄序[M].(元)严德甫，晏天章，辑.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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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红雨 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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