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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唐毛笔制作中的缠纸法

 演山居士 2016-08-10
晋唐毛笔制作中的缠纸法
王学雷

古代的毛笔制作中有一道重要的制作工序叫作“缠纸”,这一工序大概始于东晋时期,并在唐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工序在唐以后的毛笔制作中却不再被采用,传世的相关文献中也鲜有提及,以致后世知者盖寡。北宋邵博称:“近世薄书学,在笔墨事草创”(1),既近如宋人似亦已不能知其详。
记载 “缠纸法”最早,而且最详的文献是托名东晋王羲之的<笔经>>,云:“採毫竟,以纸裹石灰汁,微火上煮令薄沸,所以去其腻也。先用人发杪数十茎杂青羊毛并兔毳,惟令齐平,以麻纸裹柱根,令治。次取上毫薄薄布柱上,(令柱不见),然后安之。”(2)可知,此法是用麻纸束缚笔柱(亦称笔心)根部,再取上等毛料披于其外,最后安插于杆腔。然此法不见于此前的记载,更无实物可资左证。按:史称秦将蒙恬造笔“以柘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披)”(3);汉末韦诞制笔则以兔毫为柱,羊毛为披(4);居延发现之东汉早期毛笔及武威发现之东汉毛笔(5),亦皆以羊毛为披,并不见“缠纸法”之施用。是知此法的出现当在东汉以后。
然而,<笔经>>这部著作后人多疑其非王羲之亲撰,乃假托其名,进而抬高其声价者所为。马衡先生认为:“<笔经>>是否为晋时作品,虽不敢必,而非唐以后所作,则可断言也。”(6)笔者以为,马衡先生治学谨严,不妄穿凿,故出此论。然其著作年代似可提前至南朝时期,而其中所述殆为东晋以来之制笔法则,亦不无羲之言论之记载,绝非空穴之谈耳(7)。故谓“缠纸法”的出现当在东汉以后,隋唐以前,而集中于东晋时期,非不可能也。
今有出土实物可加以参证:1993年6月,江苏省江宁县下坊村的一座东晋砖室墓中发现了一枚长10.2、中宽1.4、中宽以2.5厘米丝帛块束紧的毛笔头(8)。笔者曾撰文考证,认为此枚笔头中间所束的丝帛块即相当于<笔经>>所谓的“麻纸”,其作用与麻纸亦应相同(9)。故 “缠纸法”出现于东晋时期,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

唐德宗贞元20年(804),日本高僧空海随遣唐使来唐,至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回国。就在这短暂的两年里,除了带回大量的佛教经典、文学作品、书
画真迹和文献外,他还带回了唐朝的毛笔及制作技术。其在<奉献笔表>>中就提到了“缠纸法”,并且遵照试作,认为不比唐朝的差:“空海于海西所听见如此:其中大小长短强柔齐尖者,随字势粗细,总取舍而已。简毛之法,缠纸之要,染墨藏用,并皆传授讫。空海自家试看新作者,不减唐家。”(10)其实,至晚在早于空海入唐的半个世纪以前,即日本的天平时代(729-749,相当于唐玄宗开元17年至天宝8年),“缠纸法”就已输入日本的制笔中了,且有实例可寻。被视为日本国宝的,现藏于正仓院的 “天平笔”在制作中就采用了这种制法。据马衡先生考证:“天平时代为我国文物输入日本繁盛之时。正仓院所藏古物,多为唐制,故天平笔之制作,与王羲之<笔经>>所记类多相合。”又云:“此天平笔被毫已脱,惟存其柱,柱根有物裹之,约占笔头之长五分之三,疑即麻纸也。”(11)
“缠纸法”在公元六世纪时于日本毛笔制作中落地生根,并且有实物保存至今,不能不说是一大幸事。更可贵者,二十世纪初,日本奈良地区的笔工犹传其法,日本汉学泰斗内藤湖南即喜用之(12),可惜中国自己的制笔技术中却没能将这一方法保存下来。出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的唐笔,其笔头形制与天平笔极为相似,但其制作细节却无由考验(13)。北宋时期,宣城诸葛氏与陈氏两家自东晋以来世传其业,制笔技术中仍保留了许多东晋遗法,却未见有“缠纸法”的记载(14),可见此法至少在宋代早期即已不被采用了。据<文房四谱>>卷一<笔谱>>所载王羲之<笔经>>中小注的解释,笔柱根部缠纸的作用是“欲其体实,得水不胀”。从理论上说,这一方法应是很科学的,也是很周到的,但实际效果如何,唯有尝试过的人最清楚。那么,这种制作法为什么会在北宋时期的中国本土不再被采用了呢?而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却一直能够保存下来?
笔者认为,这很可能与唐代以后书法风格发生了较大的转变有关,元代赵孟頫就曾感叹: “书法不传今已久,楮君毛颖向谁陈?”(15)书法“古法”的丧失(也即晋唐书法风格的丧失),势必会影响到毛笔制作技术某些方面的转变。因为什幺要保留下来,什么又不必保留下来,本是无须太多理由的,只有实际的需要与不需要是导致其或存或亡的直接原因。“缠纸法”在唐以后制笔技术中的消失,看来并不完全是一种有意的忽视所致,而是变成了制笔技术中的一种“不需要”的工序罢了。作为颇染唐风的日本,此法之所以能够得以很好的保留,亦并非出于偶然,这实与日本民族对传统文化一贯重视与保存的精神有关。而且在实际的书法学习与创作中,日本带有浓郁的唐代风格的传统书风至今仍为一部分人所取法、继承,而用“缠纸法”进行制作的毛笔应是他们最能展现这种书风的书写工具吧?因而,日本有的毛笔制作中至今仍采用此法,正是因为还有这样一部分人的实际“需要”为它的存在提供了一个现实基础。
考察“缠纸法”的产生、演变、消亡及相关的一些问题,目的不仅是为了满足一下我们的好奇心,而更是为了通过对书写工具所发生的某种变化,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理解书法艺术风格的形成与转变。当然,千万不能以此误以为晋唐间的毛笔制作只此一种制作形式,因为还有许多制作技艺目前我们还无法了解,甚至根本不可能了解的。
注释:
(1)<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八。
(2)苏易简<文房四谱>>卷一<笔谱>>。括号内字据<初学记>>卷二一<文部.纸>>补。
(3)崔豹<古今注>>卷下 “问答释义”。
(4)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九引韦仲将<笔方>>。
(5)分见马衡<记汉居延笔>>,<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1977年;<>
三座东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1期。
(6)<记汉居延笔>>。
(7)此点笔者将于另文探讨,此不赘述。
(8)<江苏省江宁县下坊村东晋墓的清理>>,<考古>>1998年第8期。
(9)拙文<东晋束帛笔头考>>,<故宫文物月刊>>第19卷第5期,台北,2001。又载<>
法>>2002年第10期.
(10)空海<遍照发挥性灵集>>卷四。
(11)<记汉居延笔>>。
(12)详见<记汉居延笔>>及傅芸子<正仓院考古记>>四“三仓之概观.中仓下”,日
本,昭和十六年。笔者在近年的日本毛笔制作中也曾见到过类似的制作。
(13)<新疆出土文物>>,129页,文物出版社,1975年。
(14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五、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八。
(15)赵孟頫<论书>>,<赵孟頫全集>>卷五。
2002/4/
载《书法》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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