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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刊推介︱紫禁城现存明代官式彩画分期探讨——从大木梁檩枋彩画纹饰切入的研究

 木头1018 2016-08-11

紫禁城现存明代官式彩画分期探讨——从大木梁檩枋彩画纹饰切入的研究

The Ming Imperial Architecture Paintings and Decorations of Periods --- Focus onThe Patterns on Beam and Purlin of The Timber Architecture of The Imperial Palace

杨红   纪立芳

Yang Hong  Ji Lifang

Abstract: The decorative patterns on more than twenty different designs of wooden palaces of the Forbidden City fully embody the higher attainment that the Ming dynasty achieved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painting and decoration, and witness the evolution of official architectural art over the Ming era. Take for instance the decorations and patterns on the beam and purlin of the timber architecture, the outlined profiles having flowers with petals and blooms are of unique styles of different periods. The architectural painting and decoration was completed in two times ---- early Yongle (永乐) to Hongzhi (弘治) reigns and late Zhengde (正德) to Chunzhen (崇祯) reigns  judging by the styles and ages of them. This research project is of significance for an overview of the historical official architectural decorations of the Ming times.

Keywords: official architectural decoration of the Ming era; beam and purlin; design and standard; pattern

明代是我国建筑史上营造活动频繁,建筑水平高超,存留实物较多的时期。其彩画技术上承宋元,下启清代。且作为中国古代建筑彩画的一个重要时期,明代官式彩画都是由朝廷工部主持营造或派员督造,在纹饰特征、工艺做法、颜色配置方面都规范严谨。从遗存实物来看,除紫禁城外主要集中在北京城及周边城区的帝后陵寝与宗教庙宇中,此外,在青海、湖北、山西、四川等地也保留少量明代官式彩画。

一 紫禁城明代官式彩画分布综述

据现存实物看,紫禁城除澄瑞亭疑为明代苏式彩画外,其余各处明代官式彩画通过品类单一、简略大方的花纹组合和以青绿为主的冷色基调,共同营造出庄重肃穆、沉静雅致的室内空间氛围,有效的烘托了官式建筑的等级和功能。明代彩画主要分布于建筑内檐大木构件梁檩枋部位,这与明代初期建筑多采用“彻上露明造”的做法相关。经实地调查,目前紫禁城内有二十余处建筑彩画有可能为明代原迹。从整体分布来看主要有:①前朝大殿及门庑区,包括保和殿脊檩、体仁阁南朝房、熙和门北庑房;②紫禁城四座城门及附属建筑,午门前檐下金枋、神武门脊檩、神武门内东西值房与东大房;③后宫居住区:东六宫的钟粹宫正殿及后殿,西六宫的咸福宫、长春宫正殿及后殿,储秀宫、翊坤宫、太极殿正殿部分构件;④其他区域:南薰殿、养心殿东西围房、漱芳斋正殿局部构件、英华殿脊檩。

其中五处因位于建筑内檐天花或白樘篦子以上,尚无条件进行实地勘察,主要包括储秀宫正殿、翊坤宫正殿、太极殿正殿、漱芳斋、神武门内东值房。

二 明代彩画纹饰特征分析

明代早期的官式青绿彩画延续了元代彩画的样式与构图,这与明代继承元代的匠户制有关,洪武二年(1369)中央政府曾下令:“凡军、民、医、匠、阴阳诸色户,许各以原报抄籍为定,不许妄行变乱,违者治罪,仍从原籍。”匠户世代承袭匠籍,这使得各造作的工艺传承不会因为朝代的更迭而中断。此外,明初工部对各匠作统一采取“轮坐制”、“住坐制”,统一派遣,各地及京城的官式营建工程也由工部统一设计部署,使得明朝的官式建筑,甚至官式彩画的样式在同一个时期、不同地域基本保持一致。通过对现存彩画实例的分析,我们发现,在不考虑匠作流派的前提下,明代彩画有其自身的演变规律,基本上分为明早期(永乐-弘治)和明晚期(正德-崇祯)两个阶段。正德以后彩画纹饰特征与早期相比发生一定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这种划分是否稳妥还需要将来发现更多的实例来加以论证。

限于明代官式建筑彩画遗存少,且经后世重绘,确切年代多存疑难下定论。我们借助历史考古学的方法,以武当山金殿、瞿昙寺大钟楼、明十三陵大石牌坊三处有确切年代记载的官式彩画为标准器,以北京周边其他明代彩画为旁证考证紫禁城彩画绘制的时间段。

武当山金殿建于天柱峰山顶,全部构件于永乐十四年(1416)在京铸成后,运送到湖北武当山,其彩画为铜铸线刻镏金,完整地保存了彩画原貌〔图一〕。

图一   金殿明间上层大额枋彩画

明早期第二处例证为青海瞿昙寺大钟楼内檐彩画。瞿昙寺是敕赐藏传佛教建筑,始建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后经永乐、洪熙、宣德各朝扩建,除由明朝派官员、太监携资督工外,还有朝廷从京师派来的能工巧匠参与建造,其中隆国殿及大钟楼、大鼓楼建于明宣德二年(1427),保留明代早期的青绿彩画。且明代无修缮记录,大钟楼、大鼓楼上的内檐彩画〔图二〕和武当山金殿彩画只相差11年,风格上又极其相似。因此这两处建筑构件及彩画仍保持其初制时的状态,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确切的年代判断标准。

图二   瞿昙寺大钟楼五架梁青绿彩画

明十三陵主神道南端的彩绘大石牌坊建于嘉靖十九年(1540),其石檩、石枋等上通体雕刻着以旋花为主体的纹饰,这些纹饰的样式、布局与明代木构建筑的彩画形制相同,反映了明代晚期的彩画特征〔图三〕。

图三    明十三陵大牌坊次间大额枋彩画

通过对比上面三个实例发现,明代彩画的方心与找头的尺寸比例变化较大,但没有形成像清代的三停尺寸划分规律,不能作为彩画分期的判断依据;彩画方心纹饰存在一定变化,但时代特征不明显;彩画只有大线轮廓、找头与盒子纹饰在明代不同时期特征都较为突出,可以作为判断的依据[表一]。

纹饰造型

建筑名称

方心大线

找头

盒子

花心

旋瓣

1武当山金殿

三段内弧线型

仰俯莲为底托,其上绘石榴头或如意头花心

二路瓣为凤翅瓣,头路瓣为有抱瓣的旋瓣

四合云盒子

2瞿昙寺大钟楼

三段内弧线型

仰俯莲为底托,其上绘石榴头或如意头花心

二路瓣为凤翅瓣,头路瓣为有抱瓣的旋瓣

柿蒂纹盒子

3明十三陵大牌坊

宝剑头直线型

抽象花心

单线旋纹花瓣

十字别八出旋花

表一   武当山金殿、瞿昙寺大钟楼、明十三陵大牌坊彩画纹饰造型对比分析

以武当山金殿、瞿昙寺大钟楼、明十三陵明大牌坊彩画为参考标准,将紫禁城现存明代彩画纹饰分别从大线轮廓、找头纹饰、盒子纹饰这三个方面加以分析,推断各建筑对应的年代分期。

1.?大线轮廓造型

明代早期彩画主体大线﹝方心端头造型线、楞线﹞固定成二或三段弧线组合的内凹型,角度根据纹饰造型随形设置。明代晚期大线造型先由方心端头逐渐变成一条较缓的弧线内凹型,楞线还是三段弧线组合的内凹型,但是弧线凹度趋于平缓。到了明晚期大线进一步做了演变,方心端头变成宝剑头式的直线形式,楞线变成一条较缓的弧线内凹型,个别建筑方心线与楞线的造型已经成为直线型,成为清初青绿彩画的过渡形式〔图四〕。

图四    明代官式建筑彩画方心端头造型线、楞线对比及演变示意图

2.?找头纹饰

明代找头纹饰分为旋花类和如意头两类,这两类纹饰运用上即可单独组合成序,也可在同一构件之上或同一座建筑的檩、枋构件之间共存,且在明代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征,可以作为年代判断的部分依据。找头纹饰特征和演变过程详见〔图五〕、〔图六〕、〔图七〕、[表二]。

图五    明代建筑彩画旋花找头早晚期对比图

图六     明代建筑彩画旋花花心演变图

图七    明代如意头造型早晚期对比图

表二    明代找头纹饰演进特征

3.     盒子造型

明代早期的盒子外轮廓造型统一为由三段外弧线组成的海棠盒轮廓线,盒子心主要有四合如意头、柿蒂纹造型。明代晚期盒子外轮廓造型由三段外弧向一段外弧转变,盒子纹饰逐渐演变成有规律的整旋花图案,如出现了十字别圆环八出旋花、对如意头八出旋花等﹝图八﹞。

图八    明代盒子造型早晚对比图

三 紫禁城现存明代彩画分期

通过对比分析,紫禁城内具有典型明代早期特征的彩画有四处,晚期特征的有六处,钟粹宫正殿与长春宫正殿天花以上部分保留了明代早晚两个时期的彩画。体仁阁南朝房、熙和门北庑房的彩画则属于明代早晚期过渡的产物[表三]。

表三    紫禁城明代大木梁檩枋早晚期年代分析表

本文是2012.9-2015.12文化部课题12DG31 《明代官式彩画研究—以紫禁城为例》的部分研究成果,并受故宫博物院研究课题资金资助,文中所引用档案文献由课题组成员古建部资料室李燮平先生提供,部分照片由曹振伟先生拍摄,在此一并谨至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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