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一点，北宋9个皇帝中,宋真宗做到了，宋神宗做到了，昏庸如宋徽宗者也做到了。徽宗大兴花石纲，招致民怨沸腾，太学生邓肃于是献了一首讽谏诗，那位红得发紫的蔡京就危言耸听地对徽宗说：“不杀邓肃，恐浮言乱天下（这帽子着实吓人）。”徽宗却说：“这倒是个忠臣！”他只是取消了邓肃的学籍，放归田里。徽宗他可以不听忠言，可以不用忠臣，可以收紧言论自由的大网，但却也坚持着不开杀戒。
不过正是有了皇帝的“窝囊”，才有了北宋政治的开明，才有了“以天下为己任”，“为万世开太平”的读书人。在这样一个赵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时代，宋朝的思想文化空前繁荣，于是，伴随着清扬的宋词节奏，从大宋历史中走出了唐宋八大家中的六大文学家，走出了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等赫赫有名的思想家，走出了司马光、郑樵、马端临、李焘等留下了煌煌巨著的大史学家。大宋成为了知识分子的天堂，也无疑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同时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发展的巅峰时期。也正因如此，陈寅恪才一再推崇“天水一朝思想最为自由。”
宋高宗称帝后，小朝廷飘飘摇摇，但他和黄潜善、汪伯彦一样，都不喜欢李纲，黄潜善汪伯彦们认为“李（纲）好用兵，今招用，恐金人不乐。”金人不乐，竟成为决策的理由！可当时李纲“天下人望之所归者”，南宋小朝廷之所以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李纲“一人而已”，所以，宋高宗迫于当时的严峻形势，不得不任命李纲为右相。
对于李纲在此期间的作用，朱熹曾经这样说：“方南宋建国时，全无纪纲。自李公入来，整顿一番，方略成个朝廷模样。”但是黄潜善和汪伯彦等却千方百计，用各种口实，阻挠和制止李纲大政方针的贯彻，宋高宗也很快对李纲感到厌烦，李纲上任了75天后便被罢免了右相的职位。
宋高宗杀陈东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按中国古代的传统政治伦理，杀戮名士是要背上恶名的，所以黄潜善、汪伯彦都纷纷为自己开脱。黄潜善曾经对宋高宗说，如果不杀掉陈东等人，恐怕又会有靖康年间那样上万人伏阙上书的事情发生，以此激怒宋高宗，但此时却一副很无辜的样子，他对尚书右丞许瀚说，自己正议论着救这两个人，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云云。汪伯彦则替朝廷开脱说：朝廷起初不知道这件事。
而这位宋高宗呢？他只好一再假惺惺地表示痛悔。绍兴四年（1134），他封赠陈东和欧阳澈，诏书说得沉痛又诚恳，大致意思如下：古人都愿意做良臣，而不愿意做忠臣。只有你陈东，你欧阳澈，恐怕立意要做忠臣吧？即便如此，你们倒不失为忠臣，但天下后世却要说朕是怎样的君主呢？至今八年，一饭三叹。追赠美职，岂是恩典！用来弥补我的哀痛，用来彰显我的过失。让天下后世之人，知道自古饰非拒谏的君主，恐怕还不至于像我这样追悔罢！
虽然躲躲闪闪，但还是承认了自己有过失。不过毕竟是不甘心，他干脆把责任完全推给汪伯彦（彼时黄潜善已死），其责罚汪伯彦的制词大意如下：难道我刚下自责的诏书，就发归咎（于你）的文词？但人们都说你执掌枢密大权，担任辅佐重任。你建议的，我就听从；你辅弼的，我就照办。你应该考虑让皇帝耳聪目明，怎能顾忌那庶民论事议政？让人主蒙上拒谏的毁谤，而朝廷背负杀士的恶名。你仰对君父，有何面目？
高宗还不放心，干脆通过官修史书强调他杀陈东是误听了黄、汪的挑唆，企图把自己的责任抖落干净，企图从历史的耻辱柱上挣脱下来。
恶例既开，其后南宋统治者在镇压太学生运动上就无所忌惮。对上书言事的太学生，不仅韩侂胄、丁大全与贾似道等权相或“捕置之狱”，或“押送贬所”，把运动扼杀在萌芽状态；权相史弥远更毫不手软地以“叛逆罪”处决反对其专政的武学生华岳与反对其废立的太学生潘壬、潘丙。不仅如此，有史学家认为这一事件实应视为中国转向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君主政体在宋高宗朝开始转入独裁模式。也就是君主或其代理人大权独揽，压制甚至镇压持反对意见的其他官僚与知识分子。宋高宗以后，宋朝的言论环境与政治气候，都和其疆土一样只剩半壁，残破不已。
注：本文参见《宋史》《宋高宗》《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
 谁是最有可能改变梁山泊命运的人
|
|
|
来自： 青铜妖藏书楼 > 《两宋、辽、金、蒙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