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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是当时中国的统治民族，全民族按“旗”划分为八大单位，其男子多当兵服役，领取军饷养家糊口。但由于人口剧增，兵额有限，加以不事生产，生活奢靡，从乾隆以来，满洲旗人经济生活状况日益恶化，到嘉庆年间，已经成了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其中，北京是“八旗生计”最严峻的地区，这激化了旗人内部的阶级矛盾，削弱了八旗兵的战斗力，损害了清朝统治者的利益。
面对这一难题，嘉庆帝有无回天之策?这是体制问题，还是人为造成的呢? 嘉庆帝在位期间，一直受一个巨大难题的困扰——八旗生计。八旗子弟生活拮据，腐化堕落。为了供养、管理这庞大的特殊群体，皇帝伤透了脑筋，但一直找不到好的解决办法。 八旗制度由清太祖努尔哈赤创建，清太宗皇太极完善，一直实行到清朝灭亡。满族人口相对较少，又处于东北边陲，自然条件恶劣，面临周边部落的军事压力。于是，努尔哈赤在明朝万历年间依据地域、血缘等关系，将人民组织起来，全民皆兵，兵民合一，平时从事劳动生产，战时荷戈从征，军械粮草自备。 根据《清太宗实录》记载，天聪四年(1630)，皇太极说：“我国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①]满洲八旗分正黄、镶黄、正白、正蓝、镶白、正红、镶红、镶蓝八个部分。这一次序体现着各旗的地位，不能颠倒。其中前三位称为“上三旗”，由皇帝担任旗主，上三旗成员号称是皇帝的“亲兵”，地位最高。其他各旗由诸王、贝勒担任旗主。所有满族成员皆隶于满洲八旗之下。“旗”除了具有军事、生产职能外，还带有社会管理的职能。 清朝除了满洲八旗以外，还有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但以满洲八旗为主。清朝入主中原之后，满洲八旗分为三部分：依然留在东北从事农耕渔猎生活的关外八旗、分驻全国主要城市的驻防八旗、拱卫京师的京营八旗。其中，京营八旗地位最重要，比如，北京北城驻扎的是正黄旗和镶黄旗;南城驻扎的是正蓝旗和镶蓝旗;西城驻扎的是正红旗和镶红旗;东城驻扎的是正白旗和镶白旗。京营八旗人数最多，问题也最大，所谓“八旗生计”，主要指的是这部分人的生活问题。 八旗子弟，贫穷堕落 满洲八旗在清朝开国战争中表现出了所向披靡，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随着清朝在全国统治地位的确立，八旗军也成了国家的“正规军”，八旗兵成了职业军人，逐渐丧失了生产的职能。国家开始向他们发放军饷、军粮，让他们享有免税权，八旗兵又通过“圈地”获得了大片的土地。八旗男子十岁开始每三年参加一次考试，合格者成为“守兵”，领受军饷，此后可以通过考核晋升为“战兵”、“马兵”等，享有不同等次的待遇。 满族号称“全民皆兵”，但由于编制有限，每人身体素质不同，所以，绝不是每一个满族男人都能当兵，不过每个家庭都有人当兵。旗兵军饷号称“钱粮”，“钱”按月发放，“粮”按季度发放。以“马兵”为例，每月可以领取三两白银，每个季度可以领取四十六斛米。[②]一名“马兵”的收入相当于一名知县的俸禄，一旦出征，又有额外的津贴，称为“行粮”，而且，旗兵还有大片的“旗地”，不向国家交纳田赋，收获全归旗人分配。 在清朝初年，一名旗兵的钱粮养十人有余，所以，旗人当兵被称为“铁杆庄稼”，只要大清朝不倒，旗人的待遇就不会变。清政府也禁止旗人从事商业、工业，甚至农业生产，要求他们安心服役，讲究武功。清政府的初衷是通过经济方面的优厚的待遇，使他们永远保持尚武精神，但事与愿违，这种“包养”的体制使八旗子弟成了寄生者，为“八旗生计”的恶化埋下了隐患。 从康熙晚年开始，出现了“八旗生计”问题，到乾隆年间就已经十分严重了。造成“八旗生计”窘迫的原因有以下四方面： 第一，平定三藩之乱后，随着清朝统治的稳定，八旗兵的角色逐渐从“征服者”转变为国家的“保卫者”，国家不再允许他们抢占百姓房屋、土地，收入来源比以前少了。 第二，国家军饷有定额，兵员有编制，而八旗人口却大量繁衍，八旗子弟当兵的机会相对少了，“钱粮”标准虽然没有降低，但需要养活的人口多了，生活质量自然下降。据统计，从顺治五年(1648)到嘉庆十七年(1812)的一百六十多年间，满洲八旗人丁从五万五千余丁增至二十二万余丁，增长了四倍，但此间八旗兵额只增长了大约两倍多一点儿，即从入关初的不足十万增到二十余万。 第三，从乾隆以来中国经历了一场“人口爆炸”，人口的剧增导致粮食紧张，粮价的上涨又带动了其他物价的上涨，到嘉庆年间，物价已经是康熙年间的四至五倍，而八旗兵的“钱粮”标准不能上调，致使其收入大幅度“缩水”。 第四，由于清朝初年八旗兵待遇丰厚，生活富裕，康熙以后和平安定，又身处消费水平较高的北京，崇尚奢华，婚丧嫁娶，攀比成风。旗人不像汉人那样讲究持家，而是追求“吃喝穿戴、规矩排场”，领到钱粮很快挥霍一空，然后靠典当和向皇帝要救济为生，甚至沦为乞丐。北京是八旗驻扎最为集中的区域，也是“八旗生计”最严峻的地区。 嘉庆帝批评说：“迩年风气日就华靡，饮食衣服，无一不竞美争鲜，毫无节制。以致数日之用，罄于一日;数人之养，竭于一人。甚或饮酒看戏，游荡赌博，钱银入手，任意花销，不顾身家，罔虑日后，岂非自取困穷乎?”[③]总之，寄生者的身份使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终日无所事事，好逸恶劳，贫困破产，精神颓废，丧失了当年蓬勃的朝气和所向披靡的战斗力。 嘉庆初年，在围剿白莲教起义的战场上，八旗军丧失战斗力的问题暴露无遗。当时，北京的八旗子弟为了发财而纷纷请缨赴战，但八旗军开到了前线后，根据长期在陕西任职的严如熤记载，这些过惯了城市生活的八旗子弟根本追不上敌人，“一旦负枪荷戈，走山路数十里，汗淫淫下，喘息不宁”。 另外，由于平日“饮醇啖肥，习以为常”，如今到了前线，“包米杂粮，食不下咽，先自饥饿，与猾贼追逐百数十里，鲜不病乏者”。[④]前方将领甚至请求朝廷赶紧把这些不习劳苦、不受约束、碍手碍脚的八旗子弟调回北京，免得丢朝廷的脸和妨害军事行动的协同一致。 可见，国家倾囊供养，不仅改变不了八旗子弟生计的艰难，而且逐渐使得八旗子弟腐化堕落，难以胜任自身使命。随着嘉庆帝执政时间的推移，嘉庆帝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些八旗子弟的腐化无能，他亲眼看到守卫紫禁城的正黄旗官兵“夏日当值宿者，长衫羽扇，喧哗嬉笑”，没有一点儿军人气质;而看守圆明园的侍卫“乃竟日裸体酣卧宫门之前”，大臣上前责备，守军还振振有词，说什么虽然裸体，但跟那些随意旷班的卫士比较起来，这还算是“坚守岗位”。[⑤]至于嘉庆帝神武门遇刺，身边的卫士袖手旁观，几十个天理教徒居然打进了皇宫内院，这些千古罕见的咄咄怪事屡见不鲜。而一般的八旗子弟酗酒唱戏、游荡赌博，甚至打架斗殴，更是家常便饭。 教养结合，回天乏力 嘉庆帝忧心忡忡，他决定采取措施，挽救这些八旗子弟。在亲政之初，就下令封闭内城戏馆。这一举措阻力极大，但嘉庆帝立场坚定，他说：城内戏园子日多，八旗子弟征逐歌场，消耗囊橐，造成生计穷困，意志颓废，必须禁止。嘉庆帝还以身作则，崇俭戒奢，希望以此带动八旗风气的转变。嘉庆帝多次命令八旗都统严格管束宗室、八旗，节俭度日，勤慎当差，认真学习满语及骑射功夫，违者从重治罪，这对扭转八旗颓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从清初以来，八旗子弟养成了一个恶习——赌博。清朝本来严禁官民赌博，一旦发现，严肃处理，但一直屡禁不绝。嘉庆十六年五月底，监察御史韩鼎晋向嘉庆帝揭发京师内城旗人多受赌博之累，请严加查禁，以利旗人生计。并指出官员轿夫无不开局聚赌，官员明知不禁，博局一开，每日往来如织，动至数十百人，输赢亦动以千百两计。[⑥]嘉庆帝立即命令步军统领大臣禄康严查赌局，结果数日之间，即经拿获三起，其中一起为兵部尚书明亮家轿夫开设。 嘉庆帝一看事涉朝廷大臣，只好亲自过问，不料明亮反唇相讥，揭发步军统领大臣禄康家的轿夫也开设赌局。嘉庆帝又派人查办，结果证实禄康家轿夫确实开办赌局，嘉庆帝考虑到这二人身为大臣，知法犯法，将其所有职务、荣誉一概撤销，顾及到明亮过去为皇家立过军功、禄康是宗室成员，又分别赏给副都统的闲差养老。 查禁京城赌局的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战果，很快查禁赌局十六处之多。嘉庆帝考虑到还应该运用教育感化手段，所以，作了个《御制训谕八旗简明语》，谆谆告诫赌博的害处。说八旗子弟食禄于朝，不知节俭，一入赌局，有败无胜，因赌致穷，上不能供父母，下不能顾妻子，更有甚者典卖之物既穷，偷窃之心顿起，终于身败名裂。嘉庆帝希望八旗子弟翻然改悔，自我约束，同时要求各级官员严加管理，要让八旗宗室人人知道皇上的苦心。[⑦] 在嘉庆帝执政期间，他依然沿用着雍正、乾隆时代的一些做法，尽量照顾八旗子弟的利益。比如，国家拨款替八旗兵还债;向生活困难的旗兵发放补贴或者预支钱粮;婚丧嫁娶给以额外的补贴;遇到灾荒对八旗子弟格外给予赈济等。乾隆年间，每年还给八旗兵多发一个月的钱粮，嘉庆帝依然照发不误。 嘉庆十年，增设“养育兵额”，所谓“养育兵”是考虑到此时八旗人口膨胀，兵额有限，而特地增设的以领饷为目的的福利性兵员。每名养育兵每月可领取一至一点五两银子，借以度日。嘉庆帝还打击北京的高利贷、典当业，保障旗人尽量少受奸商的盘剥。 其实，嘉庆君臣都知道，这些福利性的救济措施只能缓解一时的窘况，无助于八旗生计的解决。国家耗费大笔金钱不说，还养成了八旗子弟“等靠要”的依赖心理。八旗兵领到赏赐补贴后，或者抵债，或者挥霍，不过数月，两手空空，再向国家申请救济。增加八旗兵兵额的“养育兵”制度也属杯水车薪，这个办法在乾隆年间也实行过，但无论如何也赶不上八旗人口的增长速度，而且既增加国家军费负担，又不能相应提高国家的军事实力，潜力基本上已经挖掘到头了。 观摩善俗，京旗移垦 最后还有一个办法，即“京旗移垦”——把北京的八旗子弟迁回东北，让他们重新回到祖宗发祥的土地上安家落户，过祖宗的渔猎农耕生活。在那块广袤寒冷、人烟稀少、野兽出没的土地上，可以说腐败无门，时间一长，说不定还能重振雄风。 但是，这一政策以前并不是没有实行过，最大的障碍是八旗子弟的抵制。乾隆中叶，曾计划迁移京旗三千户到黑龙江省双城县屯垦，磨破了嘴皮子才说动两千户，在此后四年中差不多全跑回了北京，开垦的土地被汉人耕占。驻京八旗长期脱离生产劳动，全靠国家供养，早已习惯于城市生活，谁还有勇气到东北开荒种地?他们说得振振有词，我又没犯王法，凭什么把我充军发配! 嘉庆帝一筹莫展，他感觉京旗移垦是个好办法。不仅能节省国家经费，又能锻炼八旗子弟，或许开荒种地之后还能给国家上缴赋税。而且，把这些“没出息”而又“不安本分”的人撵出京师，还可以减轻北京的治安压力。至于八旗子弟的抵制，嘉庆帝也有办法对付。 他决定先把那些犯有过失的八旗子弟送往东北，这些八旗子弟本应惩处，自然不能抗拒国家的安排。不过，嘉庆帝还是决定尽量掩盖这一举措的惩戒性质，为此取了一个体面的名字——“观摩善俗”。 根据《清仁宗实录》记载，嘉庆帝说：“盛京为本朝发祥之地，风俗醇厚……伊等在彼观摩善俗，或能奋勉自新。仍可择其才堪造就者，随时咨送回京，挑选差使。”[⑧]嘉庆十八年夏，第一批七十户“下放”旗人在宗人府官员的押送之下启程了。国家给他们雇了车，考虑到东北冬天冷，每人又赏了十五两白银的“治装费”，并且承诺改造好了之后依然让他们回北京，但临别之际他们还是个个哭成了泪人。 嘉庆帝决定利用此举扩大影响，将更多的旗人送回东北。根据《清仁宗实录》记载，在第一批七十户启程前往东北不久，嘉庆帝就下发谕旨，申明四点： 第一，盛京是满洲故土，风俗淳朴，物价低廉，在那个广阔天地里，可以陶冶情操，过上幸福的生活。 第二，第一批七十户前往盛京的旗人“皆诸王遴选安分朴实深可造就之人”，当启程出关的时候，“欣然就道，其欢乐之情，自应出于至诚”。 第三，前往盛京的旗人全部获得赏赐和资助，国家在盛京小东门划出专门的区域，在其中“择地建房，文学武庙衙署戍楼咸备，总计八十区，周以垣墉，聚族而居，肄武习文”。总之，条件优越，生活幸福，十分快乐。 第四，嘉庆帝怒斥少数不肖之徒说这些人是被流放到东北，本来是衣锦还乡之乐事，居然说成是流放，完全是煽惑人心的谣言。今后这将形成制度，不断选派“优秀”的八旗子弟送回东北。[⑨] 但是，尽管嘉庆帝说得天花乱坠，来自八旗的抵触依然十分强大。为了选派“可堪造就”的“优秀”人才下放东北，八旗内部打得头破血流，纷争不断。尽管嘉庆帝一再强调“盛京为我朝根本重地，宗室移驻盛京，即与汉人回居祖籍无异，到彼后授宅分田，观摩善俗，实属教养兼备”，[⑩]但依然没人愿意前去。而且，到了东北的旗人不适应那里的生活，于农业生产一窍不通，不断制造借口要求回北京。 清政府为他们盖房子、置地，甚至提供牲畜、农具、籽种，替他们雇好长工，依然难以开展正常的生产生活。京旗在吉林等地的垦种实际上大多凭借当地农民之力，京旗垦而不种，甚至雇流民代耕，时间长了，田地遂为民有。最后一算经济账，反而得不偿失，最后嘉庆帝对此也没有信心了。 其实，八旗生计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对旗兵的“包养”体制，这一体制使八旗子弟坐享其成，有恃无恐，依赖国家，不思进取;而八旗人口的繁衍又使得国家最终难堪重负，即使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也困难重重，又不让他们自谋生路，势必造成其生活的困难。那么，嘉庆帝能在体制上做大的调整，结束对八旗子弟的“包养”吗? 嘉庆二十一年冬，御史罗家彦提出了一个解决八旗生计的新思路——减少国家对八旗子弟的供养。国家现在全力以赴还难以养活八旗子弟，减少供养之后八旗子弟何以为生?罗家彦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新思路：让“八旗老幼男妇，皆以纺织为业”，补贴家用。这涉及到了体制上的变革，那么，嘉庆帝能接受这个建议吗? 嘉庆帝表面上没动声色，他将此奏发交八旗各旗主讨论。八旗旗主自然反对这一主张，所以复奏一致否决了这个建议。嘉庆帝为此发布谕旨，表达了这样四点意见： 第一，八旗是军事单位，“以清语骑射为本务”。熟悉清语——满语是为了保持民族本色;精通骑射，是为了拱卫京师，这是祖宗家法，是万世子孙必须遵守的制度。 第二，如果“八旗男妇皆以纺织为务，则骑射将置之不讲，且营谋小利，势必至渐以贸易为生，纷纷四出，于国家赡养八旗劲旅，屯住京师本计，岂不大相剌谬乎”?也就是说，如果采用罗家彦的主意，不仅会导致八旗丧失民族本色，而且也与八旗兵保卫北京的本职相违背。 第三，“近日旗人耳濡目渐，已不免稍染汉人习气，正应竭力挽回，以身率先，岂可导以外务，益远本计矣。”也就是说，近来八旗子弟汉化倾向已经很明显了，阻止还来不及呢，怎么能引导他们从事这些不急之务? 第四，“罗家彦此折若出于满洲御史，必当重责四十板，发往伊犁。姑念该御史系属汉人，罔识国家规制，但伊识见如此，竟欲更我旧俗，岂能复胜言官之任，着革退御史，仍回原衙门以编修用。”[11] 罗家彦受到了降职的处分。 史学界往往因此对嘉庆帝有所指责，说他思想保守，恪守祖制，不愿意做大的改革。其实，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满族既是当时中国的统治民族，又是一个少数民族，统治庞大的中国，与亿万汉族人民比较起来，数量再多，也难免势单力薄的孤立感。 此时矛盾尖锐，汉族人民反抗频繁，尽管这些反抗主要是阶级矛盾尖锐的结果，并没有多少民族情感掺杂其中，但满族统治者神经敏感，在所难免。如何保持民族传统，不被汉族同化，就成了能否维持统治地位的大问题，所以，嘉庆帝不采纳罗家彦的建议，不是保守，而是民族立场使然。 嘉庆帝最大的利益在于头上的皇冠，尽管保卫皇朝的江山此时主要依赖汉族士大夫的支持，但他感觉政治上最可靠的还是八旗子弟。这些人拱卫京师，虽然腐败无能，但毕竟人多势众，心里踏实。嘉庆帝把少数八旗子弟下放到关外屯垦，但不可能下决心把他们都迁往东北，也不会允许改变他们的军事使命，改学纺织。更何况八旗子弟虽然生计困难，谁愿意自主创业，坐视朝廷改变对他们的“包养”体制?由此可见八旗体制改革的难度。 针对八旗生计，不少人深思熟虑，献计献策，有的主张已经触及到了问题的核心。比如，当时学者沈起元指出：旗人生计日蹙，“非旗人之愚不能为生也”，关键是国家不能供养人口越来越多的满族人，又把他们限制在“不士、不农、不工、不商”的尴尬境地。 他认为解决“八旗生计”的关键在于对八旗制度做根本性的改革，实行满汉平等，打破国家对八旗子弟的供养，让八旗子弟“出旗为民”，自谋生路。[12]总之，国家的“包养”体制既不能维持八旗兵的生活水准，又使他们沦为寄生者而腐化无能，从而丧失战斗力，可谓有害无利。 但这一主张直到清朝灭亡也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在嘉庆年间更没有实施的可能性。八旗生计是清朝统治危机的一个方面，嘉庆帝无法改变王朝没落的大趋势，自然也解决不了很多积重难返的痼疾。嘉庆帝解决八旗生计的种种措施，未能超出祖先的认识水平，其效果也只能缓解一下客观存在的困难，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是历史的局限，不是嘉庆帝所能超越的。 可见，面对剪不断，理还乱的王朝政局，不甘心没落又无力回天的嘉庆帝真是烦恼重重。那么嘉庆帝真的就一点儿乐趣也没有了吗?让我们暂时远离国事如麻的是非场，从凡人的角度来解读这位悲剧皇帝的兴趣人生。 [①]《清太宗实录》卷7，天聪四年五月壬辰。 [②]斛是容积单位，十斗为一斛，后改为五斗为一斛，每斛根据所装粮食的密度不同而重量稍有不同。 [③]《清仁宗实录》卷172，嘉庆十一年十二月庚辰。 [④]严如熤：《三省山内边防论》，见贺长龄等编：《清经世文编》卷82，中华书局1992年影印本。 [⑤]《啸亭杂录》卷4，《佟襄毅伯》。 [⑥]录副奏折：《云南道监察御史韩鼎晋奏为严禁民人旗人赌博以厚风俗事》，嘉庆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档号：03-1602-039，缩微号：110-1272。 [⑦]《清仁宗实录》卷244，嘉庆十六年六月戊午。 [⑧]《清仁宗实录》卷257，嘉庆十七年五月庚寅。 [⑨]《清仁宗实录》卷277，嘉庆十八年十月丙辰。 [⑩]《清仁宗实录》卷304，嘉庆二十年三月壬子。 [11]《清仁宗实录》卷324，嘉庆二十一年十一月甲寅。 [12]沈起元：《拟时务策》，见《清经世文编》卷35。 节选自《守成天子：喻大华评说嘉庆帝》，中国工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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