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商人居然是这样的！

在现今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从商已经变成一件非常平常乃至于可以沾沾自喜的事情了，因为从商若是做得好，所收获的钱财往往是一般工薪族的好几倍乃至几十倍。但是，在古代中国，“商”都是作为末流的行业而为人所轻视的，统治者一般都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这究竟是为什么？而又有谁，在那个时代就已经开始挑战这个观念了呢？

古代一般将从事职业者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其中，“士”，也就是在朝堂之上出仕之人，地位是最为尊贵的，而农民次之，最为低下的反而是从事货物买卖交易的商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观点，全在于统治者“重农抑商”政策的大力促动。

但是为什么统治者如此重视农业而轻视商业呢？其根本原因是在于我国古代固有的经济基础就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百姓只要下地从事农业生产，就不愁没有饭吃。但是商业反而是建立在将已有的原料进行再加工从而获利的基础上的，所以农业是商业的基础，商业也就不为统治者所重视了。

不仅如此，他们还要打压商业活动的发展。因为，若是每个人都被商业活动的利益吸引而去从商，导致农业人口减少，那么就会危及统治的根基。当时由于农业生产技术远远不如现在先进，生产出同样的粮食需要的人手也要多得多，因此，确保足够多的人从事农业生产便是统治者统治的重中之重了。

但是，有一个人，很早就高瞻远瞩，看出了商业对于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这个人就是司马迁。他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文学家、史学家兼思想家，他在困境中仍坚持写成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中的《货殖列传》一篇，记述了从事商业活动的杰出人物传记，譬如范蠡、子贡等人，另外也表达了司马迁自己对商业活动的看法。

文章开篇则引用了《老子》中的论述，并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老子所认为的清平盛世是每个人都安于自己本身的事务，自己就能够自给自足，安分守己，安土重迁，不关心别人家的事情，也不与别人交往，这就是好的。但是在司马迁看来，这等于是让人民闭目塞听，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司马迁认为，国家统治者不应该插手干预人民的生产交易活动，而应该让市场自然发展。因为按照这个自然发展的趋势，商业活动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每个人都只能因地制宜地生产特定的产品，有人耕地，有人织布。但是耕地的人也需要穿衣服，织布的人也需要填饱肚子，于是他们自然而然地就会相互以物易物。而以物易物则是商业萌芽的最初形式。

若是像统治者那样强行颁布“重农抑商”的政策，反而会破坏原有的市场平衡，使得织布的吃不饱饭，耕地的穿不暖衣服。可以说，司马迁的眼光是超前的，而他的分析也是很到位的。只有给予市场充足的自由度，社会经济才能够蓬勃发展。

除此之外，《货殖列传》还记载了许多古代大商人的行商事迹，很值得我们认真研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