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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农抑商”的国家法令，从表面上看，国家重视农业生产而抵制商业的存在自然说明了农业对于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带来的整体收益明显高于商业。中国古代自文明起源之初，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就孕育了大河文明的种种因素。首先是天然的河道，其次是天然大禾本科植物的早期形态，这两者皆是大河文明得以产生的天然因素且缺一不可。在中华大地上恰好这两样条件俱全，使得古代中国成为“上帝的宠儿”。在这片土地上，在没有过度天灾的袭卷下，人们可以做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上稳定的小农生活。很显然，早在人类文明起源之初，中国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就突显了国家大力发展农业、倡导小农经济的合理性。因此，农业生产条件优越便是“重农”的原因之一。 中国古代的地理位置具有天然的封闭性，从中国地图上不难看出，其四周被汪洋大海与崇山峻岭所环绕。事实上，在中国古代，中原王朝除了通过丝绸之路可与外界实现有效沟通外，在交通条件并不发达的条件下很难开辟一条与外界直接交流的天然道路，因此这便限制了商业活动的发展。古代从事的商业活动也大多只限于国内商品的流通而缺乏外界输入，因此商业交换作为一种经济模式的存在并无新物质再生。商品间的一出一入之间虽然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很有可能是其发家致富的重要手段，但对于国家层面并无有利可图。由于地理位置的相对封闭性，农业生产永远是统治者眼中“富国强兵”的基础，因此便要大力扶持农业生产。 前面两者皆是政府“重农”的重要原因，那究竟为何“抑商”？前面提到，农业生产才是中国古代社会能够实现王朝国家机器有效运转的基础性经济运作模式。但在民间社会中，商业也不失为一种存在，并且这种存在倘若在社会中形成气候，将会严重威胁到国家经济收入。从事商业活动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是一种比农业活动收益更快、可快速改善其生活状况的重要手段。前文提到这种商业活动由于当时地理位置的相对封闭性，对于统治者而言，站在国家层面而言并不能实现有效收益。一方面是国家与社会层面，一方面是普通民众，统治者与普通民众两者动机不同，对商业活动的态度截然相反，统治者出于自身考虑自然不希望看到大量民众弃农从商，从而威胁到国家与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不得不以立法的形式对民间商业行为严格控制，例如在中国古代王朝许多都有规定商人子弟不可参与科举考试等的相关规定。 中国古代自战国秦汉开始，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开始出台相应的管理制度。实施严格的户籍制度，加强对当地农民的管控，这些百姓称“编户齐民”。编户齐民需将自身的身份信息登记造册，统治者以此作为征收赋役的依据。而这种制度针对的仅仅是从事农业的民众，对于商人群体却无有效约束。虽然在特定时期官府也可实现对坐贾的有效控制，但行商们由于其流动性较大，国家没有一个有效措施对其人身加以控制以实现征收赋役。 历代王朝虽大都采取了“重农抑商”的管理措施，但在历史上的许多时期却出现不少富商大贾，他们的存在通常威胁着国家统治。许多富可敌国的大商人通常会投资土地成为富甲一方的大地主，在灾荒或战乱年间引进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进而使得国家的编户齐民减少，农民成为地主家的佃户，加速了土地兼并的进程。由于土地兼并，国家经济收入急剧亏空，赋役征收日渐紧张。 以上种种原因都是中国古代实施“重农抑商”这一基本政策的重要原因，“重农抑商”对我国历史发展究竟有哪些危害呢？其实不外乎以下两点： 小农经济的特点向来是自给自足，百姓不需要与外界沟通，足不出户便可满足自身的衣食住行。再加上中国古代地理环境的相对封闭性及古代交通条件的不便利性，更加使得当时的中国人眼界狭隘，缺少了对外界的向往，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自认为“天朝上国”的保守思想。王朝历史后期的“闭关锁国”、“海禁”等政策其实与“重农抑商”本身互为表里。因为几千年的历史中，仅仅依靠农业无需商业运作也可实现“富国强兵”的历史事实限制了当时人们的思维。殊不知，在新航路开辟、工业革命的浪潮下，在遥远的中国正因为这种小农思维模式导致了在资本主义蓬勃发展之时，对这种世界局势全然不知，以致于近代的被动挨打。 回望中国历史，中国从古至今其实并未经历过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社会，但中国却是一个资本主义萌芽出现较早的国家之一。早在明朝中叶，由于粮食剩余及手工业的发展，在国内已出现了一部分民间组织开始采用资本主义雇佣模式，即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但就是由于“重农抑商”的长期原则使得这种经济模式被扼杀在摇篮，限制了其成长。直到近代，鸦片战争的惨败才使得国人警醒，人们才不得以被动的接受商品经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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