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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绶祥|只要是搞文化 就没有天下第一

 云中鹳 2016-08-15






《藏画导报》(以下简称“藏”):陈老师,您怎么看当下的中国画? 

  陈绶祥(以下简称“陈”):当下的中国画这个概念很宽泛,有许多层面我们看不到,只能就看到的来谈。每个时期都有许多闭门思考、闭门作画的人,要不“文革”也不会出现陈子庄、黄秋园。当下的中国画和古代、近现代的中国画没有本质的区别,我就他们的不同处来谈谈: 

  历史是最公正的。中国画在清末形成的格局:从画家的层面来分有工匠画、作家画(画家画)、文人画;从题材来分有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从绘画的方法来分有工笔画、写意画和工写结合的。这个定式中,我们推崇的是写意画、文人画。花鸟画是新生的门类,没有一个画家不去接触;山水画相对比较完善,但还有发展余地,一部分画家仍在做努力;人物画是最难表达绘画观念和绘画要求的画种,处于变革的前奏和没落的状态,这是我对当时中国画的基本看法。这就存在工匠画家和文人画家互相靠近的趋势。因此,清代的许多画家非常强调画画的技术性,这也为后来的中国画发展奠定了基础,不然不会出现齐白石这种大家。工匠画往高层次靠拢而文人画向工匠画靠拢,这与清代统治者的审美取向相一致。异族入主中原,也做了一系列归纳和整理工作。花鸟画是最主要的题材

,山水画是形成程式和打破程式同时并存,但是打破的不多。清初的三个画家和清中叶的“四王”、“四僧”是并行的,在百姓心里,比较推崇打破程式的这类画家。如果没有这种思潮的延续、发展,也不会有黄宾虹出现。黄宾虹彻底地涂抹掉了所有中国古代山水画的法度,他最主要的功劳就是涂抹,打破一切程式,顺应了二十世纪的思潮。人们认识到艺术表达内心的不可重复性。艺术要展示心灵,而心灵是随时随地都在变化,艺术是在追求此时、此地、此情、此景、此我所认识的世界,追求这种不可重复的把握。因此要抛弃工笔画趋向写意画,同时看不起工匠。材料方面,清朝对中国画最大的贡献就是出现了三层的加厚宣纸,使得对笔墨的授受和反馈达到了极点。不可重复性表现达到了极致。长锋羊毫的使用增加了笔的柔韧度和力度,而运笔就象是用鞭子去赶马,需要鞭梢头的力度打马。羊毫既长又软,增加了掌握的难度,同时也使笔的蓄水性增强,易于一次性长时间挥洒,笔墨得以很好的显现。松烟墨的出现就更不用说了。清代的画家都是这样来选择画画的材料、画法和题材,这也奠定了国画的画法。 

  清代灭亡迎来了二十世纪,这是中国变革最大的时期。我把它分成四个间段。1900-1926年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清政府垮台,“辛亥革命”成功等等,引起政权的交替和社会动荡,这个时期我们用孙中山的“革命”来概括。1926年孙中山逝世,他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国内军阀混战,毛主席说:“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1926-1949年我们称作“战争”时期。1949年中华人民政府成立,为了巩固政权,搞了大大小小的运动,1949-1976年可以用“运动”两个字来概括。“文革”结束后,我们认清了世界的局势和国内所面临的迫切任务,不能再停留在革命和战争所带来的创伤上,面向世界看到了差距。这25年不妨叫“回归”或者叫“复兴”。这就是中国美术在近现代所处的背景。那么国画面临着什么呢?革命和战争肯定会引起思想的大波动,随着对中国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对中国文化的全盘否定也成了一部分激进革命者的基本行为,这时的基本观点是否定一切旧传统。 

  藏:像倒脏水连婴儿一起倒掉。 

  陈:这是必然。一朝科举废,枉读十年书。文化的标准被否定,道德的标准没有了,怎么建立起艺术的标准呢?随着“革命”和“战争”的推进,否定国画的出路必然是学习西画和改造国画。把国画等同于资本家和“二流子”。因此,近现代的国画必然是以西画为标准。最后我们选择了西方古典绘画的标准作为我们国画的新标准。当时全民形成的共识是:改造国画、变革国画。这是革命战争年代对国画的基本认识。解放后,我们又忙于经济
复苏,忙于运动,这时以西方古典绘画改造中国画成了主流,几乎从幼儿园到研究生都在推行,形成了社会的大趋势,使得中国新绘画的产生离不开西方古典绘画的模式。以西方古典绘画的造型能力,以描绘对象来取代中国画的造型。所谓的“写实主义”实际上是“闯入主义”,这既是最错误的也是它最成功的一点。现在许多人谈国画离不开它,但所有模拟对象的造型都不可能超越对象自身,这批国画有三个特征:俗格、状物、实用。这三个特征决定了近现代中国画的基本走向,就是对古典国画较弱的人物画做补充。山水画则完全打破了程式,只是对真山真水写照。花鸟画受到最大移植。这种情况虽然促进了中国画的普及,和现实题材的表现,政治观念宣传等作用,但也取消了中国画高妙的眼光和造型能力,把中国画优秀的笔墨传统排挤到了次要地位。它的核心思想是状物,以状物作为品评国

画的唯一标准。许多似是而非的理论取代了真正的本体艺术理论,导致了国画的低俗、媚俗和功用。没有品评标准,大家就可以各行其是,产生了新的混乱。近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认识到了这种混乱,也认识到这是对民族文化的妨碍和对民族文化的阻碍。这种阻碍在各个方面已经体现出来。我们组织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去创作,可是并没有产生值得民族骄傲的国画作品。这也是违背了民族文化的发展规律所导致的。因此,我在上世纪
末提出了“新文人画”。就是要正本溯源,用民族文化对中国画的基本认识和基本观点,来指导当代中国画。“新文人画”第一是“新”,第二是“文”,第三是“人”,第四才是“画”。所谓“新”就是指绘画的时代新;“文”就是绘画的民族文化性;“人”就是绘画的个性;“画”就是绘画的技术性和艺术性。“新文人画”是一种文化主张,不是一个流派或一个群体。它是一种实践,是古典国画如何变成当代国画的一种探索,而不仅仅是借助西方成熟的程式来掺和。只有站在民族文化的角度上,寻找到民族文化的艺术性,画家成为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一个当代人,才能产生当代国画。 

  藏:不是把人家的花摘下来插在自家的瓶里,而是要让自己的这棵大树结出新的果实。 

  陈:与时俱进。国画在上一百年我们不让它与时俱进,把它封死、嫁接、砍断、改造。当代中国画,我觉得两方面做得不够:一是中国元素不够,包括思想元素、艺术元素。中国人怎么看问题,怎么想问题,怎么认识、怎么表现、这些基本元素是非常多的,

时时刻刻处处都存在着。很多人在讨论笔墨的时候下了许多功夫,笔墨是一种发展的概念,它仅仅是中国画绘画元素之一。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认知状态、表述状态、表述结果,
全部的过程都包含着中国的文化元素。我们在形式上强调诗书画印的结合,它恰恰是一种表现元素,表达的是中国人的认知观念。元以后印章的使用,近现代彩色印章的使用,都是一种尝试。很多东西都是为了表达中国特殊的文化元素而建立的表述体系,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第二是时代性。一个画家应该是这个时代生存、生长的人。他应有这个时代的生存方式、交往方式、认知方式、记录方式和表述方式,这个人才可以称他是一个当
代的人。仅仅认为某个现代题材的表现就是现代化,那是一种肤浅的认识。所谓题材、事件等等只是现代化在某个位置上的反射,真正的现代化需要画家对当代深入地认知。认识历史也需要当代的眼光才可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有了当代眼光再看历史它都变成了当代史,一切古典的技法都是当代技法。 

  藏:当下中国画家首先要坚守什么? 

  陈:画家的才情、性貌、学养、天赋、经历都不一样,所以每个画家坚守的东西和坚守方式也不一样。我对学生说,人的一辈子要明白两个道理:一是明大道;二是了自身。即以己适道。时代性就是人对共性规律的认识,而不是另外创造一套。规律是不能创造的,只能发现。规定可以创造,但它不会像规律一样流传下去。当代画家应该认识和发现规律,而不是遵守规定。画家首先坚守的应是对中华文化规律的认识。中国人的一举一
动,一言一行处处是文化的反射。就拿量词“团”和“股”来说:一团和气,一股邪气,你把他们颠倒过来说,看行不行?这就是规律。你不了解规律时,你要创作一团和气时就不会想到一团的样子。乾隆时瓷器上经常有画成一团的样子,它体现的就是一种和气。这种处处存在的中国文化正是我们要坚守的,只有坚守住了中国文化这块阵地,国画才能发展,画家就是要把这种基本元素变成当代中国画的元素。 

  藏:历史上的许多大画家都和禅宗有些关系,如苏东坡,董其昌,当代一些画家也不例外,您怎么看? 

  陈:这只看见问题的支流,没有看到问题的主流。历史上的大画家都是以儒学立身的。儒家是入世的、佛家是修心的,道家是修身的,我们一般是这样认识。绘画是追求心灵上和精神上的最高境界和满足,势必要联系到佛家修心。禅宗是中国自有的佛教,追
求禅宗的人都多多少少存在着心理上的障碍,他们不能达到正常的自我实现,会利用禅宗进行修持。禅宗就是某些有一定心理缺陷的人用修行来达到他所期望的理想境界。当代有些人是正常的,而有些人是利用禅宗来作秀。在世俗画家里不出名,跑到庙里去当个和尚,也许就出名了。每个人的修持都是自己的事,成为一个大画家,禅宗不是必修课,儒家却是必修课。因为,任何一个画家都是要入世的,绘画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文化行为,真正的禅宗画家也是利用佛教的理论来入世的,不是利用佛教的理论教人出世。佛教讲普渡众
生,这是佛家的核心思想。利用禅宗这种大家容易接受的言论,通过绘画的手段普渡众生,叫做“禅画”。比如宋代法常的画都是很入世的,八大的画为什么能够被广大的民间工匠欣赏和运用呢?就是通过绘画来普渡众生。当代的画家要做个高品位的人来影响他人,而不是逃避,这也是对自身的一种认识。 

  藏:评价一下您的中国画教学价值。您对中国画教学还充满信心吗? 

  陈:我的中国画教学主要有两点:一、运用经典教材;二、教书是育人,不是教怎么画。通过教画画来提高人的认识和品格。教育的本身是教文化、教共性、教基本规律,不是教特殊性。教材是被历史肯定的经典,核心思想是传承文化。中国画教学我是信心
越来越强。我教出了许多画自己画的画家,没有教出学我画的画家。不像李可染,教出的都是学李可染画的画家,也不像徐悲鸿,教出的都是学西方古典素描的画家。教书是育人的,读书是明理的,要用中国文化的精神来进行国画教学。 

  藏:前些年我们可以经常看到您的言论,最近好像少了些,是在闭门思考吗? 

  陈:言论不少,只是发表的少了些,我的新书最近又出来了。我会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不会一天一个调子。之所以现在评论少了,是因为大家都在画“新文人画”,哪还有那么多说的啊! 

  藏:您怎么看当代画院里的画家? 

  陈:多种多样,但大家都本着繁荣中国画和发展中国画的目的,探索和努力都应该得到肯定。希望他们进一步地去思考。我曾有个画跋:画个汽车太平常,国人早已奔小康,我愿画家更思索,努力大奔画重光。我们要对画家宽容一些,不到最后不能轻易下结论。画院的画家占据了一个有利的位置,他们也应该更宽容,不要总认为自己是老大,只要是搞文化的就没有天下第一。 



  藏:当下中国画市场您怎么看? 

  陈:这是两个范畴的事情。中国画和市场的关系,就是艺术品和市场的关系。从历史上看,审美价值高的作品市场规律走高,审美价值低的作品市场规律走低,但处于迷惑的状态也不少。古今中外不乏其人其事,就像皇帝的新衣。当代中国画必须要接受市场的考验或者远离市场的考验,当他们变成历史的经典我们再来看。至于市场怎么样,不是一个画家可以干预的事情,也不是一个艺术理论家应该解决的问题。现在炒作的成分比较大,市场要求的是经济价值不是艺术价值。我希望你们这张报,办成真正引导人们认识绘画的报纸而不是认识市场的报纸。认识市场有很多方式,任何画家来谈市场都是可笑的,因为他们是画家不是商人。谈市场的人应该有三种:一是投资者;二是经营者;三是中介者。如果要谈市场,应该多学习一些市场理论而不是艺术理论。 

  藏:您对艺术类媒体怎么看? 

  陈:现在媒体越来越多是好事,增进了大众和艺术家之间的联系,但媒体不会影响艺术价值,可能会影响市场价值,媒体不产生实质性的效益,只是一个传媒。 

  藏:今天再看齐白石,意义何在? 

  陈:齐白石是在那样困难的年代里坚持中国画现代化的一个画家。以中国人的眼光、中国人的方法、中国人的前进方式、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来画画。他经历过四个皇帝、三个大军阀、两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总统、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他在那个艰难时代里完成了一个最普通的中国人的蜕变,用中国人自己的方法,创造了现代中国画。齐白石是唯一一个没有人说不好的画家,因为他是人民的画家,站在人民的立场,站在时代的立场,站在艺术的立场,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他的伟大是前无古人的,我想也后无来者,因为那个时代不会再重现了。他完成了高格艺术的波普化,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能展开国画新一轮的高格追求。 

  藏:当代书法您怎么看? 

  陈:从元代以后,几乎所有的书法家都是画家,当代也应该是这样。当下的书法比较混乱,甚至混乱到连汉字都要取消了。我认为当代能称得起书法家的人没有多少。 

  藏:一个国画家在学画的过程中,读读四书五经是不是很重要? 

  陈:不只是画家,我觉得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读。学习古代的经典是很重要的,就像英国人读莎士比亚、西方人读圣经一样,中国古代经典是中国人的心灵寄托所在。读经典首先是对自己文化的一个态度问题。作为一个国画家,应该掌握更多的民族文化。我说过,学习国画的三步是读书、写字、画画,反过来读了多少书,能写多么好的字,他的画才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人画画的高度不能超越他读书和写字的高度,就像不管你的头发有多么的结实,身体有多么轻,你都不可能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地球上拽起来,所以学习中国画的方法是读书、写字,再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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