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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塔庵塔远景 在北京高楼林立的西三环北路边，有一座高大的藏式白塔静静矗立在国家画院的大院之中。这座佛塔历来记述甚少，查遍明清史籍和碑刻材料，除了少量较为模糊的记载以外，很难找到更多有关这座佛塔的信息，在北京城西近郊矗立着这样一座规模巨大的覆钵塔，在明清两代却殊于记载，令人颇为费解。时至今日，我们对这座佛塔的历史仍然知之甚少，而民间则对其猜测纷纷，甚至有明代建文帝靖难之役后削发为僧，晚年来京终老于斯，建此衣钵塔之说。而现在各类资料较为通行的说法是，佛塔建于明代，上世纪四十年代塔前有庵，庵因塔名，即名白塔庵，遂命名此塔为白塔庵塔，20世纪80年代初该塔塔瓶毁损严重，国家画院自行筹措资金对其加以修补，拆出台基砖加固塔瓶，1981年三月公布为海淀区文物保护单位。至于具体的营造缘起和年代尚无人进行深入研究，主要的原因看来仍是文献资料的缺乏导致无法找到确凿的历史坐标。 1、现状描述 白塔庵为典型的藏传佛教覆钵塔样式，朝向面南背北，高约25米，相当于妙应寺白塔高度的二分之一，塔身较妙应寺白塔修长。塔分台基、塔座、金刚圈、塔瓶、塔刹四部分。（图5m/5-1 白塔庵塔立面图 见下图） 1、台基。台基外观为砖石结构，南北向长16.10米，东西向长15.94米，由29层9厘米高的青砖垒砌而成，上覆30厘米高的石条，四隅为长宽各55厘米的长条形角柱。 2、塔座。塔座为单层十字折角型须弥座，象征佛教世界中心的须弥山。须弥座最下部为外侧弧形线条的石台，边角处具圭角。其上为两端翘角的单层条石，条石上为宽大的带束腰仰俯莲台，束腰较宽，折角处均砌饰有敦实的玛瑙柱子，上面亦雕刻带连珠纹束腰仰俯莲，自然流畅，简洁大方。束腰下面俯莲之上的下枭为一圈连续的竖向长条状装饰，双线阴刻，其中上部三角和上部梯形的两种样式交替相接。束腰部分略向里凹进，表面没有任何浅浮雕，笔者根据明清两代大量的须弥座遗存及此塔现存状况推测，建塔时其上有可能雕刻有花纹（有可能是椀花结带纹或莲花蕃草纹），只是年深日久石材表面已完全毁坏并用水泥抹平了，抑或是如洪武时期须弥座做法一样，做出户门开光而不刻花纹。束腰之上的上枭亦有一圈较小的俯莲，与上面的大仰莲构成一个仰俯莲结构，其外边缘略伸出束腰边缘。 3、金刚圈。金刚圈为6层收分结构、垒砌而成的翘角条石，将塔瓶高高托起，似在表现火焰升腾之状，亦有资料解释其为层叠仰莲，此说尚待商榷。此种样式的藏式佛塔在现有已知资料中相当少见，而多数覆钵塔金刚圈为层叠圆形结构。 4、塔瓶。上部塔基之上为一层宽厚的俯莲，上置塔瓶。根据残留痕迹来看，塔瓶外表曾涂刷白垩，经多年的风雨剥蚀，已露出内部垒砌的青砖结构。塔瓶四方下部均嵌有形制一样的石制佛龛 (眼光门)，龛楣及龛门两侧柱壁雕刻六拏具：龛楣中央为大鹏金翅鸟（Garuda），双足踩踏两侧龙女菩萨的足面，左右两尊龙女菩萨皆作双手合十状，面向金翅鸟虔诚顶礼，再两侧为摩羯鱼（Makara），昂头向外，龛楣除尊神外环饰圆头缠枝纹，质朴生动；龛门柱壁由上而下分三层，分别是回头羊，回头狮和象，皆立于单层俯莲上，其周围环刻西番莲纹。惟各龛均受损严重，六拏具组合多残缺不全，轻者仅面部凿毁，重者则连同石材也被完全捣毁。各龛内均供奉一尊佛像，除东向一尊外保存尚好。佛像全跏趺坐安供于无束腰带连珠纹仰俯莲台座上，台座下饰条石中央浅雕简洁近概念化的莲花，两侧雕刻的纹饰亦素雅简洁，似与金刚杵纹饰有关，在明代颇为常见。南向一龛佛像保存尚好，只眼鼻稍损，左手作禅定印，右手作触底降魔印，当是南方宝生佛，六拏具右下一象保存完整，其他均面部全损或局部损坏。西向一龛佛像完整，双手结定印，当是西方阿弥陀佛，六拏具左侧狮象完好，右侧摩羯鱼及羊连同石构建全毁，其余尊像均面部无存。北向一龛保存最好，佛像左手结定印，右手手指风化当胸作无畏印，当是北方不动佛，各尊像只左狮右象及右摩羯鱼完整，二龙女及金翅鸟几乎全被凿平，左侧摩羯鱼石构件残毁，其余面部损毁。东向一龛毁坏较甚，金翅鸟上身已毁，右侧门柱从龙女菩萨以下全部凿毁，左侧尊像亦大半毁坏，龛内佛像右臂断失，似作触地印或与愿印，左手作定印，当是东方阿閦佛，各龛内外及尊像身体均留有朱色痕迹，想必当年各龛均有着色，颜色经年日久恐已变化，已很难确定当初是否为红色。但对于断代则颇有意义，此留下文继续讨论。（图5m/5-3 白塔庵塔正南眼光门 见下图） 5、塔刹。塔刹部分由下向上分为三个部分，即刹座、相轮、伞盖、宝瓶。刹座结构略同于塔座，为十字折角形制，由上下两层端部翘角条石和中间的须弥座组成。须弥座所施束腰及上下枭皆无雕饰，显得朴实无华。刹座上为莲台，仰俯莲单线阴刻，并且交错相接，中间刻有一圈大而饱满的联珠纹。莲台以上为相轮，亦称十三天，由十一层由下而上半径逐步收缩的石质轮盘垒叠而成。其上即为伞盖，此伞盖为黄铜所制，形制较为独特，外观模仿裙摆状的帷幔，布纹褶绉均匀齐整，如同清风吹拂之状，非常生动写实。下摆部分铸有华美的璎珞珠玔，下摆上部为两圈饱满细密的联珠纹，在两圈之间是横向的且是交替排列的金刚杵与宝珠纹，上部为一圈连续排列的朝上的如意云装饰，线条流畅自然，整个伞盖显得异常精细。伞盖以上是宝瓶，亦为黄铜制，瓶身器形如钵，瓶颈短粗，一条飘带拂过瓶身，在瓶身两侧肩部环绕成结，飘带两端向下弯转后向上分为两头飞扬而出，显得非常飘逸。宝瓶瓶口有一圈宝珠纹饰，瓶口以上残缺，根据现存佛塔样式，当为摩尼宝珠或是金刚铃。伞盖连同宝瓶时代风格比较明显，留待下文继续讨论。 2、藏式佛塔样式的演变和白塔庵塔的形制 在藏传佛教相关经典中，佛塔主要有八种样式，即为纪念释迦一生八大宏化而建立的如来八塔（de-bzhin-gshegs-pavi-mchod-rten-rgyad）即莲聚塔（pad-spungs-mchod-rten）、菩提塔（byang-chen-mchod-rten）、多门塔（sgo-mang-mchod-ren）、神变塔（cho-vphrul-mchod-rten）、天降塔（lha-babs-mchod-rten）、和合塔（dbyen-bzlum-mchod-rten）、加持塔（byin-brlabs-mchod-rten）和涅磐塔（rnam-rgyal-mchod-rten）八种样式的覆钵塔。而大多数的塔均为其中的大菩提塔（byang-chen-mchod-rten）样式，为的是纪念佛成等正觉而造，在信仰藏传佛教的地区是最为流行的一种佛塔样式。按最初佛塔的功能是佛陀涅磐之后，保藏佛骨舍利的纪念物，是在家俗人和出家僧人所共同崇拜和遥想佛陀的对象。在藏传佛教的修行观念之中，佛塔的各个部分均被赋予了宗教涵义，佛塔上的莲花象征六随念， 塔基象征十善之土地，塔阶象征四随念，塔藏象征佛的法力，塔瓶象征了菩提心，相轮象征十力和三近住，伞盖象征智悲双运和降伏四魔，塔铃象征六十四个梵音，太阳和半月象征二先知，总之综合起来佛塔象征了佛的'道'和'果'。 在漫长的岁月里随着宗教实践的发展，大菩提塔式在后宏期以后的各个时代里风格迥异。从11世纪到13世纪中期左右，西藏以及信仰藏传佛教的西夏王朝乃至河西走廊一线均流行噶当塔，其形制较为统一，风格比较鲜明，典型特征主要有两点：一为塔瓶部分外形近似摇铃，肩部直削，底部稍微向外别出，且越往后底部撇出越不明显，到蒙元时期已近消失；二是整体尺寸比例，塔刹相轮及伞盖非常疏朗宽大，与塔瓶相比在整个塔身上所占比例较多，且塔刹底部相轮半径与顶部相轮半径相差较大。伞盖半径较大，呈圆盘状，塔刹顶部多为较大的日月，两侧出宝缯。时至今日存留下的大型建筑实物已非常稀少，而且大多经过后代整修，已经很难见其原貌了。而造像作品尚留下不少，可以更多的反映早期形制的原貌，如甘肃张掖马蹄寺山区所存二十余处塔龛，以及敏珠林寺藏三件黄铜噶当塔等。（图5m/5-4 敏珠林寺藏三件黄铜噶当塔之一，制作于11～13世纪 见下图） 13世纪末到14世纪元代到明初的时候，萨迦派依靠蒙元皇室在信仰上的尊崇与政治上的支持，成为了西藏乃至中央王朝占统治地位的教派，方使得覆钵塔开始广泛流行于内陆，并在同时与汉式做法相融合，亦使覆钵塔样式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塔基开始出现须弥台座，且多为双层须弥座结构，塔刹部分所占比例开始缩小，伞盖和底层相轮依然非常粗大，只是形体已开始向细瘦方向发展，伞盖依然半径较大呈圆盘状，塔瓶部分所占比例增大，且塔瓶形制为倒置酒杯状，外形扁而肥硕。塔顶多为葫芦宝瓶。风格与形制比较统一。（图5m/5-5 北京妙应寺元代白塔里面图 见下图） 到14世纪早期时，著名的布顿大师（Bu-ston-Rin-chen-grub）在其著作《大菩提塔样尺寸法》（Byang chub po’i mchod rten gyi tshad bzhuga so）中对大菩提塔的形制和尺寸进行了厘定与规范，（图5m/5-6 夏鲁寺门楼第三层布顿堂一世布顿塔 见下图) 成为后世特别是格鲁派建塔最权威的标准，并伴随着汉藏之间频繁的往来逐渐传播到了汉地，使得这种样式的覆钵塔样式开始广为流传，但同时前代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退。其标志性特征是塔刹部分所占比例开始缩减，底部相轮半径变小且与顶部相轮半径相差减小，使得塔刹部分变细，到后期甚至细如桅杆，伞盖半径亦缩小，所占比例亦减小。塔瓶变化多样，但整体趋势是不再饱满扁圆，开始向瘦劲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塔瓶下出现了较大的多层收分金刚圈，这是前代所未见者。风格样式变化较多，形制不如前代统一，且有时同一件作品中不同部分风格时代亦有差异惟有装饰风格较具时代特征。总之此一时期新旧并行，样式多样，处在风格转型期，到正统后新样塔式方完全取代前期样式。明代中叶之后，藏式佛塔已逐渐已成为一时风气为汉人所接受，汉传佛教寺院高僧的墓塔亦多采用覆钵塔式，现存实物较多，但有准确年代的实物较少，大多为规模较小的僧人墓塔，且塔瓶消瘦，肩部削出一条棱线（最晚期棱线越清晰），棱线以下塔瓶外轮廓为内收直线，显得比较拘谨，一直到明晚期甚至到清代都是如此。（图5m/5-6 夏鲁寺门楼第三层布顿堂一世布顿塔 见上图）清代以后，汉地覆钵塔完全接受格鲁派的样式，开始定型化和规范化了，以北海永安寺白塔样式为基准开始重新走向统一，到清中叶又出现其他塔式在此不作讨论。 由此我们可以对白塔庵塔的形制进行如下分析：首先，白塔庵塔出现了方形石条累叠成多层收分结构的金刚圈，这在14世纪及其以前萨迦派式样的覆钵塔中是没有的，还有根据以上按时代排列的塔形来看，塔刹相轮细长，底部相轮半径较小，与元塔比较塔刹所占比例亦小，佛塔整体修长且各部比例与元塔不合，所以白塔庵塔的建塔时间应是在14世纪以后。白塔庵塔的塔瓶较瘦长，与多数元代时期塔瓶多为矮胖有很大区别，但与1301年建五台山塔院寺白塔塔瓶非常接近，与居庸关过街塔塔洞内刻多闻天王手托佛塔塔瓶亦近，塔瓶腹部曲线向内倾斜角度尚小，而和后世晚近的诸多佛塔没有相似者，且须弥座为较为典型规整的十字折角式，为13~14世纪通行的建筑做法，尚保留早期样式的痕迹，这在元明之际风格转型期亦在情理之中，另一方面，笔者注意到该塔金刚圈条石两端作翘角状，这与早期至大四年(1311)镇江西津渡过街塔塔基做法一样，所以笔者推断建塔时间不会太晚，时代大概在15世纪或稍后。 3、塔瓶佛龛的图像风格 在明代早期，为了安定西部边疆巩固自元以来西藏对于中央王朝的藩属关系，同时也基于皇帝本人对于藏传佛教信仰的极大兴趣，皇室对于藏传佛教的热衷远远超出明代其他何一个时期，很多高级别的僧人来往于内陆，在内陆进行隆重的法事活动为皇室祈福延寿，因之汉藏之间高级别的朝贡与回赐活动相当频繁，皇室对法事和赏赐所用物品的生产也颇为用心，注重全方面吸收西藏艺术的风格，所以这就直接导致了汉藏文化艺术的交流发展到了一个空前的顶峰。因之明代早期汉地的艺术强烈地受到来自西藏的影响，与汉地艺术相互结合形成了所谓汉藏艺术，保存了更多更纯藏式风格于内陆艺术作品中确实是不争的事实。到明代中叶以后，汉藏之间高等级的交往活动逐渐减少，取而代之为严格规定的例行朝贡，皇室对于藏传佛教的兴趣渐渐消退甚至在嘉靖时期曾经一度抑佛崇道，使得汉地佛教艺术在吸收西藏元素为我所用之后逐渐淡化了藏式色彩。这个大的历史背景对于我们理解白塔庵塔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3.1 尊像的风格和式样 首先，塔瓶四面开龛供奉佛像，这种样式在现存从元到清的覆钵塔中甚为罕见，白塔庵塔这种样式在现存古塔中几乎是一个孤立。在13世纪到14世纪中期，覆钵塔塔瓶并不开龛，至多只是雕刻有神像。而从14世纪后期开始，有塔瓶正面开一龛的例子，最早例子如夏鲁寺布顿堂一世布顿塔，以后的宣德元年五台山圆照寺憎宝利沙舍利塔和天顺二年的云南昆明妙湛寺金刚塔等。由此大致可以判断，白塔庵塔四面开佛龛这种形式是要晚一些才会出现的。 其次，从现存龛内四尊佛像来看，风格上也是比较鲜明的。这四尊佛像头顶螺发，肉髻（Usnisa）隆起，顶饰珠严，面庞宽阔丰腻，表情恬静，眼睛微睁平视，双眉若弓，中间微现白毫，眉骨与鼻梁相接，鼻部稍小稍成扁平状，下颌宽厚，圆滑温滑，嘴唇抿合宽平，上唇略薄，下唇稍厚，大耳垂肩，面容生动作沉思状。不饰耳铛，脖颈短粗，胸肌和臂膀饱满显得结实有力，身披汉藏结合样式袈裟，右袒覆肩，腰部围有褶皱的僧祗支，僧衣垂地，衣纹柔韧细腻，具有明代前期较为典型的写实意味，整体上体现了明代中期以前深受藏传佛教艺术浸染的佛教造像艺术的风格。另外，莲座仰俯莲之间装饰有大而浑圆的联珠纹，莲瓣宽大平滑圆润，不似明晚期以来莲瓣越发窄长鼓胀的样式，具有明代中前期的风格特点。 再次，从佛龛本身来分析，在图像上眼光门上的六拏具组合，即金翅鸟（Garuda）、龙女（Naga）、摩羯鱼（makara）、羊、狮和象。内陆现存的材料主要集中在十五世纪以及17世纪以后，16世纪的基准作品几乎没有，而通过上面四面开龛的形制分析，白塔庵六拏具的时代不大可能在15世纪中期以前，且白塔庵六拏具雕刻工艺较为一般，形象较为呆板、简略和拘谨，缺乏动感和活力，较为模式化，与现在留存的15世纪早期那种精美绝伦、生动自然的作品比较，风格确实差异较大，的确也能证实这一点。另外从图像学的角度看，此六拏具的图像学亦不标准，如羊身没有羽翼，羊的姿态如缓步向前而非后足站立前足扬起状等，应该是时代越晚图像越不规范和所致。另外龙女作合十印也值得注意，明代龙女多面向金翅鸟而双手向斜外侧上展或托宝珠，作合十印者绝少。颇为有趣的是，明早期南京的大报恩寺琉璃塔门琉璃构件六拏具龙女作合十印。此中的原委尚有待于深入研究，但笔者仍然相信，这与中原汉人观念的渗入应该是有直接关系的，而且在图像学上基本可以排除此塔建于十五世纪早中期的可能性。 我们再与现在汉地已知15世纪最晚的六拏具作品1473年完工的北京真觉寺金刚宝座塔门楣上的六拏具进行对比，笔者认为其与白塔庵塔六拏具在动物形象上略微相近，惟缠枝纹纹样大不相同，后者纹样更繁复琐碎近趋概念化，缺乏前者缠枝那种追求缠枝韵律与曲线美的风格，相比而言前者与早期（14世纪末到15世纪初）根源于尼泊尔风格的缠枝纹装饰风格关系更为密切，而后者更多的体现了汉式装饰纹样的风格特征。也就是说这四组六拏具更可能是在15世纪后期以后，藏传佛教艺术潮流在汉地影响减弱的时候所雕凿的作品。 3.2 其他装饰风格 白塔庵塔的其他装饰主要集中在塔顶、伞盖、莲瓣和须弥座。 塔顶处为装饰飘带的宝瓶和伞盖，铸造工艺异常精美，自然流畅。（图5m/5-7 白塔庵塔塔顶宝瓶 见下图） 这使得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明早期这种样式就已经存在。而且结合诸多实物进行细致的比对之后，笔者认为白塔庵塔的宝瓶无论从外形样式到写实技巧方面更接近于明早期的样子，而与清代者距离较远。同时，笔者也注意到了宝瓶两侧装饰的飘带分出两头飞扬而出，显得轻盈飘逸，这种具有汉风的式样与15世纪早期那种来自西藏的那种厚硬的飘带褶皱样式不埒，却与正统年间智化寺的飘带装饰极为相似。而伞盖部分所铸的一圈珠串缨络一级上侧的双层连珠纹，无论从样式结构、工艺水平还是审美趣味都与15世纪汉藏风格造像流行的装饰如出一辙，可以说是15世纪特别是中期以前最常见的标准样式。再者，伞盖以上有一圈如意纹装饰，与宣德年间制作的众多赏赐西藏上层的青花僧帽上的如意纹基本一致。所以总的来看，伞盖和宝瓶的制作年代大致在15世纪中期，而通常来讲，佛塔在历代重修的过程中，最易被更换的部件就是这一部分，因之建塔的时间应该早于或者即是伞盖和宝瓶的制作年代。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须弥台座仰俯莲瓣较为宽大，上下宽度相差不大，呈扁平状，而且与晚明形成的那种莲瓣形成鼓包状的结构，花瓣中间还有一条棱线的样式完全不同，但与十五世纪的诸多作品如真觉寺金刚宝座塔的模式相近，说明这种莲瓣是早于明晚期的，但另一方面，莲瓣上的装饰较为模式化，且构图非常简化。当然我们不能武断地用工艺水平的特征来判断年代，但是与十五世纪现存的一些仰覆莲瓣进行比较的话，确实可以看出一定的时代差异。所以晚到十六世纪中期以前还是有可能的。同时笔者还注意到，须弥座下部石台外侧弧形线条体现出一种早期的样式，而且边角处圭角的云头的曲线是浑圆的，且大方疏朗不拥挤，以阴线刻画为之，显得很素雅。不似明代后期云头逐渐开始 变方拘谨，几朵云头开始显得较为拥挤，甚至发展到乾隆时期完全变成竖向长条方形的结构了。感觉时代应该是较早的。但是玛瑙柱子上的装饰纹样令人生疑，比较有时代特征的是柱中央和棱边出现了十字花的图案，在现存已知年代的石刻作品里，十五世纪的作品几乎没有，而明晚期万历到清代的则比比皆是，石台和玛瑙柱子的时代差异是明显的。而且耐人寻味的是，石台的石质颜色与其上的须弥座莲瓣和玛瑙柱子石质颜色不一样，显得更加古旧，颜色更深，此中原委尚待研究，在此先行存疑。（图5m/5-9 白塔庵塔塔基装饰 见下图）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各龛内均有红色涂漆痕迹，这与北京真觉寺成化九年（1473）的金刚宝座塔塔龛内涂刷红漆的现象吻合，均为猪血掺合米汤制成的漆料，用以保护造像免受风雨侵蚀。所以，笔者判断从这点工艺上的特点来看，白塔庵塔与金刚宝座塔的修造年代应该相差不远。 总之，通过诸多方面的包括形制样式、风格比较的途径，笔者认为，把建塔时间大约放在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是较为妥帖的。 4、白塔庵塔的兴建缘起 目前我们还很难从历史文献中找到确切的史料以说明建塔的目的。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明代自永乐以来，由于朝廷对于西藏来京的番僧待遇优厚，礼敬有加，在北京兴建并重修了很多寺院以供番僧居住，因此在京番僧迅速激增，以至于在永宣以后时常有言官奏请裁撤驻京僧人，并限制度僧人数。另外，永宣以后的英宗、景帝、宪宗、孝宗和武宗等历代皇帝大多佞信藏传佛教，封赏番僧泛滥无度，仅法王就封了23人之多，其他大国师、国师、禅师等封赐更多。虽然朝臣的反对声浪不绝于耳，但知道十六世纪初嘉靖皇帝即位开始崇道抑佛以后，才最终停止这种毫无节制的活动，留京番僧也急剧锐减，北京的藏传佛教也从此一蹶不振。 至迟在成化年间朝廷就已经有了“凡法王、国师死中国者，例该营造墓塔”的定制。按惯例来讲，朝廷的政策一般是为国师以上级别的番僧，也就是法王、佛子和大国师修建墓塔。从现存《明实录》中的史料来看，在十五世纪晚期到十六世纪初期，朝廷为国师以上番僧安葬修造墓塔有如下数条：
另外，从现存各种地方志和其他相关材料来看，最早提到在现存白塔庵塔位置有藏式佛塔的记载是在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中，此后乾隆时期纂修的《日下旧闻考》在收录《渌水亭杂识》记载的基础上，又加入了一些新材料，谨录文于下： 原：资福寺，明正统间僧圆升建，至嘉靖初尚膳太监马潮修之。中有山西按察司？事督理宣府边储四明钱俊民碑，书之者礼部左侍郎任丘李时也。殿前梵塔上勒片石，有壬寅三月三日字，未知何时所建。渌水亭杂识 [臣等谨按]资福寺，土人呼卧佛寺，已废。今西直门外大街迤南有寺数椽，亦名资福，乃寺僧移栖于此，而仍旧名耳。香炉一，款曰资福寺永远奉佛，万历丙子仲夏铸。其西空壤有仆碑，文已漫灭，碑阴尚膳监太监马海等字尚可辨，当即钱俊民所撰者。惟成德渌水亭杂识误马海名作潮，为未核耳。距碑数十武有塔，形制如妙应寺白塔，而高稍逊，中空为佛龛而无像设。南向门一，门额石刻云：多宝佛塔闻释迦佛说妙法莲花经，我能仁三展净土供多宝佛十方分身诸佛，云集一处，我身出现为听经故，千生少遇，万劫难逢，诸众同修，共成佛果。壬寅仲春三日造。渌水亭以仲春为三月，亦误也。”
其中白塔庵塔现状与文献中所载有所出入，他中空有佛龛，而现在塔基已经砌为砖石结构，南向还有一门，有门额石刻，现在均无。但是佛塔在历代修缮的过程中改变旧有本来面目的情况比比皆是，如妙应寺元代白塔就已与原建时样子相去甚远了。而且，国家画院在维修加固工程中，也曾拆除塔基青砖用于塔瓶修补，这必然对塔基结构产生变化。同样各种史地文献中，详述了这一地区的其他文化遗迹却未提到还有其他佛塔的存在，因此，我们可以初步认定以上录文中的“梵塔”就是白塔庵塔。 同时关于资福寺的早期记载有《宛署杂记》卷十九《僧道》：
资福寺，在白纸坊，正统初年敕赐今名。嘉靖初太监马海重修，佥事钱俊民记。
按《宛署杂记》成书于明末崇祯年间，当时资福寺尚在今天天宁寺附近，到康熙年间纳兰性德编著《渌水亭杂识》时候，寺已迁往西直门外迤西的位置了，想必是在明清易祚时迁来此处的，而此塔兴建年代不应晚于崇祯，所以此塔与资福寺应该没有关系，只是位置毗邻。而通过其他文献来看，关于这一地区周围的文化记载较为丰富，但是从未提到在白塔庵地区在明代中期及以前建有佛寺，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白塔庵塔的营建并不是作为一组寺院的组成部分，而是独立兴建的单体建筑。此外，从《明实录》的记载来看，单是建造一座佛子的墓塔就拨给了1500人的官军参与建设，可见明代为西藏驻京高级僧人建塔的规模是相当大的，这与白塔庵塔的巨大体量是相称的。所以结合上面提到的明廷为驻京高等番僧修造墓塔的惯例，以及现存白塔庵塔的规模，笔者倾向认为白塔庵塔是一座明代中期官方为某位大国师以上级别的高僧所建的墓塔。 如果这样的推论成立的话，我们可以大胆假设《日下旧闻考》记载门楣石刻上刻有的甲子纪年就是建塔时所刻，这就为探讨此塔的年代设定了数个坐标。有明一代共有四个年份为壬寅年，即永乐二十年（1422）、成化十八年（1482）、嘉靖二十一年（1542）和万历三十年（1602）。通过我们对于白塔庵塔的风格分析，不可能早到永乐或晚到万历，也不可能是道兴佛衰的嘉靖，那么最有可能的就是成化年间。也就是说，白塔庵塔最可能的建塔时间是成化十八年，即1482年。 巧合的是，从上文所录《明实录》高僧藏塔一表中，恰巧有一条是在成化十七年十月戊辰（1481年11月18日）诏命选官军1500人为大隆善护国寺西天佛子班卓藏卜建塔的记载，这与白塔庵塔是否存在联系呢？我们不得而知，在此笔者只能略作猜测和遐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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